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西方依靠利炮和鸦片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东西方关系也由此迎来了全面交流的时代。一百六十多年间，不管双方是敌是友，关系如何起起伏伏，西方如何从野蛮向“文明”转变，但唯一不变的是西方在东西方关系中所处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虽然西方在满清和民国时期的予取予求，为所欲为到了中共建政时期已不得不弃而不用，特别是在第三国（朝鲜、越南）正面战场上败于中国（或中国支持的力量）和中共成功凭自己的力量拥有核武器，西方由此大为收敛进而变换手法（如从公开的武力入侵改为“和平”演变式的颜色革命），但其支配性地位仍然没有撼动。西方仍然可以轻易的对中国进行封锁、主动寻衅挑起议题，进行所谓的制裁。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来到2008年的时候，西方支配性地位终于划上历史性的句号了。
2008年，东西方再次面临了二十一世纪少有的多事之秋。上半年，西方借“西藏和奥运会”向中国发难，年终时任欧盟主席国的法国总统主动会见达赖再次率先挑起公开对抗。对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经常发生的这种类型的对抗，世人并不意外，但令人惊讶的是第一次对抗中国最终完胜的结局和第二次对抗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硬反应、高调亮剑。而纵观2008年，更出乎全球意料的是中国动用了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才有的否决权，极其罕见的否决了与中国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由美国、英国提出的对津巴布韦制裁提案。至此，中国以一系列鲜明而又坚定对西方说“不”的外交举动，一手终结了西方一百六十多年以来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只所以在2008年能够成功逆转，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提升，还有众多国际特殊因素的汇合而成。
首先，自1978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的短短三十年间，中国已成功崛起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强国，外汇储备超过G7总合。特别值的一提的是中国在2008年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除经济外，中国更崛起成为世界第三航天大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并且借东道国之利跃居金牌首位。这就是中国面对西方挑衅可以自卫和反击的基础和硬实力。
其次，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已与西方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对美国，更是形成“金融恐怖平衡”关系。美国是中国产品的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中国则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买主。美国可以维持中国的出口拉动增长模式，而中国则可以维持美国超前消费模式的继续存在。双方是荣则共荣，损则俱损。如果中国停止购买或者抛售美国国债，将直接影响到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美国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与萧条，甚至会导致目前汇市、股市、房市已经大跌，贸易、财政双赤字状态的美国经济崩溃。而受重击的美国则无法支撑对中国的庞大消费需求，还会引发美元大幅度贬值。这对相对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和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来讲也是相当不利的。但正是这种平衡关系，迫使美国在2008年的东西方对抗中少有的没有冲到第一线，甚至在某些事务上对中国大表支持。比如布什总统携全家老小共同出席北京奥运会，还以“不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将是对中国人民的失敬”的话暗批欧盟。
第三，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向来奉行放任式自由经济的西方首当其冲，损失惨重。除美国外，当今世界另一支柱欧元区则进入十五年以来的首次衰退。在这个背景下，希腊甚至由于一个偶发事件居然引发遍及全国的骚乱、罢工和罢课，并迅速在欧盟漫延。这种情况下，西方模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而反观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谨慎的金融开放政策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仅没有象其他国家面临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而且还由于拥有世界第一、高达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可自保，更可为金融危机的解决助一臂之力。因此，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再次达到历史新高。而“北京模式”已成为西方模式之外最为成功的道路选项。特别是中国以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取得如此成功，在全球更具可模仿式和借鉴性。这可以称为2008年意外的国际机遇。
最后，2008年，以主张两岸统一和交流的国民党赢得大选，台湾事务终于可以由两岸的中国人来决定。大陆也无需再耗费巨大的外交资源用于争取小国的外交承认和大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许诺。从而使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时具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反击能力。
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一举突破了西方对中国遏制的瓶颈，成功的迫使西方除了和中国合作别无其他选择的境地，从而逆转了西方一百五十多年在东西方关系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中国也将由此赢来更为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也将在完全自主、历史给定条件和传统双重影响下探寻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
法国巴黎 宋鲁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