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曾经说过“中国已经不再需要毛泽东”（1）的特利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忘记不了毛泽东。与官方的一度冷处理相映衬的，是一次一次的“毛泽东热”的兴起和毛泽东纪念堂、韶山毛泽东故居那源源不断的人流。
2006年是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国内国外对于他的研究仍然如火如荼。一些具有足够实证价值的史论随着相关资料的挖掘、解密和澄清而不断发表、翻译出来。令人欣喜的是，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道路、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的兵法、毛泽东的政略等甚至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和汉学领域（毛学）而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从纯粹技术性的、微观的角度探讨伟人的功过成败，即关注于毛泽东在特定的决策和作为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而呈现出的面貌，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对毛泽东妙笔和败笔的探讨不仅有利于强化对毛泽东更全面的认知，而且有助于澄清因为过分的开脱而造成的伪历史区域。
这里的妙笔是指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甚至中国现代史上所作出的一些足以导引历史的正效运行的决策和行为，比如力挽狂澜、力排众议、自力更生、飞来之笔的诸多佳话。
败笔则是指毛泽东应该负有直接责任而且又导致了某项重大失策、失误、失败的历史事件。
确定这样的妙笔、败笔可能需要设定这样的功夫：一是整体把握，避免局限性。比如有人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还没有取得战略优势甚至是局部危急的情况下策划并实施的刘邓大军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的决策称为败笔，原因是刘邓大军损失很大（2）。但从全局而言，三军动出，两翼牵制的战法确实取得了全局上的主动并因为这样的外线作战使得有着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解放区成为解放战争的内线战场，这也为后来的淮海战役开避了一个地理条件优良、后勤补给畅通、三军协同有力的战场。刘邓二野的局部损失换来的是整个战争格局的主动，纵是不能称为妙笔也绝对不可以说其是败笔。
二是做出尽可能符合史实或以可能的史实为依据的比较。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任何一项历史事件都不可以修改和替代。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因为我们不可能让另一个人把过去的某个事件按自己的方式“主演”一遍，我们似乎不能因此而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策略更加英明。但是，这样的比较仍然可以借助不同的决策和行事风格、相类似或事件前后的相关事件、符合实际的推断等获得这样的比较结果。比如我们可以通过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的机动灵活而反衬博古—李德路线的笨重，以抗日战争中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战略对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壮大的事实反衬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呆板；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意”的战法反衬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滞重；以解放战争初在共产党军队的攻坚实力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进攻“三路四城”的失误而佐证三十年代初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性错误。
三是对相关资料尽可能做出符合史实的判断。无论是官方所出版、西方的报道和研究还是反面材料，都会存在一些不符合逻辑和史实的表达，需要对此做出认真地辩证。随着资料的增多和人们认识的深入，一些有争议甚至是故意而为的说法已经得到了澄清，比如西路军渡黄河的决策责任问题；但还有许多停留在一面之词甚至“谣言”的层面上。比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讲到毛泽东、李富春指使医生用含汞的药物“毒害”他（3）、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指责毛泽东对“福建事件”漠不关心（4）、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认为毛泽东在长征中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5）等，都还没能得到确证，或者还原其最初的事实依据。而要对这样的资料做出相对而言是公允的判断，将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进行深入的辩伪和考证并听取同好们对此的深入讨论。
四是主要以官方认可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即“正史”）为主要的参考资料而不是宝剑地道听途说、相信不精确回忆、受到出于不公正甚至偏激的立场而写作的相关文章的左右。当然，这样的资料因为可能经过了当事人或依特定思路进行的修饰或裁剪而被国外研究者所怀疑甚至不予采信（比如竹内实的数十卷《毛泽东集》就排斥在国内已经正式发表的许多毛泽东著作），但是毕竟，使用这样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更显得持论允当。事实上，虽然某些正史（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也确实存在着诸如在特定敏感事件上语焉不详、言之无佐（表现为缺乏具体的引征资料）、以褒为主、对部分所引资料的真伪不作辩证等问题，但在未能得到多方参证的情况下，仍然应该视之为第一位的“信史”。
五是充分吸引国际国内“毛学家”们经过深入研究疏理而成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为我所用。这对于佐证和充实自己的一些判断和假设很有帮助。另外，口述历史等鲜活的细节甚至特定的“孤证”提供的线索，以及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中存在着的相当程度的“小道消息”或主观之见，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结毛泽东的妙笔、败笔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检讨毛泽东的优点、缺点和泛泛而言的性格特点的过程。优点如毛泽东实事求是且做得很精的战争经济学和军事“生意”，缺点如纵是错了并自己认识到且改了的情况下也坚不认错、动辄在未经过效验就称某种决策为“正确”的习惯（这一点倒与博古、王明等特定状态下的语言风格相似，这应该是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败了总会找到许多非自我的客观原因（典型的如长征中的土城之役）的执拗，泛泛而言的特点如他不仅仅表现在诗中也表现在决策和行事中的过分“浪漫”、大胆和匪夷所思便有时创制出凡俗的思维不可能理解和通达的飞来之笔，也可能产生想象过分丰富却不切实际的跳跃性畅想甚至理想、梦想，比如多次要求粟裕率华东一、四、六纵（即“叶王陶”）逐次跨进到闽浙赣吸敌缓解中原压力以稳定内线态势（6）。
在努力搜索、归纳毛泽东妙笔、败笔的阅读和求证实际中，我一次次地为毛泽东本人无时无处展露出的诗人风范、哲学家思维、艺术家气质、斗士形象（表现对父亲的反抗、对中央战略的抵触、对共产国际的有限度尊重、对斯大林的戒备等）、战略家秉赋（如在三大战役中从全局出发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打法以及台海关系中拉蒋打美的作法）所迷恋、迷醉、迷惑。这可能也是毛泽东拥有众多崇拜者的原因。但又必须承认，毛泽东的个人性格在从一九三五年以后变得越来宽厚持重，而过了一九五九年又重新变得独断和我执。伟人的性格变化也是他容易导致妙笔和败笔的一个心理基础。
对毛泽东一生的妙笔、败笔和凡笔的厘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写作《毛泽东一生的十大妙笔》、《毛泽东一生的十大败笔》这类文章，就更需要足够的论证和排比。
就目前而言，我所认知的毛泽东在建国前的妙笔如：以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游击战十六字诀、工农武装割据等为内容的建军与存在、发展逻辑，把游击战术提升到战争战略、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实用战法；以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实惠”发动群众从而巩固根据地的人民战争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唤起中立分子的好感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公关策略（1936年尤甚，毛泽东本人就有许多可以称之为“书信外交”的统战活动），其中经典部分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以敌进我进、持久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扩张实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战争全攻略；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到整风运动再到七大通过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主要是王明、博古等）的阵营进行分化瓦解以及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和清算而逐步建立起个人无上权威的整体“权术”；以重庆谈判、南线解放区北调、中原突围、挺进东北等为内容的解放战争序幕，为取得对蒋胜利取得了布局上的执黑先行之利；以十大军事原则、三军动出两翼牵制、三大战役等为构成内容的解放战争总体和具体攻略；等等。
毛泽东在建国前的败笔也有一些，如放任西路军二万一千多人（这几乎就是当时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在甘肃的全军覆灭而没有有效的救援之策（7）；置国民党方面限期一个月的“最后通牒”于不顾迁延近三个月（1940年10月19日至1941年1月4日）而未有应对和防范动作（期间甚至将陈毅部北调而抽掉了军部的北方接应），致使付出新四军皖南军部八千多人被歼及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等高级将领战死等惨重代价（8）——虽然军长叶挺属于非党人士、副军长项英已经在党内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但从二人的级别而论，这可是比之于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更高规格的牺牲；解放战争初，虽然十分强调“慎重初战”和运动战战法又曾经因为敌强我弱而在三十年代十分反对过攻打敌人中心城市，却不切实际地提出“三路四城”计划，致使不仅不能攻克大同，反而迅速地丢掉了集宁、张家口，并造成了“很大伤亡”（9），这是毛泽东在华北战场上做的一笔赔本买卖；在东北，“死守四平”伤亡八千多人是毛泽东、林彪在东北的一大败笔（10）；娶一个历史不清白、声名狼藉、性情乖张、心理阴暗的女人（江青）为妻，致使后半生尤其是晚年的感情生活都孤寂凄凉且因为她的参与政治而使自己的威望受损（11），与蒋先生得到了宋美龄那样的“国际级”贤内助相比，乃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通天败笔；等等。
希望这样的文字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利于对毛泽东认识的深入和全面。敬请各位历史爱好者指教。
注释：略
2005年11月24日草稿
2006年5月19日第一番调整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