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刻，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从“美国梦”到“中国梦”，饶毅的轨迹不仅仅是一次个人选择，也代表了一股历史的潮流，甚至反射出一种世界格局的变动。他的回归为中国科学界带来一股新风。
他不想成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的旁观者，所以要在事业活跃时期回国，对中国有所贡献。
对于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科学家，公众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而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
2007年是饶毅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他在海外工作生活了22年后，回到了祖国。
回国即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舆论将他的回国与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海外成名后，壮年归国效力的科学家。
然而，对于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生物学家，公众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而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2004年，在饶毅回国之前，他就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对中国政府的中长期科技规划表示关心，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回国后，他的批评仍没有停止。2008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靠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饱受诟病的中国高教体制开出药方，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照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
47岁的饶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批评性的建设者”。他说，“除了做好本职，‘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看法。看到问题，就要说出来。如果不敢说，那还怎么做？”
选择回国
饶毅1962年生于江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8年参加高考时，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对人类有用的科学家”。本希望能去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的他，却上了江西医学院。
五年后，饶毅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在上海，他接触到更活跃的学术氛围，并最终把自己的兴趣点锁定在当时的新兴学科分子神经生物学上。
1985年，研究生尚未毕业的饶毅，成为改革开放后早期的自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其后，他在哈佛大学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4年，饶毅得到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聘书，开始领导自己的实验室。2004年，他到美国西北大学做教授，并兼该校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两年后，成为讲席教授。
选择回国，饶毅身边的很多人都表示不解，但他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回国实现了个人的归属感，与自己内心认同的国度和人民共度酸甜苦辣的生活，我也希望自己的后代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其次，回国参与中国的发展，将自己的工作融入祖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使人生有高于个人的意义，和祖国共命运。”
饶毅说，他不想成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的旁观者。“不准备退休后回国，而要在事业活跃时期，对中国有所贡献。”
2007年回国时，有人曾预言他是“飞蛾扑火”，前途不容乐观。
时隔两年，他说，“那个时候我不这样想，现在也不这样想。你让我重新再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这样。”饶毅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两年一帆风顺，而是他坚信，“中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一步步地往更好的方向走”。
作为科学家，饶毅并不担心“回国后，科研会走下坡路”。“我敢回来，其中因为我已经在国内开展工作，可以判断自己还没有走下坡路，而是自回国后科研会比国外做得更好。我有这个信心。”他说，在国内，虽然国际学术交流少一点，但可以静下来，想深一点，做一些深刻的、重要的研究。
坚持理念
饶毅似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泡在实验室和文献中的科学家。在回国前的十几年，他就经常“和朋友一起用部分时间在中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事情即使很小，也希望起到良性的作用”。
同时，饶毅对中国的科研体制不断发表看法。其中包括他和中国科学家鲁白、邹承鲁合作，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中国之声”增刊上的那篇文章《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饶毅在文中批评行政机关对科技经费的控制不当，建议设立一个总理科技办公室取代科技部。解决国家缺乏科技政策协调机构，而只有经费分配机构的问题。他还呼吁让国内科学家获得更多的自主，而不是被官员牵着走。
他知道这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如果说的话都要跟自己的利益挂钩，那就无法说话了”。
回国后，饶毅开始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施。他在北大生命科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生命科学学院。
他首先对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做了改变，增加了一些新课程，改变讲课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增加交叉学科教育。他自己也参与其中，参与给本科生上课。
“生物学很容易教成描述性的东西。实际上，它最有趣的、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提出和证明，是新的科学发现是怎么产生的。因此，我和龙漫远安排了一堂课——“生物学思想与概念”，选取了十几个重要的生物学概念，介绍其来龙去脉，关键的实验是什么，思想是怎么提出来的。”
他和王晓东、施一公发起北大、清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两校一所联合研究生培养计划，强强联合，并以此推动建立中国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改变国内原有将研究生视为劳工的习俗，而提高他们的地位，为学生利益着想、将优秀研究生作为未来科学家培养。
对于回国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也做好了准备，“令人不快的事情肯定会有”，“时下遇到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原则。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不能因为个人的偏见，不能因为其他的压力，就见风使舵。”饶毅说。
“智识分子”
不时提批评意见的饶毅，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智识分子”。
在他看来，除了有专业的创见外，“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能够通过自己言论，“营造一种舆论，让其他人更好地去做”。这些见解不是即兴演讲，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为了改善中国的科学文化气氛，和学术环境。“只做不说可以是好事。但是如果视而不见，或者不敢推动文化的改变，也许是坏事。”
2008年10月5日，饶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美妙的生物荧光分子与好奇的生物化学家》，详细介绍了钱永健、下村修等人的工作，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堪称科普杰作。3天后，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公布，获奖者正是钱永健、下村修。
2009年3位美国科学家因在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方面的发现而获奖，再次与饶毅2002年撰写的《二十一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相吻合。至此，他所列的21个项目中已有10项获得诺贝尔奖，如此高的准确率让人们惊叹不已。
对此，饶毅解释说他并不是“能掐会算”，“当你对科学很感兴趣、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开出这个名单”。
饶毅所说的“智识分子”并不局限于科研领域，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有“智力型领袖”。他本人就对历史很有心得。
“常有人误以为领袖就是有行政权力，可以发号施令、掌握资源和分配利益的人。有人甚至认为科学家、学者都是为行政长官服务、听令于行政长官。其实，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学者作为真正领袖的例子，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都有。有时可以说，相当多的行政长官不过是前辈思想家的追随者或当代学者思想的实践者。”
在饶毅看来，光有知识是不足以称为“智识分子”的，“智识分子”需要经常享受智力生活、智力刺激，没有就会觉得“智力饥饿”。
他说，他大量增加学术报告和科学文化讲座，推动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就是希望培养未来的“智力领袖”，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竞争力。 ★
人物简介：
饶毅，博士，1962年出生，江西人，著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生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
饶毅2007年从美国全职回国，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言论：
“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扎扎实实做工作。在国外批评勇气不需要很多，而且起的作用不大。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人能像梁漱溟、马寅初那样有脊梁。在国外不是不能为中国做事，但不如在国内做得多。”——饶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