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一百多年前，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改革，后世称之为“洋务运动”。
这场改革持续了三十五年，为近代中国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可是，一场中日甲午战争终止了这场蒸蒸日上的改革运动。
许多人把洋务运动与日本民治维新进行比较，认为民治维新取得的成功来自于“全面西化”的策略，而洋务运动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渐进式改革是其失败的原因。
历史证明，这个看法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而中国的策略恰恰是渐进式改革。
这场改革由经济领域发端，逐步扩展、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从表象上看，这场改革运动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中国也由此重新展现出一个东方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现在的中国人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开放、更自主、更自信了。
这一点，足以证明这场改革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中国人应当为这场改革的成就自豪和骄傲。
与中国改革几乎平行的是苏联改革。苏联改革采取的策略与日本民治维新类似，全面西化的政策使得苏联经济迅速崩溃，苏联也瓦解了。如果不是近年石油价格持续高涨，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许还在经济的泥沼中匍匐。
清朝与日本的对比，中国与苏联的对比，结果完全相反。为什么？
改革是什么？这个命题在实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后的今天，其实一点也不容易回答。尽管我们可以说：“改革不是革命”，但这不是答案。
当然，我们也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一种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用改革初期的话说，就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采取的一种变通。
小岗村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这个贫困的安徽小村庄率先变通了，而这种变通逐步扩展到全国的时候，一种新的制度就形成了。
当金融海啸摧枯拉朽式地扫荡美国华尔街，冲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便遭遇空前的挑战，这让人再次回忆起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催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派，前者是凯恩斯主义，而后者则是海德格尔学派。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两次经济危机之后进行大规模改革，逐步发展到今天以“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为蓝本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则给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敲响了警钟，改革的呼声又起。
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这种改革归根到底，就是制度纠错，通过危机发现制度错误，通过纠错形成新的经济繁荣。
由此，我们认为，改革可以理解为由变通引发的制度性的变革。从本质上说，改革就是制度纠错。
如果不能建立制度纠错的制度，改革本身就需要改革。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再看洋务运动的失败并非完全出自外部战争，内部的制度则是根本的因素。
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反思中国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与30年前并无二致。
我们是否需要改革？
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怎样推动这些改革？
谁是推动这些改革的动力？
谁是改革的受益者？
谁承担改革的成本？
如何平衡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
改革的社会协商机制是什么？
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些命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改革现在面临的改革需求与30年前并无二致。中国需要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邓小平说：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