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币制和货币二重化，有三个事实依据：
其一是秦汉时期的一国两币，即“上币”与“下币”的划分和称谓。
其二是现今古巴实行的一国两币，即“可兑换比索”和“不可兑换比索”两种货币的分别发行。
其三是中国1994年7月汇率改革之前实行了几十年的外汇券与人民币共存的情况。
至于货币二重化理论，则完全是独特的理论创新，用以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难题。该理论自1994年5月诞生以后，共有4本专著出版，发表论文10余篇，包括若干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和一篇国家一级权威期刊上的重头文章。1997年5月在江苏省吴江市举行的“纪念《罗马条约》四十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上，作者得以在小组会议上宣读了该论文，并被推举作了大会专题发言。在全体120名到会代表（其中约有80位是专家学者）中，作者是4名大会发言人之一。4位发言人中，有两人是代表各自小组所作的概括性发言，只有两人是就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专题发言，而余为其一。由此可见该理论及其作者在此次有着国际影响的会议上之受重视程度。作为这次会议之国际性的一个证明，就是我与到会欧盟代表有过较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和双语交谈，再就是开幕式上坐在台前的同声译员向我征询“邦联”一词的准确译法，我在下面大声回答：“con-federation” or “confederal”——此为大会的小小花絮，一笑了之，不足挂齿！
现在的问题是，时至今日，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理论尚未能够付诸实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利无百倍不变法，祸已千重仍由之”的思维惯性和社会惰性使然。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几十年间一直未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使这个理论得不到显示威力的机会。
现在，这个危机终于爆发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加以实行，以造福于人类。当然，作为中国人提出的理论，首先要造福于本国人民。
由于至今尚未实行，国人可能会有疑虑。但事实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开始时都是独一无二和前无古人的。“天下万物生于有，而有则生于无”。比如，世界上本来并没有苏联，可是后来俄国人就硬是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本来并没有共产党，可是后来就从无到有地诞生并取得了执政权；世界上本来并没有科学发展观，可是后来为现实所需，就慢慢形成了。
总之，从无到有是很正常的普遍现象，而什么事都“古已有之”反倒不正常。货币二重化理论和双层货币制，也是一样。
因此，我们考虑是否采纳和实施其方案的着重点，也就很自然地放到了其可行性和实施效用上。请允余试析之。
一个国家的同一区域内同时流通着两种货币，其实际可行性已由开头所说的三个事例所证明。
首先，秦汉时期，之所以要实行“上币”（黄金）与“下币”（铜钱）并处流通的制度，是因为：铜钱，相对便宜，价值含量小，适合于广大普通民众交易时使用；黄金，稀缺而珍贵，价值含量大，所代表的物质财富多，适合于达官贵人之间的价值转移，以及皇帝对功臣和降将等的赏赐。如果只使用一种货币，不是大众用不起黄金，就是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功臣降将等搬不动铜钱！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利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行。
所以，其两币制是顺应历史（即当时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后来许多国家一度实行的金银复本位制，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或者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其次，再看古巴的两种比索。这与我们当年的外汇兑换券有相同之处，即都是计划经济和外汇不足情况下不得已而为的双轨体制。其中一种是外国人持外汇可以兑换到的购买凭证，凭此可在指定商店买到普通民众买不到的特供商品；另一种是普通民众所使用的货币。前一种，外国人离境时如有剩余，可以再兑换回其所带来的外国货币，故称“可兑换比索”；后一种，则不能自由地兑换为外国货币，故称为“不可兑换比索”。
这与我国的外汇券如出一辙。其道理很简单：由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或尚未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内民众所使用的货币（普通比索和人民币）不能自由地买卖外汇；由于外汇相对不足，更有必要加以限制。于是，就创造了一种仅供外国人或特殊身份者使用的“准外汇”（即古巴的可兑换比索和我国的外汇兑换券）。
与古代秦汉时期的上、下币共存一样，可兑换比索与不可兑换比索的共存，以及我国当年外汇券与普通人民币的共存，也都是适应当时现实需要的产物。没有这些“发明创造”，就无法渡过当时的难关。
到1994年，当我国的外汇逐渐充裕而国民经济也日益市场化后，两币并存和汇率双轨制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缺点越来越显现出来，于是就在汇改之时被取消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假如运用货币二重化理论加以改造，亦即，将同为单层货币的两种货币改造成为性质、职能有所不同而又能够相互配合、协调运行的双层货币制，则不仅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会发生，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不会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了目前的危机，也会很快走出危机。
顺便说，秦汉时期的“上币”（黄金）与“下币”（铜钱）之明确区分，仅是指的使用者身份层次有高低之分，可兑换比索与不可兑换比索，我国的外汇券与普通人民币，也都是一样，两种货币本身在性质和职能上并无区别（亦即实际上同属于下币），故而都是单层货币制，不是双层币制和货币二重化。真正的货币二重化，是1994年方才诞生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理论创新；一旦将其付诸实施，就会成为制度创新。货币二重化理论之所以将来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创新性。——这是题外话。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几十年来种种问题，以及目前使全世界倍受折磨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千般一律的单层货币制，就是因为没有二重化。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建立了金本位制，也就是明确规定本国货币的单位含金量。各国货币的相互兑换，就以各自的单位含金量为准，加以确定。这看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由于皆与黄金挂钩，各国币值相当稳定，兑换关系也比较公平，不存在某国币值被明显高估或低估的问题。这就一方面可防止货币倾销（即通过本国货币的竞相贬值而倾销商品），另方面则可避免一国通过货币管道从另一国人民身上吸血的国际剥削。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黄金的开采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不同步，黄金与各国货币的内在联系越来越细弱，难以为继。特别是正好又赶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爆发，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通过本国货币竞相贬值的方法刺激出口，以摆脱危机。另一方面，德国和美国在实践中摸索出来，又经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反危机措施，其中一条就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增发货币、增加流动性。结果是，不仅抵消了通货紧缩，而且还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扬和货币贬值。——所有这一切，都使黄金与各国货币挂钩的金本位制失去根基而寿终正寝。
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实行的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这种货币体系的实质，是“黄金美元本位”，即“半金本位”：在对外关系上，是金本位（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各国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间接则也是与黄金挂钩）；而在对内关系上，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周期性变动的需要，货币政策服从和服务于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需要，发行量多少仅根据国内情况而定，完全不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含金量的问题。
这样，就为其崩溃埋下了伏笔：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上的反危机需要，加上“越战”这一因素，使美元的发行量不断攀升，不断贬值；另一方面，随着美元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流到国外的美元也越来越多。原来由于稀缺、珍贵而造成的“美元荒”，这时变成了到处泛滥的“美元灾”。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央行手里积存了大量的剩余美元，他们都要求按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比率（即1美元=1/35盎司黄金）从美国挤兑，造成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流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背弃承诺，不再保证按原定官价兑付黄金。于是，1美元就从1/35盎司黄金，贬值到1/38盎司黄金，后来又贬值到1/42盎司黄金。再到后来，连这个比率也保证不了，于是干脆宣布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致使黄金价格一度狂升10倍以上，美元身价也相应地急转直下、一落千丈。赫赫有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这样崩溃了。——这都是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的事情。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几年时间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基金组织名存实亡，国际货币处于“无制度”状态。
1978年，在牙买加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对原来的基金协定作了重大和根本性修改，承认了各国选择货币“本位”（即与谁的货币或与什么东西挂钩）的自由化和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同时则强化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援助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监督和协商合作机制等。这就是延续到目前的“牙买加体系”，也有人将其称之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真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灭亡了。
新建立的国际货币体制（“牙买加体系”），表面上看，确实救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使其得以苟延残喘直到现在，然而实际上，则是将全球经济置于了更加危险的境地。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7年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都是由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即牙买加体系）不合理所造成的。
这里，问题的关键和要害，就在于它是以某国国内流通的“软通货”充当了国际“硬通货”。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真正能做到永不贬值的国际硬通货。假如有了这种硬通货，前述所有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一种永不贬值的国际硬通货呢？这就要实行货币二重化，建立双层货币制。
道理很简单，在单层货币体制下，跨国流通的“国际货币”与国内流通的是同一种货币，没有任何区分。这就有两大原因使其根本不可能保持币值的恒定：
第一，国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现实，繁荣时需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萧条时则需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这就使得货币的供应量时增时减，币值也就时升时跌，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更不可能永远恒定；
第二，由于实行的是单层货币制，在国际上，强行保持某一种货币币值不变的唯一办法是将其与黄金挂钩保值，就像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做的那样，而这又注定再多的黄金储备也顶不住外国央行持币挤兑的压力，因而迟早还是崩溃。
然而，一量实行货币二重化，建立起一个双层货币制，情况就不同了。
第一，作为现代纸币的下币，仅仅限于境内流通，因而可以自由地调节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变动，币值可以自由浮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保持恒定；
第二，作为传统纸币的上币，专门用于对外支付，既不承担调节国内经济的任务，又无必要以黄金为价值担保，没有必要向外国持币者兑付黄金，而只需要以黄金为定值标准就行了。
比方说，可以规定一个上币单位恒等于1克金。这样，当外国持币者要求竞付黄金时，就可以付给他价值1克金的下币就行了。如果下币此时升值了，付给他的下币相对少一点；反之，如果此时下币贬值了，就付给他多一些，以免于损失。总之，外国人手中所持的每1个上币单位，永远都可以随时随地兑换为价值1克金的下币。
既然如此，上币也就做到了币值恒定。
假如当初美国能有这样一种货币二重化理论，并依其为据创建一个双层货币制，亦即发行两种美元，其中一种是金美元，每1个金美元定值为1克金，专用于国外；与其同时，另外发行一种限用于国内的普通美元，以调节经济，币值浮动，——假如这样，那么，当西德和日本等国持其积累的金美元要求兑换时，就不必向其兑付黄金，而仅只需支付价值等同于其所持金美元之黄金含量的那么多普通美元也就行了。反正，保持金美元币值不变的承诺已经兑现，至于西德和日本拿到的是黄金，还是价值等同于这么多黄金的普通美元，就不甚重要了。因为，西德和日本等国之所以要向其挤兑黄金，目的无非是为了保值。既然能达到保值的目的，有什么必要一定非挤兑黄金不可呢？
由此可见，假如当时美国能有我们现在的货币二重化理论并加以应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绝不会崩溃的！
不仅如此，有了双层货币制，其上币可做到永不贬值，1997年的亚洲货币金融风潮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在上币的保护之下，索罗斯之类的国际炒家和投机家根本无从对作为下币的泰国铢下手。
同样道理，有了双层货币制和永不贬值的上币充当真正的国际硬通货，我们眼看着自己多年积存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断贬值而束手无策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美国局部一隅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为全球和全面性的经济危机，更不可能出现“美国救市，全球买单”之类的情况。
特别是当前，在危机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一旦我们以现有普通人民币为下币，另在其上创制发行一种上币（华元或金版人民币），即可将现有不能有效加以使用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转化为（变现为）可供中央财政支配使用的20余万亿元（普通）人民币资金用于刺激需求、提振经济。
所有这些，都有赖于货币二重化理论的付诸实施。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高层没有、也不可能了解到这些情况。
1994年5月，笔者的《论货币二重化》一书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经济系的何炼成教授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在偌大的中国，一本著作印行3000册，根本不知道卖到哪里了；一个名家给予好评，一次学术会议上受到重视，都远不足以引起国人和高层的重视。这就是货币二重化理论至今未得到国人了解、理解和实际应用的原因所在。
余元洲 江汉大学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