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问题暴露伊始，其国力立即遭到怀疑，中国似乎有人很乐意以别人的没落来证实自己的崛起，美国企业大量增加的失业、破产，银行被迫增加国有化比例，提高监管等级，市场低迷，房价飞泻而下等用来证明一个强国正渐行渐远，它对极端伊斯兰组织，朝鲜、伊朗核问题等虽不是一筹莫展，至少也是办法也不多，前者从未销声匿迹，后两者越来越接近于核国家的现实也往往用于佐证。
美国衰退与中国是否能崛起并无必然联系，根本不是一个一定彼消此长的关系。其实，以中国的现状，短期内不可能走上类似美国的发展之路，从传统而言，古代中国一直缺乏对经济发展的原理进行具体、专业化的研究、主要是以哲学思维来解释、应对经济现象，经济活动严格受制于政治，就像个人从属于政治一样，一个古代的地方长官仅仅因为对一个当地富人的衣着，住宅装修或家庭陈设不顺眼就可以名正言顺乃至合法地致其于死地，基本不需要援引法条，其实惩罚理由也很容易找到，因为合理的经济活动一般不能通过现成、合法的途径达成目的，由于完成必要的商务活动中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其中很多商业惯例都是不宜公开但私下通用的，抵制这些办法只能一事无成，但实施的代价是必然为未来的人身、财产安全埋下隐患。古代的中国专制者们从不拒绝君臣关系等同于父母、子女关系的政治学假设，而当时的朝廷很少是因为人民的拥护而是通过武力和继承得到的，因此当权者自然更关心自己的权势、血缘等，终身和世世代代拥有那些权力被视为胸怀大志，关心人民的生死存亡经常被用来作为笼络人心的响亮口号，实际操作中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敷衍了事，政治的第一要务是满足个人欲望而不是完善政治体制的功效，履行承诺。政治意图决定一切时，经济数据也好，公权也好，就会变得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思想体系如此古老、复杂，一次又一次地成功抵御现代化的冲击，无比强烈地影响这个国家，从该传统中延伸而来的现代中国要克服不良传统的纠结还需要经验的积累，制胜的愿望以及勇气、时机。
而美国是个严格受法律规范的国家，政治权利、经济地位、社会声誉等皆不能凌驾于法之上，好处是：人和组织的活动必须符合社会认同的公平、合法、通用原则，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单独的或有组织的都在公众监督之中，行为的选择和效益都有规范与衡量标准，严刑峻法确保上述标准、规范基本得以执行。良好的法治对美德、专业精神的维护是有保证的，因为法治不是政治工具，不会为弥补政治欠缺解决政治亟需而撒谎、妥协，利用其数据和调研可以看到真实的美国，美国公众清楚知道自己国家的目的，目前的状况，自己可以依靠的法律、政治工具，并大致知道自己实施某个行动后的可能后果，劳动权利，政治权利，安全利益都得到明确的保护，或许现今尚不够，但一直是比过去越来越多。国家不是预先知道未来，却提供大量机会，让人有准备，在个人独立面对未知挑战时尽可能给予更多的保护，提高人的胜算，帮助实现梦想。这样的国家虽然从经常困难当前，却不会绕道。而如果一个政府给你一个承诺，但需要你以绝对服从为代价，这样的国家经常是看不到困难的，因为这里的政治需要被神化，令人向往，无法拒绝，它不得不完美无瑕。这种现象在古代中国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时，也从未将中国经济带入一条康庄大道，反而是社会危机四伏。
经济成就不是美国的全部本质，不能以它的经济起伏一项指标来判定它的优劣，经济现状可能敏感地提升或者降低这个国家的生活质量，但对其创造力、法治精神等影响甚微，换言之，当这个国家购买力下降时，其创造力、法治精神、道德感不一定会随之下调，因为它是一个崇尚生活目的多样性的国家，经济指数只是其全部行为中的一个项目，美国有过的惊人创造力和有益于治世的法治不是在其经济辉煌而是在其低谷时就一直存在的。一张靓丽的脸并不比一个健康的体魄更优越，可以肯定，漂亮的经济数据一定来自创造力、法治精神、道德感等，而创造力、法治精神、道德感的优劣不一定取决于经济数据。
低估美国可能源自利润至上的意识，它的危害性在于：将一次反经济周期运动扩大到对一种文化的整体偏见乃至歧视，结果文化上的狂妄自大势必扼杀必要的谦逊，从而令自己忽略并错失从有过成功经历的国家那里得到急需的经验与教训。
润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