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致命内伤是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解构了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念，也就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建构的、以人民利益、人民权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这才产生了经济上的制度性制造占有率膨胀式涌堵，导致普通民众失去消费能力，因为，经济发展的能力，取决于民众的消费能力。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就无法真正发展。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占有率膨胀式涌堵现象的理论制造者，并且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它能给特殊利益者带来特殊利益。再进一步说，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有穷人的经济学家，但媒体总是对穷人的经济学主张者采取封堵措施。导致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是中国在价值标准、价值原则上的迷茫和混乱，使具有资产思想的人掌握了话语权、领导权。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首先，从经济理论清除自由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修正经济制度，使之保持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状态。但要清除自由经济学对中国的危害，就必须使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者、创新者有个表达的机会。没有表达的机会，高层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使经济发展既保持稳定、高效、高速的方法，怎么会形成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呢？
其次，破除话语霸权。官方媒体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应该成为党的政策方针的传达者，成为穷人经济学研究者、创造者表达观点的平台。
再次，立法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权，并采取民众投票通过的方式，杜绝郭京毅类官员利用手中的立法权，用制度的形式卖国。世界上最大的危害，一是思想文化的渗透，搞思想文化的颜色革命。二是利用立法权搞制度性卖国。前者使民众被人卖了不知道怎么卖的，因为，思相文化是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后者则使有道德感、使命感，有志于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的官员、民众都捆绑起来了，因为，你反对他卖国就违法呀。三是领导权问题。资产阶级手中拥有领导权，就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就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从这里看出，普世价值是相对的，有阶级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可能全部消灭无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就没有替他们干活了，同样，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也不可能全部消灭资产阶级，你消灭他的人，也不一定消灭了他的思想，既便是全部消灭了资产阶级，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原因，无产阶级队伍中也会滋生资产阶级思想，如果没有制度机制，有效防止权力获取利益，无产阶级政党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在这里，就提出了如何有效执政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论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还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都有一个不同的价值标准、价值原则，并有各自不同的维护价值标准和价值原则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在这个价值标准、价值原则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下，维护各自阶级主体利益不变的前提，各阶级间实行和平搏弈。
所以，法律和制度体系，是不同阶级价值标准、价值原则的自然延伸，而不是相反。这是维护社会价值秩序的基本，也是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执政的政党，其价值标准、价值原则，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能破坏，而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其价值标准、价值原则，无产阶级也不得破坏。比如说美国，民众可以选择总统，但民众没有选择政体的权利，根本不可能选出无产阶级的总统。但既是，或者假如选出了无产阶级的总统，但总统也不具有改变政体的权利。
这就说明，所谓普世价值，是一种强制性，一个国家内部的价值观念。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普世的价值观念呢？全世界消灭了阶级、阶级观念，国家、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世界大同了，也就是共产主义化了，那时候不用说也就有了普世价值。但是，在有阶级观念、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之前，要有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一，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二，是强国掠夺弱国的借口。也就是说，你服从我的利益，你的价值观念就是普世的，反之就是不普世的。
但是，现代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过日子，需要国际交往，也需要国际交流，更需要相互学习，求得更好的发展。但各国之间又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构建各个国家都能接受的、平等的价值规则。
也就是说，各国的交往活动，都必须遵循国际价值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价值规则，但没有，也不存在普世价值。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搞清楚，不搞清楚，或者用美国的价值观念衡量中国的一切，就是自己卖自己，但卖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卖的。因为，任何国家的价值观念，都是建构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价值观念，既是对别国价值观念的解构，也是对别国利益的掠夺，和战争掠夺所不同的地方是，战争掠夺是一种武力掠夺，而后一种掠夺是通过价值观念的解构，让你自愿送给他他想掠夺得到的东西，如此而已。
我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导下的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新自由主义者除掌握我国改革操作的领导权外，也在思想文化、经济研究、内外宣传上掌握了领导权，仅就此一点，仅就党能不能长久执政的角度，中国也必须反思改革。
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改革，是为了明辩方向、目标，在系统的价值观指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改革。再进一步说，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因为，没有公有制和人民的人民民主权利，就无法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有人认为我反对改革、否定改革，但我反对的是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损害党的形象的改革，赞成、支持的是有益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有益于党的形象的改革。如果反对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损害党的形象的改革遭受到打击或迫害，那就只能证明与人民为敌者或卖国者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不是不要改革，而是更需要，更迫切需要新一轮改革，那就是革掉卖国主义、自由主义、腐败主义的命，重新构建人民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
人们还有必要明确的问题是，检验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其实只有这么简单的几条：一是实行倒推法，就是改革的成果是普惠于人民大众了，还是被少数人占有了。二是按照“易经”“简易、变易、不易”的原则（简则易从，易从则易能），简易就是有没有程序规则，有了程序规则是不是人民群众一看就懂，就能操作，变易就是你这个改革是更有利于人民利益了，更适合社会发展了，还是违背社会发展，损害人民利了，不易就更简单了，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权利不能变，不能改，不能革，变掉、改掉、革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利，就必须革掉。不革掉他们，他们就会革人民的命。三是效益问题。新自由主义者的改革理由，就是产权导致的效益不高。其实，效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管理问题。二是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有个逐年递增的量变过程。根本与产权无关。管理问题一个要解决的是责任问题，另一个要解决的民众问责问题，再一个要解决的是程序规范化和主体精神问题，也就是说，解决责任问题首先必须民众问责机制，因为没有民众问责机制，不论政府还是企业的负责人，就没有责任感。责任感是民众逼出来的，而不是自觉出来的。程序规范化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认真研究，逐步解决。这三者解决好了，公有制并非不出效益。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检验办法，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认真分析一下、比较一下，改革成败自然就知道了。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其实，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穷人的经济学家。而那些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恰恰证明他们是富人或者叫资本阶层的经济学家。可惜穷人的经济学家现在没有发言权了。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大的内伤。
田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