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罢工潮突现，已经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和全国其他地方。尽管到目前为止罢工还主要集中在外资企业，但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延伸到其他各种企业。实际上，很多外资企业工资水平一般说来要比内资稍高一些。再者，罢工潮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并非只是人们所谈论的简单的劳资关系，而是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体现。
罢工潮的出现，从更深层次看，它涉及到政府、资方和工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级政府和资方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劳资关系的冲突必然导致资方和政府、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取决于政府如何来处理劳资关系。如果政府偏向资方，必然加剧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偏向劳方，政府和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会发生冲突。从中国以往的经验看，政府往往倾向于资方。
这些年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趋于紧张甚至是爆发状态。社会对政府和党政官员（尤其是司法系统）的暴力复仇行为一直在增加。从2008年的杨佳案到最近湖南永州司法人员被枪杀的事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罪犯都被很多民众视为是“维护正义”的“英雄”。
社会对资本和政府的冲突（抗争）也可以表现为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即针对整个社会的报复行为，最近频繁发生的滥杀无辜（尤其是孩童）就是这样的案例。一些对政府和资本仇视的个人，因为伤害不到资方和政府，就选择了对弱小无助者施暴，以求最大程度地报复社会。不过，不管怎样，最终要承担责任的还是政府，因为这样的行为必然引起社会对政府管治、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平正义的能力的不满，甚至引起民众的愤怒。
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迅速增加
最近这些事件都表明，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迅速增加。在各种不稳定因素中，劳资关系最为重要。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劳资关系处理不好会演变成为组织化的工人运动。中国农村抗争运动已经持续多年，但这些运动都是地方性，非常分散；劳工运动则不一样。劳工运动往往发生在城市，并且是大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个特点决定了劳工运动容易组织和扩散，并且一旦发生，就会对很多的社会关系发生影响。
但出现罢工潮又是预期之中的，因为这既表明政府、资本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转型。这都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首先是中国政府和资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直是站在资方一边的，就是“亲商”。海外的学者从改革开放外资进入中国之始，就一直在呼吁劳动条件的改善。但地方政府一直在保护着资方。上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量的劳工死亡事件，但地方政府一直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来改善劳工条件。
自本世纪初，政府的政策导向开始发生变化。中央政府意识到以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很难持续，因此开始引入“亲民”的概念，强调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中央政府的理想目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公正双重目标的实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具有标志性意义。不过，中央政府的政策，对资方并没有积极的效果，《劳动合同法》等法规和政策实际上遇到多方面的抵制，并且抵制的力量还不小。阻力不仅来自资方，而且也来自地方。这并不难理解，在GDP增长方面，资方和地方政府往往是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和资方往往以GDP增长来要挟中央政府，并且往往取得成功。
劳方意识的增强
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型对劳方则有很大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劳方权力意识的产生和强化。尤其是对年轻一代人（80后和90后）的影响更大。他们的父辈从毛泽东的艰苦生活时代过来，对艰苦的工作条件能够理解和忍受，不会随意表达不满；但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对物质生活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很高，忍受物质艰苦和社会不公的能力远低于父母辈，并且也倾向于表达自身的不满。从政策转型的角度来说，劳方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经济转型，因此是有利因素。在中国目前地方政府和资方构成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没有劳工方的压力，中央政府制定的任何政策都很难执行下去。只有结合了劳工压力，政策才会有推行下去的可能。
罢工潮发生了，这既不可避免，也并非是消极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劳工运动。处理得好，中国经济就可以逐步逃离目前在政府、资方和劳工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资方利用廉价劳动力，没有动力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地方政府只关注GDP和就业，自然和资方结成联盟；而劳方也以出卖低廉的劳动力为主，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能，始终停留在低层次的技术水平。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是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经济结构得不到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劳工运动处理得好，就可以有助于两种结构的转型。第一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方面的转型，至少就中央层面来说，思想和政策方面早已经准备好，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动力。现在劳动方有了压力，政策的执行就变得可能。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往的经验看，这会促使中国经济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二是阶级和阶层结构的转型。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或者“工”字型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最不稳定的。只有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社会稳定才会有保障。在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来自一次分配的劳动收入最为重要。中国中产阶级一直得不到壮大的最主要障碍，是劳动者收入过低。一次分配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经济根源，二次分配不能培养出一个中产阶级来，而只是在保护业已产生的中产阶级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处理不好劳工运动后果严重
劳工运动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危险。无论是政府、资方和劳方都存在着政治化的倾向性。政府方面可能因为怀疑劳工运动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甚至政治稳定，采取强制性的高压措施，从而激化和劳方的关系。劳方如果其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也有可能使运动政治化，把单纯的争取工资和福利的经济事件转化成为政治事件。不过，政府和劳方这两者之间无论怎样互动，都会对资方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政府站在资方这边，那么劳方就会不满；如果政府站在劳方一边，资方就会不满。无论是资方的不满还是劳方的不满，都会有后果的。劳方的不满会导致劳工运动激进化，资方的不满会导致投资积极性的下降，甚至不投资。
要实现政府、资方和劳方三者关系的良性循环并不容易。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资方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过低、资方盈利水平过高。但从长远来看，工资水平的提高必须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资方（尤其是外资）现在所重视的，就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土地成本和环保要求低是资方投资中国的最主要考量。土地成本现在上去了，环保也不能忽视了，唯独还可以考量的就是低劳动成本。如果劳动成本也控制不了，如果要继续盈利，那么就要增加附加值。但高附加值取决于技术水平。在没有技术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劳方的抗议可能会无济于事，因为薪酬待遇的调整空间有限。资方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会选择少投资或者不投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无论对哪一方都没有利益。
政府推动技术提升是关键
但要提高劳动者技术就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尤其是政府。政府单方面给劳方施压或者对资方施压，都不能求得问题的解决。政府需要为资方提供技术条件，要为劳方提供提高技能的动力。这里，教育改革是个关键。多年来，中国工业升级不能实现，和劳方的低技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地方在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三十多年以后的现在还在使用农民工。这不能不说是政府的责任。一方面培养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但同时大学毕业生学无所用。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平，绝对不是正常现象。另一方面，无论是外国的技术还是本国的技术，在中国很难转化成为产品核心技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技能工人。同样是一个技术，在日本、德国等国生产和在中国生产，附加值要差数十倍。高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升级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就整个国家而言，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教育改革。最近的中长期规划，强调国家补贴的职业教育和高教结构内容的合理性，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关键还是在于落实。
罢工潮的出现，表明中国已经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的转折点。不过，这个转折点绝对并非是一些人所希望的线性的上升，也可能是回复到从前或左或右的局面，要不就是对资本的控制，要不就是对劳工的控制。如何处理罢工潮而求得政府、资方和劳方三赢的局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府的作为是关键。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层面看，日渐兴起的社会力量，对于希望通过改革，化解当前经济社会矛盾的中央政府而言，是一种有利的助力。罢工潮中涌现的新一代青年产业工人，不仅不会威胁社会长期稳定，反而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和社会正义的动力。这当然不是说执政党应该全面鼓励罢工，但至少不应该将其看作是“维稳”的目标。
广东省不将罢工视为社会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做法，是非常理性和富有远见的。如果一味站在资方和GDP的角度予以打压，就一定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危机。相反，如果把工人的呼声逐步纳入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并予以合理承认，执政党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定。长期看来，随着新一代工人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产业工人自发组织能力必然会逐步增强，中共和政府也必须要思考，如何与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形成良性共生关系，在推进改革、协调各方利益的同时，控制各方面暴力倾向，以求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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