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汶川地震进行反思极为必要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已经快一个月了。截至6月9日12时，汶川地震已造成69142人遇难，374065人受伤，失踪17551人，累计受灾人数4624.9048万人。从地震的强度、烈度、破坏性、波及范围、受影响人口等多方面来看，汶川地震已经超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这是中国在2008年诸多不顺之后遭受的又一次重击——堪称中国的“国殇”。
中国政府是抗震救灾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反应、信息透明度、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中国军队和中国民众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救灾，使得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有效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救灾行动。中国政府、军队的积极作为，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随着悲哀逐渐沉淀，对这场天灾的理性反思也在浮出水面。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面对天灾的结果可能是相同的，但不同的社会系统应对天灾的能力则有很大不同。理性反思的目的不是为了拷问，不是为了清算，甚至也不是为了问责。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系统在地震中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缺陷？哪些机制出现了失灵？只有当这些问题和缺陷得到了修补和改进，才能在下一次遇到天灾时，避免再次重复巨大的悲哀，也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汶川地震中逝去的8万生命。
对地震的反思是针对社会系统的。从公共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值得反思的问题很多。比如：为什么中国的地震部门没能对此次地震进行预测？中国的地震信息发布机制有何种问题，政府和民众应该有怎样的地震信息知情权？为什么学校成为地震中建筑垮塌的重灾区，伤亡惨重？中国的建筑抗震标准在实践中是如何执行和监管的？中国的减灾防灾系统有哪些漏洞需要补上？……
如果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那将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研究课题。这里，我们只从信息的角度，选择地震工作最前端的问题——中国的地震预报研究和信息披露机制——进行探讨和研究。它将直接关系到人类面对地震时所能做到的最佳方式——预测地震，规避地震。它将涉及到如下问题：（1）地震是不是可预测的？国内能不能做地震预测？（2）中国目前的地震信息上报和发布机制有无问题？（3）地震预测与预防应该如何区别？（4）科研队伍和政府在减灾防灾工作中的不同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政府和军队为抗震做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理性反思不是在否定现在所做的工作，而是在总结教训，有助于我们在未来减小悲剧重演的机率。唐山大地震中死亡了24万人，汶川大地震又夺走了7万人的生命，任何反思和预防工作的代价都不会比这种损失更大。
汶川地震前没有预报的说法值得质疑
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个巨大的疑问在国内社会弥漫：为什么地震部门没能预报？汶川地震是否完全没有前兆？
中国地震局官员和中国地震台网的研究人员的看法，代表了地震部门的官方态度。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地震局不存在有意瞒报，中国地震局在汶川地震前没有收到任何明确的临震预报。比如，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5月20日在接受中国地震信息网专访时表示，2008年以来，共收到26份短临预报意见，尚没有正确预报的短临预报意见。中新网5月13日引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对媒体的话说，针对本次汶川大地震，震前没有短临（十天）预报、短期（三个月）预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也从未收到关于该次地震的预报卡。
第二，地震预报是世界科学难题，总体水平很低，尤其是准确的临震预报极少。如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5月14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大因素——地球的不可入性、地震韵律的复杂性和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决定了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他还表示，对地震进行科学研究需要有统计样本，但样本的获取时间很长，“在有生之年都非常困难”。“地震预报很难，没有过关。”
第三，地震预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应该按照科学的事实来判定，不应该按照某种意志来取向和转移。专家研究的意见有很多，但这不是一种地震预报的意见。社会上一些地震爱好者的工作只能做长期参考，不能做短期和临震预报的参考。要指出的是，地震预报的“严肃性”问题，近期为官方媒体多次重复。
然而，根据我们从公开渠道所掌握的信息，上述观点都值得质疑。
首先，据香港《亚洲周刊》对国内地震专家耿庆国的专访，耿庆国明确表示，他和一些专家不仅对汶川地震做出了“预测”，还在4月30日（地震前11天）把预测报告以“密件”发给了国家地震局。该“预测”明确指出：四川“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十天以内）”。
另一位地震研究者、“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表示，他曾在5月3日（汶川地震之前9天）亲手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预报”，指出今年5月至明年4月，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至7级地震。陈一文还透露了一些地震局内部资料，资料显示：甘肃省陇南市地震监测站4月18日（汶川地震前24天）向中国地震局发出“预测”说，在4月20日至5月18日，新疆、西藏交界地区将发生七级左右地震。此外，甘肃省文县地震研究所也在3月中旬发出“预测”，四川、青海交界将发生5.2级左右以上地震，预测地点更是汶川大地震震央地带。相关预测卡片的内容和照片，刊登在5月23日的香港《东方日报》上。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新华网曾报道，甘肃省省委书记陆浩在5月20日上午召开的全省抗震救灾工作情况视频通报会议上，对甘肃省地震局准确地分析判断震情趋势提出了表扬，他说，省地震局在四川汶川8.0级地震的震前、震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但此篇新闻在新华网首发后，不久就被删除。此后甘肃地震局网站发出更正通知，说是甘肃地震局编辑新闻时出错。
安邦分析师在5月20日的《战略观察》中，曾提供了一些地震科学期刊近几年对龙门山构造带大地震的预测。如果说那些预测还是“没有预报参考价值”的中期研究成果，那么上面提供的部分证据则是标准的短临预报。虽然现在难以确认事实的真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汶川地震前没有短临预报的说法有很大的疑点！
国内地震研究的“科学共同体”缺乏开放性
地震预报工作首先要立足于研究。如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地震科学研究也在行业之内形成了“科学共同体”。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组成的团体。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共同体有一定的规则，只有遵循这些规则的人才能为共同体所接纳。这些规则包括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以科学共同体认可的科学话语进行研究讨论。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发展中的自然产物，对于推动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但也会对来自科学共同体外的创新形成阻碍。
从这个视角来观察国内的地震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地震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严重缺乏开放性，被一种历史形成的所谓“主流”话语权所把持，形成了事实上的“学霸”氛围。比如在“地震是否可预测”的问题上，国内地震研究的“主流”科学共同体在唐山大地震后至今，基本上形成了悲观的论调，倾向于认为地震难以预测。他们认为，目前各国总结的地震前兆都不可靠；现行的经验预报方法是走不通的；按照地震过程的物理实质，准确预报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思路下，地震研究的预测导向严重退化，地震研究蜕变成了以地震监测、记录和统计为主的工作。
近年国家对地震预报工作的投入巨大，仅今年4月竣工验收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从“十五”期间至今，国家的投入就超过22亿元。但由于研究思路的问题，地震预报的成功率却是在逐年下降。据《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评委赵文津说，“我参加了六年的地震预报评审工作，从2002年到2007年，6年以来每年通过专家评审后上报国务院的地震预报意见中提出的重点监测区，预报准确率在逐年下降！”
赵文津还介绍，“中国地震局一般采用测震学、地形变、GPS、地磁、地电、重力、水位、气体、地应力等9种方法进行地震监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直以测震学观测和地震统计学分析为主，开展强震机理研究，划分大陆块体和主要活动断裂，近些年又加强了区域GPS网和地形变观测的力度”。“从地震的实际发生对预报的检验情况看，这些方法很有用，但是存在局限性。主要是不能抓住地震发生前的变化，不能确定哪些现象与地震有必然联系。测震学的技术路线容易使研究者忽略地质活动的核心，而只看到地质表象的活动并对其进行分类”。
在这个共同体内部的主流专家，以前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梅世荣为代表，现在中国地震局系统掌握主要话语权的许多专家，要么是上下级关系，要么是师承关系，都是与这个主流一脉相承的。其结果是，国内地震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严重缺乏开放性，缺乏多元的研究思想，缺乏研究方法的创新，并且对于“异己”的经验研究方法实行了排斥。诸如耿庆国、汪成民等专家，长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多年来不被重用、不获研究资金、没有学生师从。
从赵文津这位被“主流”共同体所接纳的专家的反思来看，国内地震研究的主流共同体，在存在局限的研究思路中，难以避免一条道走到黑。为此，赵文津建议，“在研究工作中若能运用多条技术路线实现合作攻关，就有实现成功预报的可能”。一个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国家地震局的某些专家按照“小震闹大震到”的经验规律否定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而在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首席预报员孙士鋐仍然沿袭这种思路，称“在既缺乏大量的丰富的地震前兆信息，又缺乏宏观异常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出短期或临震预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都不属于我们的地震专家们所熟知的那种类型，因而也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还有一点也值得深刻反思：中国近年放弃了地震研究的首要原则和领先思路。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就确定了地震工作“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准则，把预防作为地震工作的制高点。地震难以预测是西方科学界的观点，在这种思路下，一些西方国家的地震机构干脆放弃了地震预报研究，把重点转向预防和减灾工作。然而，在地震预报研究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几十年来却逐步滑向这些西方国家的思路！从科学研究的独立创新来看，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研究思路。
此外，中国近年的地震预报研究在增加设备和建设队伍的同时，却放弃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就行之有效的方法——群防群控。这是时任总理的周恩来极力倡导的发动群众的做法，在预报海城地震和监控唐山大地震的过程中，群防群控都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预防手段，却不再被专业共同体所采用。失去了群众的广泛参与，光靠少数“专业精英”哪里能关注到地震前的异常现象呢？
国内地震信息的报送和发布机制值得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应当报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换句话说，非政府地震机关人士即使准确预测到地震，也必须通过国家地震局机关发布地震信息，如果擅自发布即是违法。
这一法律规定把地震预报信息的报送和发布的权力，高度集中到了各级政府和地震主管部门。高度的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责任高度集中，但这种匹配在目前的地震信息报送和发布机制中看不出来。
全国的地震工作由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地震局来统一管理，同时，中国地震局还管理国内几乎所有从事地震地质研究工作的科研机构，并参与管理国内各地的地震队。这意味着，在功能上，中国地震局系统兼有行业管理部门和行业科研机构的双重特性。然而在现实之中，这种双重特性却相互牵制、捆绑，既限制了地震预报研究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又模糊了政府行政部门管理与科研机构的界限。
对于地震科研机构来说，它的天职就是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决策提供全面、客观的研究成果和咨询意见，简单说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除此之外不应该再负担其他的责任。然而，中国的地震科研机构在历史上就一直负载着过多的行政职能。据有关报道，当年在唐山地震的预报过程中，当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负责人就是因为过多顾虑“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而错失了预报唐山地震的时机。
这种顾虑在三十多年之后，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地震研究人员的身上。在他们不断强调“地震预报是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时，能够看得出他们内心的沉重和顾虑。由于担心误报、担心引起社会上的混乱，担心由此而导致的经济损失，这些本该有独立研究和见解的科研人员，把行政官员的决策负担不适当地背在肩头。正如《财经》杂志文章所分析，当“学术正确”与“政治正确”被牢牢捆绑在一起时，误报可能产生的成本也被人为放大，并且反过来扭曲了独立的研究，由此产生不敢报的心理。一旦漏报的情况发生，其代价就是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我们认为，《防震减灾法》中把地震信息的发布垄断在政府手中，这也值得商榷和修正。按照中国的行政之道，政府总是担心这些未经确实的信息传播出去会引发公众恐慌，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它忽视了公众的一种重要权利——信息知情权。当一种潜在的灾害可能影响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时，公众应该对此知情，并决定采取何种应对之策。如果政府将这种信息垄断，那就意味着要承担灾害发生时的所有责任，因为政府剥夺了公众自主决策的机会。
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公众披露地震相关信息，将信息发布变成一个例行的、必须的公众服务，让公众自行判断应该如何应对地震风险。信息披露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临震预报，还应该包括中长期预报，相关地区的地质资料，甚至包括对于地震发生的各种争议和研究成果。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封锁信息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而披露信息则会发动更多的人关注潜在的风险。有关人士从应急管理的角度提出，今后地震预报可以象天气预报一样提供机率判断，这会大大减少防灾减灾工作的突然性和脆弱性。这种建议值得政府慎重考虑。
地震预报与地震预防工作必须显著分开
国内在地震研究与信息发布机制上的被动，可能与有关部门指导思想上的错位有关——地震预报研究与地震预防工作被混为一体。
正如上一部分所分析，地震预报研究是研究机构的事，它应该尽量追求准确，保证“学术正确”，但不必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而地震预防工作则属于公共政策范畴中的事，政府必须大力推动和参与。
预防工作应该是防震减灾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不必受到地震预报准确率的困扰，而做到“百发百中”。何以这样说？因为任何一种预防工作对于防震减灾、保护人的生命都是有益的，不会浪费。
以美国政府为例，由于在地震预报研究上难以取得进展，美国政府对于地震的主要投入是预防工作。这包括建筑的抗震性以及紧急情况发生时的应对等等。以南加州为例，到处是“平房”、普通居民住宅基本上木制结构。政府要求，加州的建筑在8级地震的情况下是安全的。至于紧急救灾系统，从州到县，都有紧急事件处理办公室或中心，常备宣传资料，并经常举行紧急救援的演练，以测试机构及民众对地震、海啸和恐怖攻击等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
这些工作对于所有政府机构都是类似的。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如果政府机构在地震之前多加披露当地的地震灾害信息，加强监控和检查当地公共建筑的抗震性能，推动强化危险建筑抗震的能力，强制要求所有公共机构进行地震灾害发生时的紧急演练，并提前准备好相关应急预案和物资准备……如果这些工作哪怕一部分做到位，此次汶川大地震中的人员伤亡情况可能会轻得多。
如果将预防工作常态化、经常化，这并不会要求做很大的社会动员，也不会明显影响生产和生活，也不会产生目前政府所担忧的社会恐慌。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大力推动灾害预防工作，是一种最积极、最主动的防灾减灾措施。
贺军 徐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