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奥，中国以一流的硬件，一流的服务，一流的表现，呈现于全球面前一个“一流中国”的形象。京奥后不过一月，中国接连发生“山西溃坝”、“三鹿奶粉”两起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再现了中国“第三世界”的另一面。看到一流中国的西方人士，不免会得出中国威胁论或“北京模式”，而看到第三世界一面则会得出“中国崩溃论”。而一流和三流交织在一起，就是中国的真实发展现状。甚至一流里面也有三流的暗点，比如形同虚设的京奥示威公园。而三流的一面也有一流的闪光点：如对事件的迅速处理、新闻公开和高官问责制。
如果说“一流”表现了中国的体制优势，“三流”则体现了中国体制的弊端。“山西溃坝”与“三鹿奶粉”有一个共同的深层根源：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而日益崛起的资本力量。中国已由改革开放前主导社会的单一政治力量逐渐向资本与政治权利共同主导方向演变。然而，崛起的资本不会追求民主，追求法制，而只是追求更多更高的利润。为此不惜收买媒体、官商勾结，寻求体制内的代言人。如果放眼全球，这是资本的共性。即使在今天，众多跨国企业为回避本国的工会、劳动法规、健全的福利制度、高昂的环保成本，而纷纷向新兴国家包括中国转移。而这些在本国并不合法的行为由于出现在第三国，而且又能给本国带来高额利润，这些跨国企业的母国并不追究。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三十年转轨之路也到了中途。根据历史的经验，这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和突出的一个时期。而此时，面对资本的强势崛起并展现出赤祼祼地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的本性，中国将如何应对？
海外有不少观察家把出现的问题和中国的现行制度联系起来，和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甚至有学者指出这些事件表明，中国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过渡到民主的问题，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现行制度已无法解决面对的挑战，其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已受到严重挑战，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西方的民主化。
鉴于此，我们不妨看看全球已经实行民主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表现。就在中国发生“三鹿奶粉”丑闻的同一时刻，日本发生了性质更为恶劣的“毒大米”事件。稻米加工企业“三笠食品”将残留农药超标以及发霉的非食用大米作为食用米倒卖流入市场，共卖给380余家企业。这些非食用的大米是日本政府从多个国家进口，出售给“三笠食品”公司用作工业用途。目前查出有类似违规举动的大米企业共有四家。这起事件的严重性、恶劣性和主观故意性恐怕要大大超过“三鹿奶粉”。此前，日本农林水产省曾对这些大米进行过现场监测，但是没有发现工业用米已经被当作食用米出售。事件曝光后，农林大臣太田诚一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种大米对人体无害，不用大惊小怪。”11日，事务次官白须敏郎也称，“事故的责任在那些贪心的企业，农林省并没有责任。”其推诿、罔顾民生的嘴脸显于世人眼前。而就在此事件发生不久之前，又发生日本版的“山西黑砖窑”事件：2005年底一批湖北女工以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的名义派遣到日本，而实际上却在一家叫technoclean的洗衣公司打工。女工们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才只有区区的5万日元。加班费也只给象征性的一丁点。不仅周末也要干活，甚至在日本人员工全都放假的新年期间也被逼不准休息。公司甚至由于担心暴露非法使用廉价女工的行为，在面对检查时从其他地方借来缝纫机和一些已经加工完毕的服装，伪装是在从事女装及童装的缝纫工作。并且叫女工们伪造出勤卡，隐瞒公司叫女工们长时间加班的违法行为。并逼迫女工们写下包括加班费每月工资可以拿到11万日元，每月加班时间也只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33小时的假证明。直到今年不堪忍受的女工跳楼逃亡，真相才告大白。
日本接连发生两起如此严重的丑闻，却没有任何观察家质疑日本的制度或把事件归结到日本的制度上去。毕竟，日本实现君主立宪或现代西方的民主历史都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间。如果说中国出的问题，给出的药方是西方民主化，而已经民主化却无法避免同类事件发生甚至更为恶劣的日本应该采取何种解决之道呢？
我们再看美国。最近美国发生影响世界的“百年一遇严重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语），华尔街五大投行已倒下三家，名列第二的摩根也正四处求援，甚至都跑到中国（中信银行）寻求解困。然而，没有人把事件归结于美国的制度。相反几年前（2004年），西方大炒“中国银行体系崩溃论”，矛头也直接中国的制度。然而，几年过去了，中国的问题解决了，西方的银行体系却开启了崩溃之路，甚至要寻求中国的援助。尽管有这样的对比，却仍然没有人质疑美国的制度。而发生这么严重影响全球的事件，不可能和美国的制度无关。而根源就在其自由经济制度。而自由经济制度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石。这个基石倒了，西方的文明包括包装起来的民主也就到了末路。可以说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是建立在其经济成功的基础之上的，而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的话，哪就可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而且美国布什政府大量采用国有化（社会主义当年建立的基石）的应对措施更是对自由经济的背叛和否定。到目前为止，这场危机仍然在发展中，何时见底无人知晓。而当危机达到西方经济崩溃的底线时，也就是西方制度正当性消失一刻。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中国何以能够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冲击。中国长期以来颇受西方指责和施压的就是金融的不开放。然而正是中国的这种政策，不仅避免了1997年的东南亚亚经济危机还由于坚持不贬值协助其他国家渡过危机，更成功抵御了这一次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只是不知当初否定中国金融制度并给予开放药方的人士此时做何感想？而当初接受西方药方而身陷危机的国家做何感想？如今哪些再次给中国开药方的人士不知是否已经接受了这一次的教训？而中国的这种符合国情的坚持可说是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原因。
再来看看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印度。泰国民主制度已经搞了七十多年，却仍然无法解决权利的更替。时隔几年不是政变就是动荡。泰国的表现自然不能否定美国的民主，但自身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西方的民主真的适合泰国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到中国，也许早已被质疑到制度上去了。要知道西方长期以来的观点和宣传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不了权利的和平交接和更替。印度民主的时间之长也不遑多让，却在今年被宣布再次创造了一次世界之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贫困人口4.5亿人。这么严重的事情如果换成中国呢？何以就没有人对连一个最基本民生都无法解决的制度进行否定和批判呢？这使我想起台湾的一幕：尽管阿扁腐败，经济下滑，但由于其坚持台独的理念，于是仍有大量的民众高喊“宁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应该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现在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既然西方的药方行不通，中国要采取何种应对之道呢？从中国政府目前的表现来看，主要有二。一是加大了高官问责制的力度。目前在中国能够对抗资本强大力量的只有最高的政治权利。面对资本的崛起和地方形成的官商勾结，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打击有责任的官员，来打断这种官商的同盟或者给这种同盟增加巨大的成本。山西省长孟学农的辞职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也是自非典特殊时期后，第一个因为生产安全辞职的省长。而这个效应马上就在“三鹿奶粉”事件上发酵：河北省政府上午还仅仅免去石家庄一位副市长的职务，到了下午就追加免除市长的处罚。在这种代价下，任何官员都要考虑付出的成本，而资本也要考虑事发之后被官员抛出做为替罪羊的风险。二是健全法制。就在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通知。也算是切中要害。当然这仍然不够，包括食品安全法要尽快出台，或者成立类似于美国监管食品和医药安全的FDA机构。我相信，这些将很快在中国建立和完善起来。
2008年，至此已经过去大半，现在回顾也许还算太早，但中国政府面对一波接一波的考验表现如何，中国体制的调整能力和学习能力如何，相信没有偏见的人都不会熟视无睹。与某些观察家不同的是，这些考验放到全球坐标下，我认为，恰恰证明了中国现阶段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少中国仍在迅速进步，问题仍然能够高效解决。也许这就是但丁名言永不过时的原因。
法国巴黎宋鲁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