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战略性投资
我国近年来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二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储蓄余额的比例大致为0.6∶1。这两项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这种金融资产仅仅是潜在的购买力，并不等于真实的国民财富，而且，随着未来商品与资产价格的上升，其相对价值将大幅贬损。这需要我们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成本，将潜在的购买力转变为真实国民财富。
传统上，亚洲的公众与政府有很强的储蓄偏好，同时也有将储蓄等同于国民财富的倾向——然而，国民财富不但表现为物化的生产要素与产出总量，而且更体现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与组织之中。
近来各方纷纷提出抄底美国金融机构的建议，从财务投资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数十年难遇的好时机。但是，财务投资并不应该是我国战略性金融资源关注的重点。如果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未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动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产业过渡，以及增加国民财富提供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具备了战略投资的杠杆——丰裕的外汇流动性，同时也有了支点——发达国家全面拯救市场的迫切需要。这是一次历史机缘，决策层应下决心，拨付相当比例的外汇资金，既可以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拯救行动、维护全局性公共产品的诚意，也可以在共赢之上，大力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在这一方面，双边会谈及行动远大于多边会谈，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应鼓励对美欧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虽然中投公司对百仕通、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的投资遭受了一些批评，但在当时情况下也有其合理性，而这些较小投资是大规模进入市场的试水。应当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双边会谈，与当前欧美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注资进行一比一匹配投资，迅速进入。
应大力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或参股那些行业相关、目前陷入财务困难、但仍有优势（市场、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优秀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选择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可从外汇资金中配置足够数额，通过有关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过桥贷款等多种方法，专门用于企业产权收购与合作；需要调整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若干规则，促进境外的产权交易。在与欧美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在积极参与拯救行动的同时，要求对方放宽或取消其对于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产权交易的限制。
还应鼓励国内企业及其他机构吸引发达国家的各类研发人才。
只要着眼点不在于资本回报的财务投资，而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
可以预料，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谈及其后的多边、双边会谈，其核心议题之一是敦促中国、日本及欧佩克等国分摊更多成本，维护国际金融体系。我国政府在多个场合表明了支持稳定现行体系、共度金融危机的态度，这符合国家利益。
但是，需要特别关注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多种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市场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政府转移的“公共道德风险”，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当局向全球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国际道德风险”。我们需要学习与运用多种降低道德风险的机制，例如，积极的多边参与可能起到某种较有效的外部约束，而这种约束由于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障碍，难以有效地在双边之间形成；建立风险共担机制，设定各类限制与优先条件；要求在其他领域消除歧视条款（如贸易、技术、资本市场交易）等等。
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
这次金融危机显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已成为最大的系统风险来源。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系统风险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是一种稳定均衡退化到另一种较劣的稳定均衡的状态或过程。例如，在江河湖海，蓝藻与其他植物共生，处于稳定均衡。一旦水域的富营养超过临界点，蓝藻急剧疯长，挤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生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贷款为标的物的衍生品急剧膨胀，占据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引发系统性风险。
物种多样性则是化解或缓和系统风险的主要办法。金融史上，真正意义的金本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此后的各种国际金融体系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任何人造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统风险总难以避免。因此，人类必须不断创新，提供多样性的选择，以减低系统风险。
18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和英国相当，但八十年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此前一直是英镑的补充或“备胎”。1969年，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五年，欧洲就有远见地提出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经过三十年努力才实现单一货币的目标。目前，欧元区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基本相当，欧元主要在欧洲大陆及周边国家使用，在国际交易中约占五分之一的份额。欧元区的出现产生了竞争与选择，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备胎，也为欧元区国家提供了规避系统风险的机制。
不过，欧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建立在超国家协议之上，仅有成员国遵守承诺的道义约束，而迄今为止主要国际货币却都是由国家信用刚性支持。此外，虽然发行欧元的欧洲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但它有三个大的缺陷：欧洲央行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法定资格、没有对欧洲的银行实行监管的权力 （这两个权力属于各成员国央行及有关当局）、无权决定汇率政策（这一权力归成员国财政部长）。因此，欧元的前景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元。
在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三十年左右达到美国的规模。届时，我国很难再被动地依靠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及其支持的金融资产。按名义汇率计，目前内地及港台三地的经济规模总和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7%,接近美国（或欧元区）的30%。未来二十至三十年，三地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欧元区并驾齐驱，甚至可能超过这两个经济体。
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而三个大陆经济体的收益流将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撑。此外、该体系再辅之以英镑、日元，形成相互竞争、补充的格局。在国际交易中，美元的比例将可能降至50%-60%，欧元的比例大致提高到20%-30%，人民币的比例可望达10%，英镑与日元各占5%。这种局面不仅能够减轻美元的过度负荷，降低系统风险，而且在竞争中形成制衡，避免不负责任的劣币过度发行，扩大良币的生存空间，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状态。
根据欧洲的经验，现在就应制定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规划，并逐步落实。以前我们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动荡是较遥远的事，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亮起了红色警号，即使仅从危机应对的角度，也需要提前进行准备。
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是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中长期内人民币区域化是水到渠成的过程，难度远小于欧元区的创立。这是中国的家务事，无需他人置喙。在步骤上，可首先考虑人民币与港币的逐步融合。名义上，港币的稳定由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但事实上，1997-98东亚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都公开保证全力支持港币的稳定，扮演了对港币最终拯救者的角色。港币的前景必然是与人民币融合。人民币的非全面兑换性并不妨碍两币先在交易及计量货币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币与新台币融合的方案与路径；在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和平解决之上，逐步实施。
人民币使用范围扩大，这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自然延伸。当前可以扩展人民币在官方储备与贸易交易中的使用边界。例如，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跨国机制（中日韩与东盟的货币互换机制、可能的亚洲基金）中的储备金比例，鼓励周边发展中国家采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对亚非国家的发展性优惠贷款可部分或全部采用人民币提供，用于对我国企业产品与劳务的购买。扩大人民币的资本交易边界。区域货币必须由有深度和活力的金融市场提供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品交易。在这一大框架下，研究上海金融市场的法律、税收、透明度、产品、机构等方面改善，以及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市场支持，还可思考香港-上海亚洲金融市场轴心的建设与互动。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是，我国又受限于既定的国际劳动分工，其经济边界、贸易边界与金融边界极为不相称。从根本战略利益出发，我国应与国际社会一起，防止国际金融市场崩溃，阻止经济全球化逆转。同时，也要及早开始战略布局，为未来发展拓展新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