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后，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运用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中国国内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见解，有些观点引起了一定的争论。比如，某知名专家曾经撰文，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国家政治实力及其运用。对此观点不少人不同意，本人也不赞成。本文中试图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两种划分方法入手，明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概念和性质；再探讨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作更深入的认识；并结合中国国家形象存在的问题，就中国崛起过程中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运用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两种划分方法
软实力指什么？硬实力指这么？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必须搞清楚软实力和硬实力是如何划分的。
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国家的实力就是其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力量的总和。这个论断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若就这几个组成部分对国家总体实力贡献或影响大小作进一步的比较，显然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依照其贡献或影响的大小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应该是：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
如果把那些贡献和影响较大的组成部分称作是硬实力，那些贡献和影响较小的组成部分称作是软实力，那么很明显军事力量就是国家实力中最强的硬实力，而文化力量则是国家实力中最强的软实力。这种区分法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说明文化力量而非政治力量才算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
上面是第一种对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划分方法。它虽然说明了一定的问题，但并不是约瑟夫·奈提出和强调软实力重要性的原意。因为它仍处在对国家实力表面性分析水平上，充其量给出了国家实力中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部分的软硬度而已。国家实力中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实质上还是国家实力的硬件。真正深刻认识软实力的特征及其重要性，还必须从软件和硬件的角度对国家实力中软硬两种因素作出区分。
我们知道电脑机器中有硬件和软件。硬件是构成电脑机器的各个物理组件，它只具有元部件的意义；软件是控制电脑机器的灵魂，它具有功能意义。软件的功能性作用把各部分硬件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使之按照人的目的发挥特定功能。硬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因素，软件则是看不见、也摸不到的功能因素，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性的东西。这就是电脑机器中软件和硬件的区别。
此外，软件和硬件作为电脑机器中两种不同性质的因素，是可以分离的。也就是说软件和硬件不是并列的关系（如各个硬件之间就是并列的关系），而是相互平行结合的关系。同样一组硬件，与不同的软件相结合，就能发挥出不同的功能。如果没有软件，硬件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软件在电脑机器中具有覆盖全部硬件的功能性意义。
将电脑机器中软件和硬件的关系运用到国家机器中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上，可以认为，国家机器实力所有的组成部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都不过是国家机器实力的硬件因素，或称硬实力；那么国家机器实力中的软件因素，或称软实力，就是联结这些硬实力因素并使之发挥特定功能的思想性的东西。因此，国家的软实力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些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
这是第二种对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划分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国家实力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种因素，硬实力是对构成国家实力各个组成方面的力量的统称，而软实力则是能统领硬实力、使其发挥特定功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影响力的统称。硬实力是物质性的存在，软实力是精神性的存在，它们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力量因素。硬实力既是和软实力相互分离的，又是在现实中与软实力相结合从而发挥特定的功能。
把上述两种关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划分方法相比较，可以看出第二种显然比第一种更准确、更深刻、更有价值，也更符合约瑟夫·奈提出和强调软实力重要性的本意。即使是以比较粗糙的第一种方法来看，政治实力也不能被当作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更不用说以第二种方法来看，政治实力甚至连国家软实力也算不上了。
举个例子。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是一种特殊的国际政治权力，因而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和外交硬实力，对此应该不会有异议。但拥有这种特殊的政治和外交硬实力，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拥有相应的政治和外交软实力，因为软实力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因素。只有当这种特殊的政治和外交硬实力在使用时是符合公认的国际道义准则和普世性的价值观时，它才能同时拥有了强大的软实力。
二、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第一节中分析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划分方法。为了更好地理解软实力和硬实力，特别是软实力的重要性，需要对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研究，以便从中找出更多的启示。
表面上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似乎并无直接关系，但若把二者对照，可以发现，国家实力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国家利益则分为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在国家实力中，硬实力是国家所拥有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力量的总和，这些均是看得见的物质性力量，而软实力则是国家所拥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总和，这些均是看不见的思想性力量，体现在对人类精神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上。相应地，在国家利益中，现实利益是一种看得到的眼前利益，而长远利益则是一种看不到的潜在利益，只能用战略性思维来分析、把握。
那么能不能把国家实力中的硬实力与国家利益中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而把国家实力中的软实力与国家利益中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呢？若进一步问什么是国家利益，就会发现这样的联系不是没有道理的。
何为国家利益？就构成而言，国家利益分为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利益等几个方面。而从现实的层面看，国家利益就表现为当前状态下国家在这几个方面的利益存在，是眼前的物质性利益；若再从长远的层面看，国家利益就存在于这几个方面利益的未来发展之中，是规划中的目标利益。以是观之，国家的现实利益正是国家的硬实力所在，而国家的长远利益正是国家的软实力所要追求的目标和结果。
因此，把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把国家的硬实力看作是国家的现实利益存在，维护国家的现实利益就是维持和保有国家的硬实力；国家的软实力就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所在，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就是维持和保有国家的软实力。
前面说过，软实力和硬实力是可以相互分离的，而国家的长远利益也是可以和现实利益暂时分开的，甚至在某些阶段还是矛盾的。此外，软实力覆盖和凌驾于硬实力之上，而国家的长远利益也对现实利益起着最终牵引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国际关系史上那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举几个美国对外关系的例子为证。
一个是美国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冷战时期，为了帮助阿富汗抵抗前苏联的入侵，美国出钱出武器在军事上扶持伊斯兰游击队抵抗组织，其中包括本·拉登。而在前苏联垮台后，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激进势力成为全球性的主要危害时，美国又发动了反恐战争，追剿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份子。这并不奇怪。美国过去支持本·拉登，是为了对付前苏联的主要威胁，是出于其现实利益的需要；现在要消灭本·拉登，则是为了抑制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上升，又是符合其长远利益需要的。
另一个是美国与萨达姆政权的关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朗政权，美国曾在两伊战争中大力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两伊战争结束后，自视有功的萨达姆变得越来越骄狂，于是美国对其先后进行两次军事打击，将他赶下台，还最终将其处死。这一拉一打符合美国政府处理国家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的一贯立场和方法。
还有一个美国与日本关系的例子。今年七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日本政府的一再反对，一致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罪行的决议。这让日本政府和一些日本人很难接受。因为他们认为，既然美国把日本当作亚洲最重要的军事盟友，就不该不顾日本的感受坚持作出这一决议。其实美国并非不重视日本这个军事盟友。出于国家现实利益的需要，美国肯定会保持和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但从长远战略考虑，美国又不能不对日本国内日益膨胀的右翼势力加以防控，否则这势必会损及美国的长远利益。
三、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
通过上面两节的比较分析，我们认识到软实力是一种与硬实力根本不同的国家实力因素，前者属于精神性的力量，后者属于物质性的力量。在国家实力的运用中，硬实力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手段，而软实力则是核心的精神指导思想。因此，软实力的运用对硬实力的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是整个国家实力中的灵魂。
此外还认识到，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国家利益中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分别对应着国家实力中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因素。对国家利益中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及其关系的认识，能够深化我们对国家实力中软实力和硬实力及其关系的认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个关于软实力和硬实力关系的重要结论：
1．软实力是超越硬实力的核心力量因素
软实力不是与硬实力并列的实力因素，而是凌驾于硬实力之上的核心因素。它覆盖国家硬实力中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使其在整体上发挥特定的功能。一方面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性质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软实力又存在于硬实力的各个方面之中，并通过它们得以运用。在国家硬实力的各个组成方面中，文化实力最接近于软实力的范畴，政治实力则属于相当强的硬实力范畴。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这种关系，可以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关系来诠释。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硬实力具有阳的特性，存在于国家实力的表面，其运用也很容易看到；软实力具有阴的特性，依附和隐藏于硬实力之中，通过硬实力的发挥来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一起构成完整的国家实力及其运用。
2．软实力决定硬实力的运用方向
从软件和硬件的角度看，国家硬实力就表现为其所拥有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物质性力量总和，软实力就表现为其所代表和奉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思想性力量总和。国家如何运用其硬实力，不取决于硬实力本身，而取决于软实力的运用。软实力中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规定着硬实力的最终使用方向和硬实力使用的最终目的。
在国家实力的实际运用中，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是分开使用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软实力既可以与硬实力因素中的所有方面结合起来整体运用，也可以与硬实力因素中的某些或某个方面结合起来分别运用。如前面提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政治地位和身份，其实是一种很强的政治、外交硬实力，它在使用中，必然要受到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因素的支配和影响。
3．好的软实力可为硬实力发挥提供强大动力
软实力除了能够指导硬实力的运用，还能为硬实力的运用提供强大的支持。电脑机器中的硬件，如果没有很好的软件支撑，就不可能产生很强的功能。同样，如果没有好的软实力作支撑，国家机器中的硬实力也不可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最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软实力正是硬实力运用的内在动力。离开了软实力的推动，硬实力的发挥就要大大打折扣。
以美国的反恐战争为例。“9·11”事件让美国拥有了巨大的道义力量。美国政府善于把握机遇，高举反恐旗帜，实施国际反恐战略，最大程度上整和了各方面的国际力量，迅速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趁机插进了中亚地区。正因为很好地运用了这种道义上的软实力，美国才得以发挥其强大的军事、政治和外交硬实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以很小的代价成功地实现了其战略目标。
4．软实力决定硬实力的提升潜力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硬实力其实就是国家的现实利益存在，软实力则体现在国家的长远利益中。因此，以发展的眼光看，软实力又决定着硬实力的未来发展空间。成功的软实力及其运用，则能不断增强国家的硬实力，从而有助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反之，失败的软实力及其运用，则将削弱国家的硬实力，从而损害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还以美国为例。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继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之后，美国又推翻了长期盘踞在中东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最近还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其硬实力的发挥得到充分的展现和普遍的承认。然而与硬实力的成功发挥相反，美国的软实力运用却在走下坡路。原因就是布什政府过于迷信和依赖硬实力的发挥。为充分发挥其军事等国家硬实力，它不惜对内采取欺骗性舆论手段，对外强硬执行“单边主义”冒险政策，以至于在国内外都失去了人心和信任。布什政府在软实力运用上的失误，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使美国的整体国家实力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并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现在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四、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运用问题
当前，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国际社会，大都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重大进程中。这首先表现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来的世界第一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目前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经位列世界第四，而且即将超过第三位的德国。伴随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科技、文化、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
中国的实力增长主要是硬实力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在经济领域，世界各主要国家现在恐怕没人能忽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影响；在国际安全和外交领域，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比过去表现出更强的大国自信和成熟；在航天等高科技领域，中国也有着令人钦佩的成就和实力；在国防领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成就明显，信息化革命和建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汉语逐渐成为世界热门语言；中国还是世界上的体育强国，正准备在2008年举办首次奥运会。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中国硬实力快速提升和日益强大的证明。
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硬实力的日益强大，并不必然代表其软实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国家的硬实力主要体现在其所拥有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力量上，而国家的软实力则主要体现在其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上。虽然中国的硬实力增长非常显著，象一个世界明星广泛受到重视，但中国的软实力却没有象硬实力那样获得了明星效应，甚至反而还出现了一定的负增长。
中国软实力增长不佳甚或下降，集中体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但没有随着国家硬实力的增强而增强，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威胁论”。这种被动局面的形成和出现，已经有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最近还呈现出恶化趋势。这固然与某些国家和某些人别有用心的煽动和推波助澜有关，但同时也从反面暴露出中国软实力建设和运用一直存在着明显的不完善之处。正因为如此，才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以可趁之机。
更糟糕的将是，国家形象的整体负面性不只关系到中国软实力本身的发展，久而久之还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硬实力的发挥和发展。因为从长远看，软实力对硬实力的运用、发展和提升都起着最终的制约作用。好的软实力可以促进硬实力的发挥和发展，在整体上大大提升国家实力；反之，坏的软实力则会抑制硬实力的发挥和运用，从而阻碍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软实力发展落后和滞后的状态，中国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发挥自身的硬实力，也不可能维继目前硬实力发展的良好势头。
举例为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展现和进一步提升硬实力的历史性机遇，然而国际上却时常冒出某些抵制和诋毁北京奥运会的不和谐之音。有一种言论把北京奥运会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扯到一起，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能源方面与苏丹的合作，支持和鼓励了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阻碍了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还把这个问题与中国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实际上中国与苏丹的经济合作，是出于国家现实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和运用，这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中国在发挥硬实力的同时，还必须运用软实力因素，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促进达尔富尔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让国际社会放心，从而避免了给人以口舌。
未来，随着中国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硬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必将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纠纷、环保与气候变暖、国际反恐与安全、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困难和压力。鉴于此，中国就有必要未雨绸缪，亟待在国家软实力发展、建设和完善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设法从整体上改变和消除负面国家形象。《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中国的政治家应该善于“因利以制权”，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和从国家的软实力运用着手，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谋划和造就更大、更好、更有利的态势和空间。
宇以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