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置身于家乡的山水间，毛泽东心中涌动着思亲念祖的情愫。第二天清晨，他来到旧居斜对面的楠竹给父母拜坟，鞠躬后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当日下午，他前往滴水洞韶山水库游泳。途径毛氏宗祠时，他说：“管他三七二十一，进去鞠几个躬再说。”走进祠堂，他在放祖宗牌位的敦本堂三鞠躬。到达家庙毛震公祠时，毛泽东又进去看了看。他问先祖牌位到哪去了。陪同的人说，有人将它们烧了。毛泽东问：“你们这样有得柴烧？！”接着正色道：“菩萨是迷信，应该打倒，烈士墓和祖宗牌位是纪念。要不信迷信，至少也要到50年以后。”另据陪同人员回忆，在回韶山期间，毛泽东还专门索要过毛氏族谱。所有这些举动，都显示了毛泽东对先人的感佩和怀念之情。毛泽东在毛氏家族的“文化场”中整整生活了17年，并负载着它的文化信息走出韶山，搏击时代风云，最终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毛泽东后来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剑斩断了家族制度的锁链，但他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仍与毛氏家族的传统精神有着多方面的和切近的联系。
勤苦进取的奋斗精神
韶山毛氏家族是典型的移民家族。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始祖毛太华携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从云南来楚，定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再卜居韶山，从此揭开了在韶山创业的序幕。
与现域韶山的其他地方相比，韶山冲一带因山高林密而开发最晚。当毛氏家族的先人来到这里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尚是一副原始的蛮荒景象。山林草泽中，虎啸猿啼。淙淙山泉，从崖畔石缝中流出。这里除了绵亘的高山，便是茅草丛生的山间谷地。每当山洪爆发，泥石俱下，浊流滚滚，巨大的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山洪过后，偃草涂泥，乱石满沟，渍水泛起层层白光；而每当干旱时，又溪河断流，水贵如油。唯一的优势是这里林木茂盛，珍禽异兽众多，为伐木、打柴和狩猎提供了便利。可以想象，当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刚来韶山时，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多么严峻！他们及其子孙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起码的衣食之源。正是在与环境相争的过程中，毛家人形成了勤奋进取的奋斗精神。“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辍。”一代一代的毛家人，依此为兴家隆族的必由之路，硬是把一个陌生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孙赖以生存的家园。
毛氏家族的第二代传人毛清一，定居在今韶山滴水洞附近，配昌氏，生毛有恭、毛有信；毛清四则定居在韶山冲东南入口处铁陂，配段氏，生毛有伦、毛有智、毛有诚。这样，毛氏家族第三代共有5人。在这5人中，毛有恭配金氏，生毛震，毛铎，毛瓒；毛有信配易氏，生毛瑺、毛鉴、毛铭、毛海；毛有伦配杨氏，生毛翔；毛有智配李氏，生毛深；毛有诚配胡氏，生毛胜。于是，毛氏家族第四代共有10人，比第三代翻了一番。在这10人中，有后嗣且袭居韶山的仅毛震、毛瑺、毛鉴、毛深四人，由此分为四大房，在加上石塅(地名）毛全山一支，构成五大房。毛全山与毛太华同籍江西，同赴云南，后又同时来楚。为敬宗收族计，乃将这一支纳入整个毛氏家族序列，称为石房。前四房以人名命名，后一房以地名命名。五大房既定，毛氏家族由此枝分派别，瓜绵椒衍，生齿日益繁、家声日益振。后来震房又分竹溪、彬溪、介溪三支；鉴房分泉溪、高溪两支；深房分立暌、立明、立暘、万才四支；瑺房分显色、显名、显定三支。毛泽东属震房竹溪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氏家族已衍派至二十二代。据湖南省图书馆保存的民国37年（1948年）《韶山地方毛姓氏概况调查表》记载，此时毛氏家族共有7000余人。
毛氏家族的先人，先后在铁陂、东茅塘、乌塘、毛家湾等处开种田土300余亩。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以前，土地“历来公共，未经分晰”。成化十八年八月十五日，由长房房祖毛震主持，除留部分公田外，其余按人口等情况分配给各房各户，延续百年的家族土地所有制不复存在。到清代前叶，韶山冲一带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田畴沃壤，遍布冲内；茅舍之间，鸡犬相闻。粮食、竹木器加工、凿石烘灰等家庭手工业兴盛起来。家族内外的土地买卖等经济活动以关约、契据等形式频繁地发生。农民将谷米、牲猪、木柴和手工业品运到银田等集市进行贸易，以换回布匹、食油等必备的生活用品。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毛氏家族开始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文化（体系）。清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家族始修族谱，确立了从第七代起的派系：“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其后又在光绪七年（1881年）、宣统三年（1911年）和民国30年（1941年）三次续修族谱。族谱包括世系源流、生没葬向、文武誥赠、忠效节义、祠墓图说、传赞祀典、据约规训等许多内容，堪称毛氏家族的百科全书。二修族谱前夕，震、、鉴、深等房还撰修了房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合族倡建毛氏宗祠。毛氏宗祠位于韶山冲引凤山麓。建筑面积668.8平方米，落基宽大平稳，房顶宝瓶竖戟，“竹影摇窗，松风入户，四时花鸟不尽，清幽有与天地相永者”。伴随着修谱建祠，为祭祖隆恩而设的各种祭会也纷纷登场。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为该祭会的发起人之一。总之，到清末，毛氏家族形成了规矩齐全、体用兼备的家族文化体系。
历500余年之奋斗，韶山毛氏家族不仅开发了一方热土，而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毛氏家族从自己的奋斗史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无难为之事，性能不囿于难为之见，不生其畏难之心，审其难为之势而克分其难，酌其难为之理而克任其难，自便难为者转成不难，故有为之才，一生为人之所难为，而行若无事。旁观咤讶,鲜不叹为难为之事,必得难得之人而后成也。”这与毛泽东后来的名言“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何其相似！
家族如此，家庭亦然。毛泽东的父母都非常勤劳，一心以致富兴家为念。特别是他的父亲毛顺生，不信命运，不靠祖业，完全依赖自己辛勤的经营而兴家。他不仅赎回父辈典当出去的田产，还用积攒下来的钱购进二十多亩土地。原来的五间半茅草房在他手里变成了十三间半大瓦房。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在家里容不得他们闲着，稍有不从即斥其“懒惰”。这种家风培养了毛泽东从小做事勤快、善始善终的习惯。青年毛泽东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又写道：“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毛泽东终身依此自警自励，并成就了亘古未有的事业。
强悍好胜的尚武精神
韶山毛氏家族的民风以劲直尚气、强悍好胜为主要特征。这种民风的形成，一方面归因于长途迁徙、开创新基的家族背景；另一方面则源于从军打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元至正年间，毛太华回避战乱从江西吉水迁徙云南，在那里娶妻生子，并参加朱元璋后来平定边疆的战争，立下军功顶补洪武垛籍。王朝鼎革，尘埃落定。为补湖南人口本之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外省移民实湘。毛太华在这种背景下来到湖南。此后，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代不乏人。 19世纪50年代初，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兴起。韶山毗邻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得风气之先，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毛氏子弟参加了从湘军出师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战役，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功名。
清代军职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10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被毛氏子弟获取过。据笔者遍查毛氏族谱，毛氏子弟升提督的有毛恩坎等3人；升副将的有毛际禄、毛祥受等4人；获参将的有毛贻致等2人；获都司的有毛恩兑等7人；获守备的有毛祖富等5人；被授千总的有毛祖斐等3人；被授把总的有毛祥汀等6人；被授外委的有毛祖川等5人。
在毛氏家族的历史上，一下子出现这么多有功名的人物，实属前所未有。他们的经历和功名，直接感染到同乡子弟，特别是他们卓厉敢为、闯荡天下的品格，更对人心风俗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从此论政谈兵，习为风气。从军打仗，成为毛氏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
中日甲午战争时，毛氏子弟又“乘时而起”。民国初年，毛氏子弟毛国翘、毛宇居、毛麓钟等还对同乡何海清远涉云南，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早年亦曾外出当兵谋生。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韶山生活期间，那些获得功名的人物如毛有庆、毛祖篪等人尚在世。即使是那些在他诞生前后已不在人世的人物，亦是相距不远，口碑尚存。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接受到他们的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和意志。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穿上薄薄的衣服，沿着院墙外的河道和田间小路，跑步上东台山，在山上远眺、做操，然后在魁星寺看书。校园内，有一条便河环绕，河上架了一座白石桥，桥左有一口叫“莲泉”的水井。从东台山跑步回校后，他就在井里打冷水洗脸。他特别喜欢洗冷水澡。冬天，他就从井里打些冷水到房里擦身。课间休息，他走出教室和同学们在操场草地上扳手劲、打耍架（摔跤）。
50年代中期，同班同学去北京看望毛泽东，他还当着老同学的面回忆说：“那时我人虽然瘦，但个子高，打耍架时一般人还不敢轻易拢我的边。我和班上力气最大的某同学交战，他也只占了个平手。”
一般来说，从习武论兵成风的家族中长大的人，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英雄崇拜意识，毛泽东正是其中的典型。在韶山时，他听说湘潭哥老会首领“彭铁匠”起义后，便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在湘乡东山学校，同学萧三借给他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反复阅读，用墨笔做了许多标记。华盛顿、拿破仑等英雄豪杰一时成为他心中的偶像。他别是华盛顿经8年苦战而始得胜利，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长沙求学后，毛泽东的尚武精神更为突出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成为他长期军旅生活的起点。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不仅以学识、才华闻名全校而且以爱好体育、胆量过人博得同学的交口称赞。他的体育锻炼方法五花八门，爬山、游泳、冷水浴、风浴、雨浴、露宿，举凡一切能坚固肌肤、锻炼意志、增加气力的运动项目，他都尝试过。毛泽东的尚武精神还很快在实践中得以运用。1917年11月，他和同学智缴了北洋军阀部队的一枝枪，轰动了整个长沙城。
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但他绝不同于那些“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文弱书生。他一生，崇尚武勇，崇尚体力活动，并从中感受到人生之至乐，这是他与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撇开毛泽东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难以理解这种“不同”。毛氏族人在闯荡天下的过程中，培育了家族的尚武精神，并代代相传，相磨相荡，积淀为家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毛泽东从家族得来并在青年时代不断张扬的尚武精神，逻辑性地引导他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半生戎马，“九死一生如昨”，从几条破枪到拥有雄兵百万，实有赖于强烈的尚武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
刻苦向学的求知精神
毛泽东一生兴趣广泛，但最大的兴趣却是读书。追根溯源，他的阅读兴趣和求知精神是在韶山培养起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人际交往和求学问艺主要在家族的范围内进行，因此，考察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当脱离不了其特定的家族文化背景。
毛氏家族生活在偏僻的韶山冲一带，文化发展受到经济状况的严重制约，加之又是一个移民家族，文化资源的积累也较为困难。尽管如此，毛氏家族仍是一个重视读书和教育的家族，其立家兴族之本一为力田，一为读书。所谓“家有藏书郭有田”、“秀者读而朴者耕”，便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之下，毛氏家族从未放弃过以诗书振家声的梦想。走近毛氏宗祠，“注经世业、捧檄家声”的对联赫然入目，可谓雄心万丈，豪气千云。考察毛氏家族的人文历史，虽然没有出现过“科第蝉联，仕宦赫赫”的景象，但也产生了许多名重乡邦的文化人。他们在求学历程中刻苦自励以及对子弟的殷殷训导，都昭示着毛氏家族浸浸日昌的前景。
韶山毛氏家族的文化人最早产生于第三代。“清一子有恭以吏才载县志，清四子有伦以明经入国史。”之后，毛氏家族经历了一个文化上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明末清初，家族文化才开始活跃和兴盛起来。这时，毛氏家族一连有毛凤仪“生卒不详”、毛凤来（1608---1693）、毛朝颖（1646---1693）、毛朝颂等通过院试而成为“邑庠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秀才。
清朝乾隆年间，毛氏家族又出现以毛文伯（1674---1760）、毛文柱（1687---1759）、毛文常（1717---1736）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
清朝道光以降，毛氏家族的文人更大量涌现。毛兰芳（1826---1892）、毛鸿宾（1852---1928）、毛鼎臣（1844---1909）、毛简臣（1845---1925）、毛麓钟（1866---1921）、毛福生（1863---1933）、毛咏薰（1871---1937）、毛宇居（1881---1964）等皆钟情诗书，在当地颇著文望。
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他青年时代“博学善诗文词赋，应试屡拔前矛，尝代文武官员作应酬简札篇章，佥谓文望日隆”。中年“高悬绛帐，近悦远来，诲人不倦，奖励成才，不计修金之有无也”。毛兰芳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最有名的就是“韶山八景诗”。毛兰芳的孙子毛麓钟和毛福生一为秀才，一为国子监监生。
毛鸿宾、毛简臣、毛咏薰等也极喜读书。毛鸿宾是毛泽东在韶山生活时毛氏家族的族长，毛简臣的父亲毛祖南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为堂兄弟。毛简臣在父亲的督导下，苦读成为秀才（清附生）。
家族先族们的求学事迹，通过家谱、通过口耳相传给毛泽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读私塾时所跟随的6位老师中，有4位即毛咏薰、毛宇居、毛简臣和毛麓忠为本家族的人。1904年秋，毛泽东在关公桥私塾跟随毛咏薰读书，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06年秋，他在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阅读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1909年下半年，他在乌龟井私塾从毛简臣点读《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1910年上半年，毛泽东又在东茅塘面山楼私塾跟从毛麓钟学习《史记》、《日知录》等著作，也翻阅了许多时论和新书，还包括毛兰芳、毛麓钟的诗词作品。正是在这些家族先贤们的引导下，毛泽东步入国学之林，初步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初步具备了作为读书人的涵养和习性。时移势易，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毛泽东未能像他的先辈那样走入八股应试的道路，可是，读书求知的精神已积淀在他的心里。
据毛宇居和其它韶山老人回忆，毛泽东读书很认真，尽管对经书不喜欢，但仍能熟读它们。他最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和关涉现实的时论及新书。少年毛泽东的求知欲非常旺盛，他到处借书来读，包括和尚的经书。韶山冲的书读完了，就跑到湘乡外婆家去借。在停学在家的两年中，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还坚持读书到深夜。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毛泽东的心飞驰得很远，走出家园的梦想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
毛氏家族先贤们的求知精神和重教传统，对毛泽东走出韶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0年，毛泽东听外家表兄文运昌介绍后，想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继续求学。毛泽东向父亲讲了自己的打算，但父亲坚决反对。那时，毛顺生拟把毛泽东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希望儿子日后充当他在生意上的帮手。哪知毛泽东的志向不是经营一个小店，面是要经营天下。毛泽东说服父亲，特意把毛麓钟、毛宇居等老师请到家里为自己说话。毛麓种、毛宇居等认为毛泽东善于读书，将来大有可为，还历数读书的种种好处，劝说毛顺生送儿子上学。毛顺生讲不过大道理，但他很现实地说：“泽东是湘潭人，到湘乡读书只怕有界线。”毛麓钟马上答道：“现在中国人到外国留学的都很多，何况只到湘乡呢？”在族亲的压力面前，毛顺生不得不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1910年秋天，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在表兄文运昌的陪伴下，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行前，他改写他人的一首诗留赠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暂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试题为《言志》的入学考试中，毛泽东畅抒自己的理想，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李元甫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材！”从家族的文化背景中走出的毛泽东，终生爱好读书，尝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博览群书，成为毛泽东经纶天下的重要条件。成全人格的修炼精神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是韶山毛氏家族文化的基石。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道德哲学，最讲求品性之砥砺与人格之修炼，坚信内圣才能外王，修身齐家方能平天下。所以，明理做个好人为第一要紧事，功业、文章之属尚在其次。
毛氏家族到韶山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必须倾全力解决生存问题，社会生活尚比较简单，人们无多少时间训练礼仪。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族先贤开始制定严格的文化规范，以指导和约束族人的行为，保证家族的兴旺发达。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创修族谱，可惜该谱已经失传，其主要内容不得而知；光绪七年（1881年）毛氏二修族谱制定了家规18条，家训和家戒各10则；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时又增加百字铭训和劝戒讼词。另外，二修、三修族谱时，还辑录了古今圣贤格言。毛氏宗祠“聪听彝训”匾额上方抄录有曾国藩的部分家书，以补家族文化规范之不逮。
二修族谱制定的家规18条涉及家庭、社会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由族长、房长强制执行。家族处理不了的则“送官究治”。如第1条规定：“孝悌为百行之原，固人道之所当尽。凡为子弟者，务宜服务奉养以事亲，逊顺恭让以尽弟。苟有不孝养父母，不弟事兄长，大则忤逆违悖，小则言语撞触，族长传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又如第5条规定：“子弟之成败全在父兄之教训，故父兄之教不严，子弟之率不谨。凡我族人于子弟知识稍开，天真未遭之际，提撕训导以保天性。及长，教以正业。如有听其游荡，放辟不加约束，先以容纵处父兄，后以不肖治子弟。”再如第15条规定：“公项银谷，除供国课、办祭费、妥公用外，或有赢余，任听经管掌理出入，每年凭众清算，开除若干，实存若干，注载公簿以示清洁，如有肆意侵噬，浮开数目，除追还赔偿外，立行斥革论罚。”
家规作为族人的道德生活信条，具有突出的实用价值，必须做到家喻户晓。毛氏家族在制定出家规后，要求“凡各家长当于三余之时，孙子略识书字之际，使之观看，与之讲明，令其和其稽考，遵其法戒，则在家可为一家之令子，在乡可为一乡之善士，在国可为一国之忠良。”家族长辈特别是族长在保证家规的执行中起着重要作用。毛氏家族的族长毛兰芳、毛鸿宾等皆能“正人先正已”，以人格引领一乡之风俗。毛兰芳早年从军，本来“前程无量”，但当他得知父母倚门泣望时，竟“不脱冕而行，归依膝下，誓不再游”，可算是标准的孝子了。归乡后，他为一族之纲领，“凡济人利物、排难解纷事宜，所谓众善奉行矣”。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家学历几代而不坠。对困苦向学者，他“不取学俸”，奖励成才。毛鸿宾作为毛兰芳的继任者，律已甚严。“族中旧例，经理三年一任”，他“曾任经理九年，无一人敢非之者”。他“一生淡于名利，衣服不用洋布，惟以皂衫布帽裹身”。年登六秩，乡族中称觞上寿，“力拒之，乃以所费而移修桥头湾石桥一座。工峻，命名为寿星桥”。对于晚辈，“惟以力学戒奢为励”。他们的率先垂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族道德风尚的形成和传播。
毛氏家规制定于1881年，毛泽东则诞生于1893年，且在韶山生活了17年，因此，家规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从家规的内容来看，排除其极端的封建礼法观念，其中的确存在许多积极因素，如孝养父母、尊老敬长、严格教子、婚丧从俭、怜血孤寡、清正谦洁等。这些都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并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
毛泽东历来反对那种父辈对子辈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孝道，但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深深感戴的。父母病重期间，他忧心如焚，到处寻医问药，甚至不远百里到南岳为母亲许愿还愿。父亲去世时，他不在家，未能给父亲送终，他一直为此感到内疚。1921年春节他回到韶山时，还对弟妹们说对父亲没有“尽孝”。1959年回到韶山的第二天清晨，他便到父母的坟前拜祭。回到寓所，他对罗瑞卿等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这也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二位。”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上面还有“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等记载。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批判封建“孝道”的同时，仍继承了儒学慎终追远的道德情怀。
封建礼法严尊卑，别等级，酿成恃强凌弱的暴虐之风，但排除其极端思想，内中也蕴含着尊老敬贤的可贵精神。毛泽东对老人、对长辈一直是十分尊敬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提议给“延安五老”祝寿，并给其中之一的徐特立60大寿写了贺信，称赞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1959年回韶山时招待乡亲，他特意给老师毛宇居敬酒。毛宇居不安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马上应道：“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泽东给人写信，会见宾客，对称呼、对座位都极讲究，虽说是细微末节，但也证明少年时代的文化习染对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由于与尊长接触很讲礼仪，他身边一些工作人员觉得与他的身份不大适应，毛泽东却戏称自己是“老保守党人，是老顽固”。
毛氏家族很重视家庭教子，认为“子弟之成败全在父兄之教训”。毛泽东可说深受这方面的影响。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从为人到治学，从事业到婚姻，都谆谆教诲。他给儿女们的大量书信，慈严交尽，感人肺腑。如他在1947年10月8日给长子毛岸英的信中写道：“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和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会有进步的。”1963年1月4日，他在给小女李讷的信中写道：“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手里。”15日，毛泽东又致信李讷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交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已之短，大有可为。”作为父亲，毛泽东尽了教子育子的责任。
勤俭持家是毛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家规中云：“冠、婚、丧、祭，称家有无。俭啬太过，鄙吝失之固；骄奢靡丽，侈浪失之浮。惟其不固不浪，乃得之中，则于礼无悖，于人无议，且足以风世。”毛泽东的父亲持家十分勤俭，甚至有些近乎悭吝，如他不准家人在岁时令节以外的时间吃肉，只对雇工有时破例，农忙时节以肉和鸡蛋招待他们。毛泽东继承了家族勤俭持家的传统。他曾说：“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将勤俭持家的思想推广开去，毛泽东又号召“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他身体力行，终生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1945年他去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他一块欧米嘎手表，此后直到逝世，毛泽东都戴着这块手表。其间不知坏过多少次，他都舍不得换新。
毛氏家族家规认为：“孤儿寡小，最为苦楚，无论亲友同族，务宜一体体恤，无事则共相顾复，有事则力为扶持。”毛泽东所属的震房还办有养济所，专门救助那些孤苦无靠的人。毛泽东的母亲文氏为人善良，常常接济那些穷苦的乡亲。毛泽东终生最看不得穷人落泪，又时时不忘为“卑贱者”鸣不平。究其根源，与家族传统也有一定的关联。
毛氏家族崇尚正直无私的道德风尚，在家族事务中力倡清正廉洁，“厚德流光”，认为侵吞祀产和公项“无异人子食父母之肉”。家规中规定，如有贪墨行为，“要立行斥革讼罚”。家族前辈们的“好义趋公”，对毛氏弟子有深远的影响。如民国时期曾任云南易门县县长的毛国翘，在任期内，“凡有关于国利民福者无不尽心力以为之”，但又“无丝毫之暗昧，其公正廉明，洵属难得”。1926年6月10日的《民治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称其“颂声卓著，遍树口碑”。毛泽东更是以其公正无私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形象。他终生反对腐败，严惩腐败，既是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传统道德风尚的发扬和光大。
毛氏二修族谱除“家规”18条外，还制定了作为其补充的“家训”和“家戒”。家训10则为：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弟兄、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勤劳本业、奋志芸窗；家戒10则为：戒游荡、赌博、争讼、攘窃、符法、酗酒、为胥隶、为僧道、谋风水、占产业。与家规相比，家训、家戒更少时代的局限性，体现了毛氏族人奋发向上的人生取向以及对纯洁生活的向往。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毛泽东曾向业师杨昌济介绍过自己家族的生活情形。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毛泽东在纯朴的乡风民俗中长大，吸取了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念，他伟大的人格离不开家族传统的哺育和熏陶。
韶山毛氏家族的家规、家训和家戒，指导了毛泽东早年的道德实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毛泽东不断的吸纳新知识，把道德实践引向更广泛的领域，把人格修炼提升到一个个新的高度。如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他与会员就把“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学会宗旨，并相约遵守“不懒惰”、“不虚伪”、“不赌博”、“不狎妓”等生活准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极为重视道德人格的表率和激励作用，同时向往一种纯洁高尚的社会生活。他对各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并将它们消除殆尽。这些都与早年的文化习染有一定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