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华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美国的战略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党的认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党对美的外交政策和全国人民对美国的看法。毛泽东对美应对战略的变化很富有戏剧性，可以把它简单地概括为：从“欢迎”到“别了”再到“欢迎”。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希望美国来主持‘正义’与‘公道’”的做法，认为，“美国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但从1935年开始，中共对美国的传统看法开始发生转变，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
1936年，斯诺再度访问延安时，问中共领导人：“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的帮助中国人民?”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肯定答复：“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毛泽东破天荒地第一次对美国作出这一正面肯定和评价，这在当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它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表明中共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美国和日本混为一谈。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回答“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的记者问时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激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一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这说明毛泽东在1938年初即提出建立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思想了，这是重新认识美国之后的一个重大收获。
1939年以后，由于受国共关系摩擦、西方“慕尼黑阴谋”出笼、苏联与英法美关系僵持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转向主要持批评的态度。1939年9月14日，他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中说，美国在中立的假面具下，已在中日战争中发了一笔洋财，现在又想在新的战争中“大发其洋财”，它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生活也“一步步走向反动化与战争化了”。26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他甚至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没有公理。罗斯福也想发战争财，想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他要张伯伦做他的秘书，日本做他的后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他的前卫。
1940年，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对美国和国际局势的看法遂有了调整。是年12月25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共对外政策的若干原则性观点：“……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局势急剧变化。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指出，中共在全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在7月6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他又说，“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不会错的”。太平洋战争后，中共迅速作出反应，指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都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这是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新的转折点。1943年7月，毛泽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晚会的讲话中，重新评价了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他认为，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则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亦一定被打倒。
“我们党同美国关系的高潮在1944年”。(胡乔木语)1944年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主席本人修改审定的，并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了“战友们”字样。文章说，“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当时的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了确保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泽东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了机场规模、走向、各种标记等。在此前的7月4日(美国独立168周年纪念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祝美国国庆日》的社论，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及在延安的外国人都出席了延安时期中共破例为西方盟国举行的这一国庆庆典。可见，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欢迎是热烈的，期望值是很高的。事实上，美军观察组的顺利抵达具有多重意义，它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封锁，改善了中共的外交处境。当时，中共中央就认为，这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
毛泽东曾与美国的“中国通”谢伟思有过多次谈话，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44年的8月23日进行的。毛泽东着重从两个方面正面谈了他对美国的基本认识，即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应运用其影响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美国应援助中国实现工业化。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我们将欢迎它。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采取合作态度，它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容易合作。后来，谢伟思回忆说，他在延安1944年8月最初与毛泽东连续接触时，最感到惊讶的两件事之一是毛“真诚地希望美国与中国友好合作”。
“别了，司徒雷登”
1945年，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再度发生大逆转。3月，毛泽东向谢伟思抱怨道：“说什么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没有那么回事!”4月5日，《新华日报》转载了赫尔利3天前发表的扶蒋反共演说，问题开始表面化。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内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要警惕斯科比式的人物。抗战胜利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以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党的高级干部要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6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的评论，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国民党当局租借武器的供应，否则，就是“对中国人民极不友谊的举动”。
同月25日，该报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因为这些老爷的目的，和中国独夫民贼的目的完全一致，要在中国人民身上喝取鲜血。”这是1941年底以来，中共对美国首次公开的尖锐批评。7月4日——即美国的独立日，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人讲，我这几条烂枪，既可以同日本人打，那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7月7日——中国的抗战纪念日，中共公开指责，“美英联邦统治层中的绥靖主义分子与帝国主义分子”企图把日本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放在其压榨之下，“把中国变成他们独占的或共占的殖民地”。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公开说，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已一唱一和，“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话，发表了对美国政策的强硬声明，蒋介石“把美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后者则想“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这个方针是老早就定了的。美国是“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的祸根，同时，他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
1946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郑位三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8月6日，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他的“纸老虎”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美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至“打遍世界无敌手”，战后又到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人们对美国有一种恐怖心理，是很自然的。美国站在蒋介石一边，又有大量美军驻华，因此，“恐美”心理成为与蒋大决战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纸老虎”论，无异于一颗精神原子弹的引爆，对于消除人们这一心理障碍起了很大作用。
经过4年的解放战争，美蒋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从1949年8月14日到9月16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短短的一个月内，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5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著名评论，明确阐述了对美国的基本认识，要中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对美国存在幻想，增强民族自信心。毛泽东还毫不畏惧地向美国提出挑战：“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些认识成了1949年以后20多年间中国人的美国观的根本指南，其影响之大，无论作何估计，恐怕都不为过分。期间除了经过“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外，中美之间是“别了”长达20多年。
“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
从1949年到1972年，中美两个大国非但不相往来，而且几乎始终处于互相敌视和对抗的非正常状态，并一度在朝鲜兵戎相见、在越南间接相战、在台湾海峡武装对峙。
抗美援朝大规模展开的同时，全国上下也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蔑视美帝!鄙视美帝!仇视美帝!”毛泽东要求“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抗美援朝结束后，“美帝是个纸老虎”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毛泽东不无自豪地宣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进行大演习，“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于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美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在“纸老虎”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绞索”论：“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此前，毛泽东还说过，美国的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民，“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于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科学技术的先进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这自然也包括美国在内。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还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赶上”、“超过”美国的历史任务。可见，毛泽东反对美国并不是盲目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
60年代末美国推行以缓和、收缩为特点的尼克松主义，这给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极端恶化，“苏修”成为比“美帝”更现实的敌人，中国方面遂不失时机地作出对美关系的调整与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合影。尽管天安门广场上醒目地挂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横幅，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信号。在毛泽东77岁生日那天，《人民日报》在显著的位置发表了合影照片，称斯诺为“美国友好人士”，并在每天刊载毛主席语录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破例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有含蓄地但又是明白无误地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他说：应该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因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跟他解决。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说，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来硬的一手，但有时也来软的一手。他这样的人比起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好，因为后者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尼克松只要坐上飞机就可以来了。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作为旅行者来也行，作为总统来也行，都没有问题。毛泽东与斯诺的讲话精神，当时在中国异乎寻常地被层层传达，一直到农村大队党支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舆论准备。但是，对于大多数人，包括当时在“干校”劳动的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来说，这一段话也是在以后回想，并证之以事态的发展，才理解其深刻含义的。
此后，尼克松虽说没有暂时成行，但美国的一批年轻的运动员却抢了头炮。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戏剧性地应邀正式访华，周恩来亲自会见了代表团成员，并盛赞他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轰动一时的“乒乓外交”启动了中美关系迅速转变的巨轮。“乒乓球转动了地球”以后，一系列更加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接踵而至：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美帝国主义头子”在各种传媒上笑嘻嘻地与毛泽东握手言和。惊奇之余，一般人莫不目瞪口呆。尽管此后因政局的影响(如水门事件、林彪事件等)，两国关系并未出现大的飞跃。但是，双方相互隔绝的状态毕竟被打破了，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