第一章导论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
——老子
学习和掌握战略，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战略”，“什么是真正的战略”。这要了解战略最深层的涵义，了解中国战略原理以及正确看待中国战略在战略学科中的地位。
一、什么是战略？
战略，顾名思义，是指战争的方略或策略。它产生于军事领域，最早被解释为“统帅之道”。
时至今日，“战略”已经不是军事领域单独使用的一个概念了。许多领域都把自己的长远规划视为“战略”，如“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公司战略”、“文化战略”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超出军事范畴，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认识“战略”的内涵，理解“战略”概念。
实际上，“战略”自身有着更广泛的涵义，否则它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就广义上的“战略”而言，“战”是指对抗，“略”是指谋划。我们可以把广义上的“战略”理解为一种进行对抗的谋划。这种从广义上对“战略”所做的解释，就有了它的通用性。
对抗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成因于人类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正如中国古人所说：“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淮南子·兵略训》）当然，我们要特别强调，对抗分多种类型，一般竞争意义上的对抗，在人类道德允许范围内的对抗，是正常的；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手段损害他人利益而达成自己目的的对抗，是不正常的。对抗具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所以，“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淮南子·兵略训》）
对抗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对抗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这是一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抗，实际是一个关于力量的问题。“优”和“劣”反映了力量两种不同的形态。我们知道，“力”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对抗之中，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范畴。力量变化的规律以及运用力量的指导规律，也自然具有非常普遍的指导意义。历史上有许多战略理论家从“力量”这一逻辑起点出发，认识战争和其他对抗的规律和特点，因而总结出能够流传至今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
中国古人就是从“力”的范畴出发去理解和阐述“战略”的内涵。他们将战略称之为“治力之术”，这可以从《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记载的李世民与李靖的一段对话中体现出来。李世民问：“《孙子》所言治力何如？”李靖说：“‘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尔。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李世民听后说：“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李卫公问对·卷中》）《春秋》是一部论述当时中国国内各诸侯国之争的战略著作。邵雍在谈论《春秋》时也涉及到了“力”。他说：皇帝王霸者，《易》之体也；虞夏商周者，《书》之体也；文武周召者，《诗》之体也；秦晋齐楚者，《春秋》之体也。以化教劝率为道者，乃谓之《易》矣；以化教劝率为德者，乃谓之《书》矣；以化教率为功者，乃谓之《诗》矣；以化教劝率为力者，乃谓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则始焉，天地终则众焉，始终随乎天地者也。
一些国外的战略理论家将战略视为掌握力量的运用形式的代数学。法国战略理论家博福尔就曾这样谈到：战略“是一种运用力量使之对于政治策略目标的达到作出最有效贡献的艺术”。“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战略入门》，第5、6页）
力量对抗有“略”，也有“术”，因而有“战略”与“战术”之分。按照中国古人解释，“略”指“大略”、“要略”。《荀子·非相》中说：“略则举大”。战略的层次高，着眼于宏观和长远，在力量对抗中侧重于以力攻心，获得全局性的胜利。战术的层次较低，着眼于微观和眼前，在力量对抗中侧重于以力克力，获得局部性的胜利。所以说，战略是大智慧，是指导全局的而不是一般的对抗的谋划，不能同一般的谋略或权术划等号。
战略的宏观性和长远性，突出表现在它对力量综合性的运用上，并形成战略所具有的计划性和有序性。战略能够把力量各种要素和各种制约条件加以整理，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排列，然后提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形象地说，战略能够娴熟地弹动力量各种要素组成的键盘，奏出克敌制胜的组曲。
我们可以说，战略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它能够“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淮南子·兵略训》）战略之所以称为科学，是指它真实地反映了力量对抗的规律，有严密的理论体系。战略之所以称为是艺术，是指它多体现于实践的运用，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天地。有人认为，战略虽然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却能产生实际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的被发现，就使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战略能够明确地回答那些我们在各个领域中都必须回答的“做什么”，“如何做”和“用什么做”等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目标，途径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可视为是从宏观和长远上把握目标、力量与使用方法关系的科学和艺术。
战略是对抗的科学和艺术，是驾驭力量规律和运用力量达成自己目的的科学和艺术，是着眼于宏观和长远的科学和艺术。由此，广义战略的定义应当这样来表述：战略是着眼于宏观和长远的运用力量对抗求胜的科学和艺术。
认识战略，仅仅通过概念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要通过一种感受去领悟。经过从事战略研究和战略实践的人都会多多少少地产生这种感受。中国明代学者冯梦龙先生对“大智之人”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实际上就是一种战略的感受。通过这种感受，我们可以形象地了解到什么是战略，进一步认识战略的宏观与长远的本质特征。冯梦龙先生说：“智慧没有固定的模式，以善于顺应形势者为最高。所以愚人千虑或有一得，聪明人千虑亦有一失。而大智之人遇事能应付自如，无需经过千思万想。他人取其微末，我则执其大端；他人看得近，我则觑得远；他人愈忙愈乱，我则以逸待劳；他人束手无策，我则游刃有余。正因为如此，所以难事遇到他就变易了，大事遇到他就化小了。他观察事物，入于无声息的毫芒之微；他举止行动，出入意想思考之外。”（《智囊补》，（明）冯梦龙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想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战略作为一种大智慧，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学科专业，不是建立在单一的知识基础之上。战略需要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哲学和历史知识，需要对各方面知识的本质进行综合性的认识和整理。战略的知识与一般认知和智慧是两回事，它不是知识简单的堆积，不是材料的拼凑，而需要有一种意识，一种感觉，一种气势。这不是一般性学习所能掌握的，需要修炼。战略并不等同于谈战略问题，它不是论据的排列，而表现在深刻鲜明的思想和观点上；它不是长篇大论，而是言简意赅，能够辩证认识事物最本质的联系，深刻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战略入门容易，但入道很难。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涉足战略的。懂战略的人与不懂战略的人很难沟通，前者要说服后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二、真正的战略在中国
有些外国人甚至也包括一些中国人，认为战略产生于外国而不是中国。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从外国引进“战略”一词。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早在春秋时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战略思想。中国战略思想已经对力量的对抗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达到了哲学的层次，具有十分明显的辩证和宏观思维的特征。《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成熟之作。《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兵经》，都已远远超出军事范畴揭示了战略最深层的一些原理。到了东晋时期，中国的司马彪写出了《战略》一书。它不仅是世界战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而且要比西方国家同类专著早上几百年。
我们注意到，早在西方国家对战争现象进行直观描述的时候，中国古人已对战略做了深刻和全面的理论概括。
关于战略的基本范畴方面，中国古人谈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孙子兵法·兵势》）在这些话中，明确提出了“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对立统一范畴。这些范畴都是至今战略领域仍在使用的最基本范畴。
关于战略的相关要素方面，中国古人指出，“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兵法·始计》）这里所提到的“道”、“天”、“地”、“将”、“法”，都是现在战略领域所关注的一些最基本的相关要素。
关于战略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人谈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五十一章》）“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淮南子·兵略训》）中国古人用十分简练的语言，描绘了战略整体全貌，揭示了战略最本质的逻辑结构。在这种描绘和揭示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
关于力量生成及对抗的规律，中国的古人指出，“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兵法·军形》）这句话告诉我们，获得胜利，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力量的对比取决双方力量的数量和质量，力量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国家的大小、贫富等的各种综合条件。在对抗中要想获得胜利，必须遵循强胜弱败的客观规律。
关于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人也给予了高度的提炼和概括。例如，孙子说过：“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孙子兵法·虚实》）“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兵法·军争》）庄子的“论剑”说，也讲到这一点：“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庄子·说剑》）《淮南子·兵略训》的作者也谈到，“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
我相信，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战略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肯定的结论：真正的战略在中国，在中国祖先深邃的思辩的理论之中。德国的鲁登道夫曾说过，他读过《孙子兵法》之后，佩服中国人，佩服古代中国人。美国的柯林斯也说过，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插图：孙武塑像，《中国军事通史》2卷）
（插图：《孙子兵法》书影，《中国军事通史》2卷）
三、中国为什么能够产生真正的战略？
真正的战略在中国产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影响上。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强调“返本复始”，注重对“本一”的探求，坚持在把握“本一”的基础上描绘周围的世界，融会贯通地认识和解决周围现实的问题。这个“本一”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道”或“理”。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两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天人”、“身心”、“内外”、“物我”高度合一。在中国古人看来，“本一”是主客观统一的，不能够对立或割裂开来看待。另外，这种主客观统一的“本一”不仅要有客观的描述和分析，更要有主观的感悟和意会。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还表现出有些人所说的“内学”特征。这里，涉及到一个用什么方式体验概念的问题。曾有人谈到，概念，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用直觉得到的概念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中国古代学者属于后者。
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两幅描述战争的图画来说明这个问题。西班牙的勒文特悬岩上，有一幅原始人绘制的作战图。在这幅图上，有一群手执弓箭的战士正在追赶另一群战士。右面是进攻群，左面是防守群。进攻战士行动迅速，勇往直前，并且不停地射出如雨的箭矢。中箭的防守者，忍痛缩起了身子，却至死不降。防守群的前面站着四个担任先锋的射手，正在顽强地抗击着进攻者的进逼。同样是对原始战争的描述，中国的祖先们则采用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手法。河南临汝县出土了一幅母系氏族时代的彩陶画，被专家认定为原始战争的记录。画面上，一只白鹳衔着一条鱼，旁边竖着一把斧头。它表示以白鹳为图腾的部落战胜了以鱼为图腾的部落。
（插图：新石器时代的鹳斧图，《中国军事通史》1卷）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实际是在用意念探索身外的终极原理，达到一种心会神融的境界。宋朝一位名叫张怀的学者，在为一幅画作后序时写了一段话，讲了这层意思。他写道：“人为万物之最灵者也，故合于画，造乎理者，能画物之妙。昧于理者，则失物之真；为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焉。故昧于理者，心为绪使，性为物迁，密于层丰，老于利欲，徒为笔墨所使哉，安足以与天地之争哉？”
第二个特征是高度的抽象、精练和浓缩。杨振宁在谈到中国文化与科学时，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既然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追求一个‘理’，用什么方法来追求这个‘理’呢？传统中国文化如何来求‘理’？如果仔细分析，我想会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方法就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处的一些现象，或者一些状态，归纳成一个最终的‘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中国人思考、求知，具有一种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的明显特征，有人称之为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参考消息》2000年3月8日）
认识中国特有的传统思维方式，不能不提到中国特有的文字。中国的方块字，具有象形、指事、意会等多种功能，具有西方文字无法比拟的巨大的信息包容量。中国的一两个字，包含有许多东西，描述了很大的画面，甚至概括了整个世界。西方人描述战争场面，大多用很长的文字，而中国人只用了“血流漂杵”四个字。中国文字还能达成比较完美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国的字，既是字，也是画，既表现了“物”，也表现了“我”。中国国画中的“大写意”和中国的书法的“狂草”，非常典型地表现这一点。
高度的抽象、精练和浓缩的特征，导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强调宏观，忽略微观；强调整体，忽略具体；强调“全真”，忽略“写实”；强调意会性的感悟，忽略严格的逻辑推理；强调彼此的同构，忽略彼此的分立。应当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它的不足，但在把握宏观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恰恰是西方思维方式所不具备的。例如，西方思维过于“直线”，在对高层次理性问题的认识上过于呆板和机械，不如中国人灵活和变通；在艺术表现方面，西方文化无法完美体现主客观的统一，不得不在夸张和扭曲作品上来表现自我，导致了“毕加索现象”和令人费解的“现代派现象”。
战略是把握宏观的科学和艺术。中国战略的精深来自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上述优势。战略是一种高深的学问，战略的真谛很难用逻辑方法触摸到，恰恰是中国的整体思维和独特的文字，能够完整地展现世界表象后面必须用理性感悟的东西，能够提出最有深度的战略思想。只有触及本质，才能旁通万物。中国古人善用宏观和整体的思维方法，善用形象的比喻，通过意会触及到了战略的本质，说明了战略深奥道理，形成了精深的中国战略思想。
中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使中国战略具有与西方战略完全不同的“守道”、“守柔”的风格。关于中国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我国著名文化史学者钱穆先生有过一段精辟论述。他说：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其所以为战胜与克服之资者，亦不能单恃其自身，于是而有深刻“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之工具为马，海滨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非此即无以克服外面之自然而获生存。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通”、“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参见《书剑飘逸》，宫玉振、赵海军著，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中国战略的形成与中国“内圣外王”传统哲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内圣”，是加强内心的修养，培养圣人品格；所谓“外王”，并不是一定要争王位，而是要有所作为，要驾驭社会发展，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内圣外王”的这种追求，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精英研究战略，塑造“王者”素质和风范，掌握这种能够成就大事的学问。
我还想说明一下中国战略与兵家的关系。战略作为一种运用力量进行对抗的科学和艺术，最早形成于军事领域。同样，中国战略思想大多和最先集中体现在中国兵家思想之中，体现于中国博大精深的兵书体系之中。兵家集中了儒、法、墨、道的主要思想，如《黄石公三略》一书，就杂采了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法、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重柔。这样，最早产生于兵家的中国战略，能够博采众长，集中国传统思想于一体，克服了许多学派之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不过，应当指出，中国战略反映中国道家的思想要多一些，在它的风格中更多体现出“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抱朴子内篇·明本》）的道家品质。
（插图：老子像，《中国军事通史》2卷）
四、中国战略的本质与体系框架
中国的战略在本质上是和平。战略是竞争的学问，但中国古人是从维护和平的目的出发谈论战略，由“不争”出发而谈“争”，由“合理之争”来达成“不争”，强调“争者有道”，“不争之争”。正如老子所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老子的“不争”思想，不是否定合理的正常的竞争，而是强调把竞争规范在社会承认的道德范围之内，反对用残酷的非人道手段进行竞争。老子主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老子·六十八章》）
在中国战略中，还大量浸透着“以礼止争”、“以义止争”的思想。这需要我们理解荀子在对“礼”解释时所说的这样一段话：“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冲突源于“争”，“争”源于“欲”与“物”的矛盾，以“礼”制“欲”而止“争”，是儒家的想法。
中国战略，首先强调“不争”，主张以“礼”、“义”等“不争”的手段来化解“争”。同时，中国战略也承认“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强调扶植“正义之争”、“合理之争”，将“争”纳入进步、正常的规道。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中国战略的和平本质，就象武术强调武德一样，将高深的中国战略用于“为万世开太平”正义的事业。
中国战略有着自己的体系框架。中国战略的逻辑起点是“胜”。人类社会各式各样集团之间的对抗是普遍存在的，而这种对抗所追求的就是一个“胜”字。怎样才能获“胜”？这就要靠物质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对抗就是一种力量与力量的较量。战略无非是运用力量求胜的一种科学和艺术。因此，“力”作为赢得对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和手段，展示了人类社会对抗过程强胜弱败的基本规律，成为贯穿战略体系始终的逻辑主线。中国战略围绕这一主线展开了它的全部内容：“力”合于“利”而动；“力”得于“道”而强；“力”示于“形”而显；“力”乘于“势”而发；“力”守于“柔”而用；“力”依于“知”而施；“力”集于“专”而聚；力合于“度”而衡；“力”基于“奇”而神；“力”行于“变”而活；“力”归于“致”而终。
本书用上面十三个单字范畴构成了中国战略原理的体系框架。这十三个单字范畴的内在逻辑关系表现为：“胜”是战略追求的目标。“力”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条件和手段，是战略的物质基础。“利”是力量运用的根本动因，“道”是力量运用所遵循的道义准则和规律，这两者是决定力量运用的内在因素，是力量运用的基本战略依据。“形”是力量的外在表现，“势”是指力量综合借助外在条件发生最佳作用时的一种外在形态，这两者是力量发挥作用的外在因素，是展示战略艺术的两个基本着眼点。“柔”是综合上面与力量相关诸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战略理念，是力量运用的核心战略思想。“知”强调对双方力量的信息获取和正确思维，“专”强调集中力量，“度”强调力量的平衡与使用时机，“奇”强调出其不意运用力量，“变”强调力量在时空中灵活组合，“致”强调战略对抗的主动权和基本对抗方式以及运用力量的作用点。这六个范畴是“柔”这一核心战略思想的展开，是力量对抗过程中战略指导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