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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的现象成为焦点，其可能的影响更是备受关注，尤其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岌岌可危。中国认为中国威胁论是一种根据冷战思维所形成的误解。美国花了十年的时间企图确认中国的意图，直到「和平崛起」成为中国既定的政策之后，美国才积极调整战略布局，企图围堵中国，防范它成为足以与美国匹敌的霸权。然而美国的战略目标缺乏清晰的界定，不但大幅影响亚太地区盟邦的支持度，也使美国陷于被动地位。反而中国的商机与和平攻势，使得中国在美国之外的世界大受欢迎。中美之间的交锋前后历经两位总书记与两位总统，各自如何因应，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中国崛起、和平崛起、中国、美国、亚太安全、霸权

壹、前言

「中国崛起（rise，或者觉醒awakening、兴起emerging）」是个发展中的复杂概念，它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意涵。中国距离成为一块「金砖」，据估计尚有40余年时间，况且这种预期能否成真，尚有许多变量，有些是未知的，有些则是已知的，譬如贫富不均、城乡差距大、东部与西部开发程度不一、国企改革困难、金融体系弊病丛生、呆帐坏帐高筑、贪污腐化严重、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这些已知的问题靠引进外资（包括管理与技术）只能解决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涉及到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和国际政治经济情势的展望，则有待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与国际环境的友善才可能解决。

然而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刚要迈入「起飞」阶段时，中国经济先富、军事后强的潜力，以及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可能意图，引起美国的积极关切，担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进而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经济利益。

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中国的领导人不论是过去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或现在的胡锦涛，也不论是否有雄才大略，都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对伟大的定义也许不同，但是他们对于情势可以影响使命进行是否顺利的认识，则并无不同。何时该忍让、何时该进尺、何时该大张旗鼓、何时该韬光养晦，他们势必会审时度势，量力而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能因为与人互利而交到朋友，也可能因为抢了别人地盘而逼出敌人，而中美两国到底是敌是友，「复杂互赖」使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是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有意朝向友好的方向努力，只不过害怕吃亏上当的心理，使得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背景，本文将就中国崛起的现象出现后，美国对其意涵的了解与相对应的策略，分成四个时期探讨，企图透过中国崛起的发展脉络，了解它对美国在界定敌友关系的影响，以及对美中关系的冲击。

貮、引导匡正期（1992-2000）

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推动改革开放之后，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美国行政当局虽经数度政党轮替，但一直对中国展现友好的态度，甚至连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老布什总统虽严词谴责中国政府使用暴力迫害学生，但考虑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安全与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只通过武器禁运和敏感科技限制出口，却否决多项由国会提出的经济制裁中国的法案，既给中国留了余地，也缓和了中美关系因为六四而带来的冲击。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起，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看法却开始出现杂音，部分学者不但没有因为苏联解体、国际权力结构向美国倾斜，而对美国霸权的巩固与扩张更有信心，反而视中国的快速经济成长为隐忧，认为中国是觉醒的巨龙，必将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与战略安全。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一时间蔚为风潮，相关的论述也迅速大量累积，围绕在中国以经济力支持军事扩张，中国飞弹挑战台海现状，中国间谍威胁美国安全等议题打转。「中国崛起」对他们而言，是「中国威胁」的同义词。

中国威胁论的源起，可能的原因除了中国的经济迅速成长使美国人忧心忡忡之外，天安门事件的结局提醒美国人中国有不同的政权本质，再加上天安门事件之后上台的总书记江泽民面对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主张反和平演变与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使得改革开放可能走上回头路。这些均使美国人有理由担心中美之间会走向新冷战。

担心的不只美国，改革开放的总舵手邓小平在面对改革开放停滞不前与国内反右气氛高涨，1992年1月展开南巡经济特区，一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改革开放的路线，进而迫使江泽民妥协，并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确立了这个路线。又因不放心江泽民、李鹏，故安排由朱镕基执行。

美国的学者在十四大之前的1992年9月就率先发难，高唱中国威胁论，引起许多共鸣。中国在面对这种说法时，起初是由学界出面辩护，否认中国有能力和意图与美国匹敌，强调那是冷战思维的欲加之罪，目的在阴谋孤立和围堵中国，以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官方的立场则是由江泽民于1993年11月趁出席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高峰会之便，在会前与柯林顿举行正式会谈，指出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方针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个方针的核心是不搞对抗，埋头建设，避免与美国形成新冷战，基本上是沿续邓小平的主张。

在此一时期，中国崛起的威胁性对美国而言是个认知（perception），对中国而言则是个误解（misperception），双方没有交集。柯林顿在第一个任期时，虽曾尝试把中国的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企图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改善中国的人权，但并未坚持，可能是基于商业利益的游说压力，以及中国展现的和平诚意，尤其是两岸协商出现原则性的共识，有助于台海的稳定，整个气氛有利于和解。

当中美关系正进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佳状况时，李登辉1995年6月的康奈尔大学之行几乎破坏了中国对美国「不搞对抗」的一切努力，中国忍不住在7月与8月进行军事演习和对台海试射飞弹，甚至在1996年2月美国宣布要与中国「扩大交往」后，中国仍于3月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前对台海试射飞弹，这些军事行动使得中国威胁论又找到着力点大张旗鼓。美国军方开始研拟在东亚布署「战区飞弹防御系统」（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的计划，并且就在江泽民1997年10月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前一个月，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美台反弹道飞弹合作法案》，以示认真。

TMD的计划如果成真，将使中美对抗走上不归路，中国不但将被美日安保与美台军事合作连手围堵，中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强烈反弹，视之为极端挑衅。柯林顿显然不愿意中美形成新冷战，对内，在江泽民访美的前两天向国内发表广播演说，企图缓和鹰派的攻势，他表示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是敌是友尚不确定，美国可以引导其走向。对外，与江泽民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既符合双方的利益，也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以中美三公报的原则为基础，就多项特定议题进行合作。而中美关系也在这个基调上，一直持续到柯林顿任期结束，其中包括柯林顿1998年在上海提出「新三不」（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条件的国际组织），以化解中国对美国支持台独的疑虑，因此即使有1999年5月北约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以及李登辉1999年7月提出的「特殊两国论」，均没有动摇中美关系。

参、百般刁难期（2001-2003）

进入21 世纪后，当中国威胁的相关论述大量出现并蔚为风潮，成为煞有介事的普遍观点时，美国政治学界大师John Mearsheimer的霸权论更是被广泛引述。他认为任何国家为了求生存，都会寻求权力的极大化，因此生存的保证不是权力均衡，而是霸权。他预言中美新冷战不可避免，原因是中国崛起必将称霸亚洲，而美国必无法忍让，双方必有激烈而危险的竞争。

新冷战的思维在政治圈也有卖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在竞选期间即强调中美之间应是「战略竞争关系」，而非柯林顿所「幻想」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中国利用经济成长发展战略核武和长程海空军事能力，并且对美从事的间谍活动已经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它继续迫害人权与宗教自由的事实，均与美国格格不入，所以它是美国的竞争者。尽管美国仍须利用贸易，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透过中国的富裕繁荣以形成推动自由民主的社会经济条件，但是中国一向不太遵守国际条约，所以美国政府应该强硬要求其履行承诺。

此一时期的中国崛起以及伴随而来的威胁，对2001年1月新上任的布什政府而言是个现象（phenomenon），不但排斥它而且企图扭转它，方法是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也是布什总统刚上任时的基调。然而这个基调在布什上台后不久，即因为南海军机擦撞事件的刺激而改变，对中国的立场从也强硬转变为温和。

一般均认为布什政府对中国转为温和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其实在911之前就已经转变，并且有许多事证，包括：

一、军机擦撞：2001年4月发生中美军机擦撞，导致中国战斗机坠毁，美国侦察机被挟持，迫降落海南岛，布什打电话给江泽民遭拒接，最后布什低调处理，对擦撞事件以及丧生的中国飞行员表示遗憾，中国以释放人机返美作为回报。尽管军机擦撞事件使得美军把解放军当成假想敌，两军形成对峙的局面也隐然成形，但是布什勉力维持现状与不希望此事影响中美关系的意图至为明显。

二、台湾问题：中美军机擦撞事件后不久，有观察家预料布什会以军售台湾报复中国，结果布什于四月底宣布同意出售八艘柴油潜舰给台湾，但却表示不会售予台湾配备先进远程雷达系统的神盾级驱逐舰（Aegis），神盾是中国较反对的军售项目，显示布什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审慎与克制。两天后他在电视上接受访问表示要「全力帮助台湾自卫」，这项说法引起中国高度关切。但布什在受访后当天就改变他的说法，表示中美关系的原则不变，避免了一场冲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所一贯坚持的原则是「一个中国」和「两岸的未来应以和平方式解决」，而军售台湾的目的在于维持现状，避免两岸因军力失衡而令一方认为有机可趁进而采取冒进的作法。布什政府对两岸的政策，基本上也沿续这个路线，避免美国卷入台海冲突。

三、中国人权：美国国务院在2001年2月下旬发表中国人权报告，指出中国人权情况恶化，迫害法轮功、少数民族、地下教会、以及政治异议人士。布什政府并于同年4月在日内瓦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提出谴责中国违反人权案。但是美国并未积极动员支持这项谴责案，因为美国当时根本没有常驻联合国的代表，该职位从布什上台后即告悬缺。

四、贸易关系：尽管美国批评中国迫害人权，除了天安门事件后的武器禁运以外，并没有其它具体制裁中国的措施，而布什即使在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切中，依旧像柯林顿一样，2001年5月再度把「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授予中国一年，并未接受部分国会议员把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的主张。

五、北京奥运：北京争取2008年奥运主办权的事，于2001年进入紧锣密鼓阶段，7月13日就会做出决定，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北京提出书面保证，如果北京获选，采访奥运的各国媒体可以四处采访，并且不得因政治、种族、或宗教因素歧视记者与参赛者，但这项呼吁遭到国际奥委会漠视。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遂转向美国求助施压，虽然美国国务院的咨询机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公开表示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认为奥运在中国举办会违背奥委会宪章所明订的促进全世界普遍尊重基本道德原则以及维护人类尊严等目的，但是布什政府官方的立场则是低调处理，表示不会干预选拔过程，使得北京顺利取得主办权。

六、双边对话：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后两周，国务卿鲍尔于2001年7月28日率领代表团前往北京，一方面是为布什总统参加当年十月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铺路，另一方面也是为改善美中关系而努力。此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代表团的成员以防止武器扩散和人权事务的官员为主，这种组成意味着鲍尔有意藉由加强双边对话，化解双方歧见，以期改善美中关系，而非一头认定中国不可能改变。鲍尔在北京访问结束时宣布，美中双边人权对话将重新展开，原先这项对话是在1999年5月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中断，虽然鲍尔的宣布并未伴随复谈的时间表，但能够获得中国方面口头同意，至少表示双方都有意透过加强对话改善关系。

七、武器扩散：在911之前，国务卿鲍尔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拜登（Joseph Biden, 德拉瓦州民主党）分别于2001年7月及8月访华时，都曾与中国领导人谈到武器扩散的议题，但中美双方没有达成共识。9月1日，布什政府径自宣布制裁「中国冶金设备公司」（China Metallurgical Equipment Corp），该公司违反柯林顿政府在2000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导弹技术不扩散协议，私自对巴基斯坦出口导弹零件及技术。布什政府除了取消该公司与美国的所有合同外，还扩及不再核发许可证给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火箭发射卫星和对中国提供卫星技术。这也是布什上台八个月以来对中国的唯一制裁（相较于布什在911之后的三年内，对中国企业进行了十次制裁，显得异常温和）。

八、中国定位：国务卿鲍尔（Colin Powell）在2001年7月访华后，包括鲍尔、国家安全顾问莱斯（Condoleezza Rice）、和国防部长伦斯斐（Richard Rumsfeld）在内的政府高层官员，均公开表示不再用「竞争者」来定位中国。有关这个定位转变的原因，他们均表示中美关系极为复杂，既有竞争也有合作，过度简化的定位，无法反映中美关系现实的多面性，「比较明智的作法是不要以一个词语界定中美关系」。这种用语的转变，反映出布什政府已经在战略思想上有所改变，避免把中国逼成敌人，因而重视中美关系的改善，企图除掉布什的竞选语言所形成的外交政策包袱。

不论布什选前对中国的立场是他的信念或是选举语言，在中美军机擦撞事件后，他的立场就有了显著的变化，很可能是这件事刺激的结果。中国把南海军机擦撞事件视为1999年炸馆事件的延续，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准备向美国讨回公道，使中美关系陷入冰点。而美军驰往南海营救的军机又差点与解放军发生空战，更把中美关系带入战争边缘。这个事件使得布什及其鹰派幕僚，包括莱斯和伦斯斐，认识到中国反扑的威力，因而开始反省与中国关系持续恶化对美国的利益所可能会造成的损害。而这个事件也使得布什政府的鸽派如鲍尔，有机会说服总统转而采取温和的立场对待中国。

鲍尔在中美军机擦撞事件前，在布什政府的外交团队内显得格格不入，他对伊拉克、北韩、和欧洲政策的谈话，往往被伦斯斐推翻。而布什本人则倾向于鹰派立场，他的单边主义作为否定了多项国际条约或议定书，受到举世的批评，但依然我行我素。

军机擦撞事件的发生，从管辖权来看，国防部有权处理善后，但是布什要求国防部长伦斯斐保持缄默，要求莱斯游说国会保持低调，让鲍尔可以放手处理，适足以说明鲍尔对处理此事的立场被布什接受。鲍尔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受到国会两党绝大多数议员的赞许，国会对布什上台后为化解这个重大外交危机所展现的忍耐与不卑不亢也表示肯定。布什上台后，对外政策方面唯有对中国立场率先出现软化的迹象，而且是在911之前，这个特例，很难不与中国在军机擦撞事件的强烈反弹联想在一起。而鲍尔对于布什的转变，显然也扮演了吃重的角色。

鲍尔的立场并非是一种创新，基本上是延续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既定框架。从尼克松时代以来，30多年来，美国历任的国务卿大多数都对中国采取务实的态度，希望能拉拢中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助力而非阻力，而这些国务卿如季辛吉、克里斯多福、海格、贝克、欧布莱特等，对中国的政策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框架，主要表现在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建构和遵行上面。国务院的官僚体系对于这个中美关系的框架，有着基本的尊重和支持，形成一种既定的长期政策，其中或因新的情势而做微调，但不致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有大幅的变动。

然而在其它方面，布什上台后维持强硬的作风，在外交政策上实行一连串单边主义措施，并且轻忽柯林顿政府移交政权时对反恐急迫性的忠告，致使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急于寻求举世支持反恐，以稳定世界秩序，并进而巩固美国岌岌可危的霸权地位，而中国的立即表态支持，本应该可以使美国有雪中送炭之感，进而使中美关系至少恢复到柯林顿时代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只不过实际的发展并非如此。

911之后，因为中国立即表态支持反恐，据报导布什政府为此考虑把中国列为反恐的潜在伙伴，同时为了加强与中国交流反恐情报，将要求在北京设立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并以解除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制裁作为交换条件，第一步将出口黑鹰(Black Hawk)直升机的零件给中国，用以汰换中国在198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黑鹰直升机已经老旧的零件。结果报导中的预测都没有实现，2001年10月布什趁赴上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高峰会之便，与江泽民就反恐进行协商，结果只与江泽民达成一项程序性共识，即建立「中美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反恐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对话频繁，也使得布什政府把对美国安全主要威胁的来源转移到恐怖主义，但中美关系并没有因为反恐而获得实质改善。布什在与江泽民的联合记者会中表示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虽然比起柯林顿与中国建立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少了「战略伙伴」的字眼，但布什也强调要与中国建立「坦诚、建设与合作」（candid,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的关系，似乎显示布什正走回柯林顿的中国政策。

然而，布什的重点却是放在「坦诚」而非「建设与合作」，证据是布什先是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企业领袖会议上明白指出，反恐行动不应被用来掩饰对少数民族的迫害，让与会的中国商业领袖尴尬，接着在与江泽民会谈中，也再度提出以上看法。然后，有关中国的宗教自由报告于2001年10月出炉，内容也严厉指责中国的宗教自由比一年前更为恶化。布什对中国人权的关切还反映在人口问题上，根据非政府组织「人口研究所」（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指控，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原本用来协助避孕、防止意外怀孕导致的堕胎、防止妇女因怀孕而患病或死亡、及防止婴幼儿夭折的资源，用来帮助中国政府进行妇女的强迫堕胎和节育，导致布什于2002年1月下令暂时不把国会的3400万美元拨款送交给联合国人口基金。半年后，布什政府正式宣布把这笔占联合国人口基金年度预算百分之12的巨款，改拨给美国国际开发总署（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布什对人权问题的强硬态度还反映在他的2002年1月国情咨文演说中，他表示，美国无意强行推行其文化，但将永远支持有关人类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私有财产制、言论自由、司法正义、与宗教自由的要求。当布什于2002年2月第二度访问中国时，根据布什访华随行记者的报导，布什在不公开会谈中，敦促江泽民与梵蒂冈和非官方宗教团体展开对话，正视宗教迫害的问题，之后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也提到信仰自由的重要性。而在中美联合记者会中，布什也公开鼓励中国扩大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

布什政府还先后促成西藏民族音乐学者阿旺曲培、香港圣经走私者黎广强、与西藏服刑最久的政治犯晋美桑波（Jigme Sangpo）获释。此外，布什政府还支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参加2002年8月在南非举行的联合国「世界永续发展高峰会」（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组织是在美国注册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旨在促进西藏的基本人权、宗教自由、及民族自决。在西班牙提出纳入该组织参加高峰会的动议后，中国紧接着提出不处理动议，并获得压倒性的通过，成功地排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格洛庞特（John D. Negroponte）在表决前曾替该组织拉票，虽告功败垂成，但美国的立场与中国相左，则有目共睹。

911之后美国出兵阿富汗，中国指控新强维吾尔自治区的独立运动─「东突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有关，中国希望将打击东突恐怖团体纳入国际合作。对于东突伊斯兰运动是否为恐怖组织，布什政府首度公开表态是在「中美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下的前两次反恐磋商（2001年12月与2002年6月），均不肯把东突与恐怖主义画上等号，使得中美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具体的反恐合作项目。之后才在寻求反恐合作的压力下，布什政府决定稍做让步，由副国务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2002年8月在北京访问时公开表示，美国已经把「东突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但事实上它并未被美国列入国际恐怖组织的「优先」打击名单，只被列入应受财务制裁的「广泛」名单，名单上的组织或个人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人民也被禁止与名单上的组织或个人有金钱往来。

接着2002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炉，布什政府仍然将中国威胁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考虑，并指出中国能否走向和平富强，关键在于发展民主，而美国认为中国积习不改，还在追求足以威胁亚太邻国的先进军事能力。

以上证据显示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因为南海军机擦撞事件趋于温和，但是并未因为该事件之后的911事件而对中国进一步退让，益发凸显出布什政府的坚定立场，把中国视为威胁，并认为需趁早扭转这种现象。

肆、意图确认期（2004-2005）

面对美国的坚决与敌意，2002年11月当选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在2003年3月当选国家主席后确定地位巩固，开始新人新政，对中国威胁论改采勇于面对的方式，于2003年12月承认中国崛起确有其事，但强调中国的崛起，将与各国友好相处、平等互利、交流合作、维持和平，亦即为「和平崛起」定调。此时对中国而言，它既是外交政策（policy），也是发展策略（strategy），「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落实。

至于能否落实还需视中美之间的矛盾能否妥善处理，否则可能两败俱伤。美国学界对于「崛起」与「和平」这两个概念能否兼容的问题充满歧见，但是舆论界质疑的声浪很大，因此胡锦涛于2004年1月在接见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时，特意提出有别于江泽民时期的对美新16字方针：「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合作」。中国学界普遍诠释这个新方针的核心为「深化合作」，有别于江泽民的「不搞对抗」，但实际上「加强沟通」的意味可能更浓厚。

在胡锦涛宣布和平崛起政策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新一轮的全球战略布局，利用反恐之机，控制能源供应，并抢占地缘政治的制高点， 2003年3月与英国连手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其第一步。在胡锦涛宣布和平崛起政策之后，布什政府确认中国的长期扩张意图，但是由于国土安全的当务之急、伊拉克战后的乱局不止、以及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使得对中国政策的定调受到延宕。结果一方面继续排斥中国，譬如中国申请加入以限制导弹扩散为宗旨、由34国组成的「飞弹科技管制机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在美国的主导下，该组织2004年10月在南韩举行的年会根本未讨论中国的申请案，拒绝中国于防扩散合作机制之门外，无视胡锦涛「加强合作」之诉求。在此之前不久，美国还以违反武器扩散制裁中国的八家企业，其中包括中国国营武器制造商新时代集团被控输出飞弹科技给伊朗。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责任论」抬头，该论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带动军事能力的提升，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有限，美国对中国应该刚柔并济，给中国好处但同时限制它的作为，让其成为国际社会里负责任、可信赖的一员。这种观点获得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的青睐，大力鼓吹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力陈中国崛起乃受惠于当前的国际体系，因此有责任维护和遵守这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与秩序。佐立克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的处境有点类似前国务卿鲍尔在位时的处境，在政治高层中，他是少数的主和派，他的主张被认为不妨一试，宣传用途重于实质，因此并未被赋予厚望。

2006年4月的布胡峰会是测试中国责任论可行与否的关键点，胡锦涛初抵美时，虽在西雅图的研讨会上透过和平崛起口号的提出者郑必坚提出「不输出发展模式」的和平发展道路，试图化解美方的疑虑，但并未引起共鸣。布什政府开出一长串清单要求中国合作，包括伊朗与北韩核武、苏丹大屠杀、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和改善人权与宗教自由等问题。结果胡锦涛都未提出具体承诺，导致布胡会后的记者会上，布什当着胡锦涛面，舍弃外交辞令所惯用的「坦率沟通」，直接表明双方有「歧见」（disagreements），无异于公开撕破脸，意图把美中关系恶化、甚至美国围堵中国的责任归罪于中国。

伍、调整布局期（2006-迄今）

事实上，在布胡会之前，美国就已预期到不会有任何满意的结果，因此并未刻意营造友好的气氛，反而在访问定位与接待规格上斤斤计较，甚至在到访之前的连续两个月，还有充满敌意的两大动作出现：

一是大肆宣扬中国军事扩张，国防部2006年2月送交国会的《四年防卫报告》，首度把中国视为美国在军事上的头号潜在对手，相较于2001年的报告只字未提中国，显示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性已有定见。

二是开始调整亚洲战略布局，2006年3月白宫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给予中国特别的关注，要求中国将军事支出的实际情况透明化，以及要求中国放弃锁住油源和干预市场的重商主义恶习，并强调美国不会坐视中国做出错误的战略选择。同月，国务卿莱斯访问印度尼西亚、澳洲、日本，公开表示中国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负面力量」（negative force），呼吁美日澳三国对中国形成一个共同立场。

犹有甚者，布什总统于同月在任内首度访问印度，双方签署民用核技术合作协议，印度同意把全国22个核反应堆中的14个民用的置于国际监督之下，其余军用核设施则不受国际监督，印度将来新建的核反应堆也将由印度自行区分为军用或民用。美国则承诺向印度提供核燃料和核技术。这项协议为印度开启了两个方便之门，一是印度并非《核不扩散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的签约国，依据美国法律规定，美国政府不得向未签署该条约的国家转让核技术，二是根据「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规定，任何国家要获得该组织成员（美国为其成员之一）的民用核能合作，须将所有核设施，不论军用或民用，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美国给予印度上述特别待遇，使得印度从1998年5月进行第二轮核试后遭受美国所领导的核供应国集团孤立的情况，终得化解，对印度发展工商业所需的能源，贡献良多。

而美国之所以愿意为印度大费周章、自毁立场，可能基于两个目的：一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印度近年来经济成长率均在7.5%以上，由于能源供应不足，迫切需要发展核能，而美国核能工业则需要开发海外市场，双方合作，既可帮助印度发展民用核能，也有利于美国平抑国际油价。二是着眼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拉拢印度可以牵制中国，因为印度的最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于北方的中国，中印接壤约2千公里，双方涉及的领土争议达12.5万平方公里，印度与巴基斯坦一向不睦，本就忌惮中巴连手形成战略包围，而中国的崛起更让印度需未雨绸缪，给予美国可趁之机，有助于美印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在布胡会结束后不久，美国国防部旋即于5月公布《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进一步阐述中国军事发展的威胁性，重点包括：

（一）美方在报告中不再像2005年以中性的「军事现代化」形容中方的建军准备，改以攻击性的「军事扩张」（military expansion）形容其建军本质。美方根据其估算的实质中国军事支出、建军采购重点项目、与军力部署，推论中国的企图不只是收复台湾，还企图进一步把亚太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进而在长期间扩大其跨洲影响力。

（二）美方估算，中国的实际军事支出是其公布数字的2至3倍，即约350亿美元以上，并且每年以约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这些支出主要用于购买长程战机以及长程弹道飞弹的研发与升级，包括延长射程、增加机动性、配置多目标弹头、与分散核弹载具为建军重点，透露出中方的意图至少是在亚太地区成为足以与美国匹敌的霸权。

（三）美方虽然在报告中把中方的短期假想敌界定为台湾，但隐约透露长期的假想敌是美国本身。尽管中国现阶段的军事部署仍以台湾为焦点，目前有710至790枚短程飞弹瞄准台湾，并且每年约增加100枚。从军力部署来看，约将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力部署于台海地区，用来对付台湾，海军方面更有一半以上的军力放在此区。但是美方可能认为解放军真正的假想敌不是台湾而是美国，因为解放军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集中在发展防止美国军事干预的方法，期能从远距离阻止可能部署到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舰和特遣攻击部队。

（四）美方对于中国的核武使用原则，表达出比以往更高度的关切与疑虑。美方担心中国过去宣称不率先使用核武的原则恐沦为欺敌战术，解放军将领的「可运用核武反击美国攻击」的谈话，使得美方警觉并重新思考中国是否在核武使用原则上仍保有弹性。

（五）台湾是中国能否突破第一岛链、进而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势力的关键因素，美方认为两岸军力不是「逐渐」失衡，而是「已经」向北京倾斜；中方在战略上，也由以往的「积极防御」（active defense）调整为「主动防御」（offensive operations incorporated in active defense），美方对于台湾在台海冲突果真发生后的短期防卫能力高度质疑，美方在保本和保台的取舍上，显示出比以往更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以上各个官方报告对于中国的威胁性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分析，美国并已着手调整战略布局，企图抢占地缘政治的制高点，透过公布中国对区域的扩张意图，塑造区域内的潜在共同敌人，启动长期逐步建构的西太平洋防卫岛链（日韩台泰菲新汶澳纽），对中国形成区域围堵。同时还在关岛部署可携小型核弹头的战斧巡弋飞弹，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二炮部队构成远程吓阻。并且加强与日本军事合作，使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得以巡弋日本水域，爱国者三型地对空飞弹得以在日本生产，逐步建构飞弹防御网。

然而西太平洋岛链的成员有各自利益的考虑，并非个个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尤其在防卫台湾的问题上有重大歧见，因此美国的积极主动并未能换来牢不可破的岛链，在必要时成为美国的前哨基地。南亚的印度也是如此，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印度的主要安全顾虑又来自于中国，印度很可能玩两手策略，尽量不选边站，以获得最大利益。美国的战略围堵在实际的执行上有很大的困难，使得美国「不会坐视中国做出错误战略选择」的警告虽然严厉，但失之模糊。美国既无法指明何谓正确的战略选择，也无法指明后果为何，显示出美国的主动战略只是表面，终究还得针对中国的个别举动见招拆招，实际上美国是处于被动的态势，难以制敌机先。

陆、中国反应：亲美、反霸、倡机遇

和平崛起是中国既定的政策，尽管面对美国的质疑，中国已一再宣示会坚持到底。然而，经济能否崛起、过程能否和平，有很大的程度仰赖美国的作为与国际环境的善意。因此，中国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既不愿与美国为敌，又不愿被美国压制。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中国采取了「亲美」、「反霸」、与「倡机遇」三种策略处理这个两难局面。

首先，在「亲美」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与美国行政部门在多种领域进行合作，凡非属于结构性矛盾者（如意识型态、地缘政治、中国崛起、台湾问题），均尽可能合作。因此中国在汇率改革、出口配额、智慧产权等议题上，均保持调整的弹性，以缩小双方的磨擦。另外，中国还加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交流对话、与邀访的工作，并且发动企业界争取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还有，中国积极推动公民外交，宣扬中国的进步发展，争取美国人民的好感。中国也积极拉拢美国著名的「中国通」，鼓励学术交流，以间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后，利用「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加强双方高层互访，形成各种常态性的对话机制，以缓和分歧。

其次，在「反霸」方面，中国支持美国反恐，但是美国利用反恐拓展其全球战略利益，藉由扩大反恐战争，控制石油供应与抢占地缘政治制高点，间接增加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令中国无法接受。中国认为国际能源市场主要受到美国的控制，中国担心美国会切断国际市场对中国的能源供应链，因此中国的因应之道在于全力发展与产油国家的关系，包括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等三个与美国严重矛盾的国家，以保障石油供应无虞，为此得罪美国在所不惜。此外，美国担心恐怖份子取得核武，故将「反恐」与核武「防扩」视为一体两面，尤其担心北韩发展的核武落入恐怖份子手中，因此积极要求中国支持六方会谈，说服北韩放弃核武计划，但是中国基于地缘政治与东北亚区域安全的考虑，反对美国以「先发制人」的战略思维与经济制裁的方式强迫北韩屈服，即使北韩的核试已成事实，也并未改变中国的基本立场。

此外，中国正大力提倡「机遇论」，主张中国崛起产生的不是威胁而是商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并非是宣传美化的产物，而是在深思熟虑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非正式制度融入市场经济，逐渐改革的结果，所以中国不会崩溃，各国可以放心投资。机遇论的主张已经获得许多国家的附和，包括澳、英、马来西亚、欧盟等。

胡锦涛在2006年4月布胡峰会期间五度提到「互利双赢」，就是机遇论的翻版。他期望能透过「互利双赢」说服美国给予中国平等相待与尊重，但这种期望恐将落空。因为：第一、美国单从「相对得利」与「绝对得利」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就可以对中国的说帖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第二、对「最大已发展国家」谈利，只会让「最大发展中国家」蒙羞，因为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存有许多隐忧，能不能成为一块金砖，长期间尚有许多变量；第三、美国所自豪的不单只有中国正在部分移植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还有自由民主、宗教自由、与普遍人权，这些是用以说服世界接受美国领导的道德基础，中国望尘莫及；第四、中国企图以经贸利益为饵，影响企业界倾向中国，非但无法化解美国政学界的疑虑和恐惧，反而更加深美国的戒心。

柒、结论

美中关系并未因2006年4月布胡会而有改善的趋势，这种情况并继续反映在前述的《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中。中国官方与媒体对于该报告，均给予极负面的评价，认为它是冷战思维下的产物，刻意夸大中国军力和军费开支，继续对全世界散布「中国威胁论」。学界的看法则比较分歧，有一部分学者支持官方的说法，认为美国的战略一贯是不使敌国成为强国、不使强国成为敌国。中国既是敌国，又正往强国迈进，美国只得设法限制中国，方法是夸大中国的力量、罪恶化中国的企图，期能在亚太地区引起回响，形成围堵中国的态势。

另一部分学者则淡化处理《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的对抗性，强调中美军事关系「交流」的良性发展事实，譬如引伸报告中美国把中国从「常态威胁」改列为「潜在威胁」的不凡意义、美方近年邀请中国将领进行军事观摩的例子、以及美中整体关系在2006年因为共同防范台独而有所改善等。

上述看法不论是强硬的或者温和的，基本上均认定美国把中国视为威胁，差别只在认定的程度不一而已。这意味着中国所大力提倡的「和平崛起论」，连中国都认为效用有限，不足以化解美方对中国的疑虑。中方在朝向军事霸权迈进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势必将持续维持紧张关系，这是中方必须承担的「必要恶果」（necessary evil）。

中美双方的军事紧张关系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降温：一是中国迈向区域霸权的努力受挫，可能的原因是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经济成长逆转，进而对国防预算产生排挤效应，并对军队士气构成严重打击，使得中国崛起受阻，美国趁机要求中国和解；二是中国继续维持高经济成长率，用以支持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不滥用影响力，以便与周边邻国维持友善关系，专心致力于建立区域霸权的实力，终至迫使美国默认甚至接受中国的区域霸权地位。

由于当前中美战略关系正处于紧张态势，美国对澳洲、南韩、和印度的举动，显现出希望透过修补太平洋岛链和寻求南亚战略伙伴，以强化对付中国威胁的战略优势，但是这种希望迄今尚无落实的迹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战略地位对美国而言，变得格外重要。美国希望透过军售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隐含着修补太平洋岛链的目的，台湾如果能够在军购之外，趁机加强与美国的其它军事合作关系，即使无法获得美国保台的承诺，但可以使中国认识到改变台海现状的成本大增，这就足以确保台湾的安全。

然而要达成上述目标，台湾必须付出代价，即不能冲撞美国所定义的台海现状，否则中美之间的战略紧张关系，不但无法使台湾渔翁得利，反而蒙受其害，因为中美双方均不愿为了台湾问题而使紧张关系更加升高。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暂时采取「经美制台」的策略，而美国对台湾问题则暂时采取与中美关系切割的方式处理，不让台湾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双重排挤的结果，使得台湾政府被中美双方边缘化。这种情况将持续到台湾出现一个能忠实维持美国所定义的台海现状的政权，美国才可能重新考虑调整台湾在东亚战略布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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