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十几年，现在到了振荡性调整期。我之所以说为振荡性调整期，一，制造业基本上被外国公司所笼断，中国要想发展大工业体系，就必须占居主导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利。二，消费能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这就说明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调整机制，使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合理或比较合理的空间，由投资性拉动经济发展调整为以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发展。三，房地产业到了高风险的临界点，如不适度宏调，势必为国内、外炒房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使房地产业振荡性涨、跌，从中谋取利益。于此同时，由于振荡性涨、跌，导致社会的整体性幻灭，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四，过度的金融开放，必然导致金融风险加大。有效防范风险的办法，除加大监管力度外，就是把金融开放控制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另外，单方向的对外开放，也需要平等、对等的双向开放。五，从政治文化由等级化向平等化调整，在提升收入的同时提升消费能力。
不利因素有：一，收入过度集中，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风险增大。二，贱卖行为不能有效控制，财富流失日趋严重。三，利益集团渗透到政府各个机构，游说，直接影响到决策层的决策。四，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偏移发展目标。五，灾后重建任务繁重，而且投入巨大，给保持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难度。而通货膨胀，粮食危机，石油价格大涨，都为未来的经济状态带来更多的测不准因素。
这个调整期大约三到五年，最快两年，但从主导经济发展的力量上看，三、二之数没戏，五年期能否达到目标呢？就目前的情况看，还不明朗、不清晰。
有利因素也不是没有，如：
第一，有识之士认识到，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一样重要，没有经济主权，就意味着政治主权的丧失。第二，有人意识到，消费能力决定经济发展质量。因此，可以这样说，在目前，消费能力达不到一定水平的平均值时，财富距离拉大是一种掏空经济发展基础的发展模式，是自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有人为什么一方面倡导效益优先的分配模式，一方面把妻子儿女和财富转移到国外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们清楚，经济发展基础一旦完全掏空，中国就会陷入灾难的深渊。第三，大灾之后，中国有三个觉醒，一是中华主体精神的觉醒，二是团结互助精神的觉醒，三是中国式民主精神的觉醒。并且意识到，中国如果继续以自利为自己的主体精神，如果以西方式民主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就走上了自我毁亡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要发展，要坚守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平等，就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式民主的新路。中国式民主新路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拥有票选权的同时拥有对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有人会问，我们从来没搞过民主，这样行么？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的是，中国真的没有搞过民主实践么？中国搞过，并且搞了十来年，这就是文革。但是，中国主流的一个认识就是，文革是中国的一场政治灾难。但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实践为什么没有给中国带来人们对民主的期待，相反，还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呢？我思索了很多年，结论只有一个：人民群众在行使民主权利时，缺少程序和制度。有人可能认为，我谈的是政治问题，与经济无关。其实，所谓政治问题就是个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的综合问题，人民群众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就根本不可能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因为，政治权利决定了经济权利。有人拷问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其实，要回答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并不难，那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宗旨是属合人民大众的意愿，还是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愿，如果属合人民大众的意愿，那就是属不属合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人民大众拥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有人从理论上极力否定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否定人民群众各种权利，从理论上就堵塞了党、群互动的通道。二是有理论，就有实践。这两种现象是可怕的，也是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的。第四，公民权利的觉醒。公民权利的觉醒，预示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激活。第五，京、沪高铁，灾后重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我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到了调整期？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三十年的中国，是走的一条国有与集体相结合、低消费、分配较为平均、有计划的发展路子，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活力，有人由此认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产权问题，二是分配平均问题，三是计划问题。于是，中国到了后三十年，首先解决的是平均和计划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人们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和存在的其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于是有人就把瞄准产权，以为产权问题的一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也都解决了。但是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三个问题的解决而消失，相反，经济的崎形发展越来越突显出问题的严重性。郎咸平先生曾经一再提醒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头热一头冷的可怕现象。他说的一头热一头冷，按我的理解，热的那头是虚拟经济，投机领域，比如说股票市场，炒房市场，而冷的那一头则是实体经济。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并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经济力量和规制力量――便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虚拟经济上，这个国家就步入了为别国输血的、灾难性的旅途。张宏良、仲大军、高梁、江涌、郎咸平等先生最早发现了经济崎形发展的严重后果，他们也一再撰文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和拯救中国经济的方法，但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产权改制使中国经济发展速迅，足以证明中国经验的正确，但其实，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奇迹不是来自于经济发展的机制动力，比如，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而是在牺牲消费能力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奇迹。这个奇迹为中国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灾难性陷阱。
现在这样说有人一定说我胡扯八练，因为，世界上各国，特别是世界主流经济学中从没有这种说法。如果我们不是从书本，而是从实际上分析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因，就是美国一直坚持，以不断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而不是靠削弱消费能力发展经济的。当然，中国的国情不允许中国学美国，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良知也不允许中国学美国，但中国在吃穿住行、日用家电上，只要人们以培育消费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就找到了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出路。
但是，在中国经济最需要进行一轮调整时，中国却进入了通涨期。这对中国经济调整是不利的，不是一般的不利，而是很不利，甚至有可能使中国失去这次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机会，因为，经济调整需要合理的物价上涨，也就是说，通过提升城市消费能力，进而提升农村的消费能力。我还认为，通涨只要保持在提升消费能力之下，并保持一定的距离，通涨率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合理的通涨率，在我看来是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逐步消除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因为，合理的通涨可以有效的使货币向农村流入，提升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但如果通涨的结果只是掏空或者叫削弱城乡消费能力，其结果最大的可能是灾难性的。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靠的是一群能人，也即精英，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推动向前发展，所谓向前发展，就是进一步提升精英对财富的占有率，削弱社会其它成员的消费能力，这样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事实上，贫富差距拉大并不仅仅是个公平合理的问题，也是个经济发展能力和党和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有人说，我是个经济学家，完全保持独立的立场，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也好，党和共和国的生死存亡也罢，这些都与我无关，但问题是，既然这些问题与他无关，当因为社会问题涉及到制度调整问题时，他们为什么又急匆匆的跳出来说不了呢？有人说，我这个东西并不单纯的讲经济问题，你又是个圈外人，又没有上过大学，无权谈你的经济问题，是呀，是这样，我是没上过大学，也没在高校中学过经济，但我在工作之余读过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问题的书算不算学习呢？有人一定会说不算，因为你没有文凭可以证明你的知识，再说你也没有进过经济研究所，所以你不懂经济，无权发言。坦率的说，我的大学在社会，我的经济研究所也在社会，不论是研究所所长也好，研究员也罢，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我是光杆司令。我也曾以流浪者的身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深入城市和乡村，深入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包括所到地方的农贸市场，了解他们的管理、运行、苦衷，我相信，所有自以为高贵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走村串户了解真实的中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下层人民最卑贱，不值得与之长聊，但在我看来，劳动人民最高贵、最爱国、最善良、最有智慧。
读过弗里德曼的人都知道，弗里德曼的经济专著，比如说“自由经济”，其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本资本自由决定政治自由的书，文章不是太长，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由此可知，那种把经济政治割裂开来的论调，不过是掩盖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真实目的而已，也由此可知，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单纯的经济问题，因为，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念，执政宗旨和制度机制，是决定经济命运的关键。资本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资本特权对人民权利的剥夺与践踏。或许，这才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说，没有中国人民对中国命运的决定权，便没有中国经济的良性调整。对于中国人民的权利问题，我曾经这样描绘过：对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表达权和分享权。
田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