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志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而且还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以及历史学家”。他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运用，在《毛泽东选集》及其他著作与
讲话里，都有突出的反映。这里略举一二。
毛泽东勤奋学习地方志和我国的古诗词及书帖，并运用来指导文物的保护以及文艺改革。
毛泽东特别喜欢读地方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年代里，他都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学习和搜集。
他年轻时候，就看过顾祖禹的《读地方舆纪要》；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他在县图书馆一住下，便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兴国县志》；在瑞金时，他得到了一部《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还
是连夜看完了。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在成都他认真阅读了《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和《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以及《武侯祠志》，还在书上批、划、圈点，又将其读后的《华阳国志》印发给与会的同志学习；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主持庐山会议的间隙，翻阅了《庐山志》和《庐山志续志稿》；他到无锡，就浏览了《无锡县志》；他在汕头市，又索读了《汕头县志》以及《潮州府志》。
他从这些地方志中，了解到当地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和风俗民情，并能将其运用于文物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中。
1947年，他去驻地附近的陕北靖边县小河村白云山古庙参观。该县的县长知道了也赶来陪同。上山后，他对这位县长搞不清楚其治下有什么名胜古迹，还认为那座庙宇是迷信东西的情况批评说：这首先是文化，“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进入庙里，毛泽东仔细观看了墙上的一千五百多幅壁画，向带领他们参观的老和尚指出：“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毁坏”。
这反映出他对文物的关心和重视。
1960年，他在专列上接见湖南郴州地委书记陈
洪新时，从询问中得知对方还没有看过郴州的“三绝碑”。毛泽东为了引起陈洪新的重视向他点明。“三绝碑”的价值，竟能一一道其来历。毛泽东讲道：“那还是1096年冬天，北宋著名词学家秦观，因遭到排斥与打击，被削职下放到郴州。秦观由于远离亲朋，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便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抒发自己不得志的心情，然而四年后就病死了。苏东坡很喜欢这首词，便将此词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附上跋语。后来，书法家米芾又把秦词和苏跋写下来。于是，宋代的人们，就将秦观的词和苏东坡的跋及米芾的书法称为‘三绝’。后人把它刻于崖壁，叫做‘三绝碑’。”随后，毛泽东又谈到自
己的希望说：过去郴州是瘴疫之地，文人骚客大多贬谪到这里，现在郴州应该有所不同。这种结合地方志的谈古论今，使陈洪新懂得了“三绝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他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把郴州建设好，并在事后及时带领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落实了修复和保护“三绝碑”的措施，使“三绝碑”重放光彩。
毛泽东除了学习地方志外，所读的中国传统诗、词、曲、赋也相当多；仅他亲自圈、划和批注过的诗就有1180首，词378首，曲12首，赋20篇；鲁迅的诗44首。毛泽东从中国传统诗词曲赋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又能结合实际加以发扬光大。
1936年2月，毛泽东亲率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准备开赴冀察前线。他当时住宿在黄河岸边的破旧窑洞里，看见大雪，写出《沁园春?雪》。毛泽东认为我国古代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以及元太祖这些著名的皇帝，虽然各有自己的杰出贡献，但亦均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而唯有当时北上抗日的红军和其他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他在描绘了北国的妖娆多姿的雪景以后，发出如下感慨：“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河北省秦皇岛西南的北戴河海滨畅游后，回忆起过去读过的魏武帝曹操的诗《观沧海》，便撰写了‘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这首词，既继承了曹操《观沧海》诗气魄宏伟的笔法，又表现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时代面貌，是对前进中的新中国及其伟大建设事业的热情讴歌!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为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做准备的闲暇时，读了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对词里的黄昏自愁”和“无意苦争春”之类的凄凉抑郁情调不甚满意，就“反
其意而用之”，写了创新之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毛泽东的咏梅词与陆游的咏梅词．虽然都是借梅抒怀，但后者表露的是孤芳自赏的情绪。而毛泽东表现的却是俏不争春把春报的谦虚品格。这种不同，反映了两个不同时代杰出人物的不同胸襟。陆游的咏梅词，自是封建士大夫的心声，毛泽东的咏梅词，展现的是共产主义者的情怀!
毛泽东还具有很深的书法造诣。他在延安工作时，身边就带有一套晋、唐小楷，以便随时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学习书帖就越加广泛。他买有套帖《三希堂法帖》，还让秘书去北京故宫借王羲之和其他书法家的真迹来看。这些书帖，在他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其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室里，也到处放着字帖。据统计，他所保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的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便达四百余种。其中，他对怀素的《自叙帖》和《论书帖》以及各种字体的《干字文》，更是反复品味琢磨。
毛泽东在观看字帖的基础上，还经常练习。他说：字要写得好，必须刻苦磨练；而临写字帖，不一定拘泥于前人，但习字则要有自己的体。这种继承与发展的思想，促使他敢于对前人的书法艺术进行巧妙的取舍和再创造，由楷书而行书，并进而发展到草书，从而形成了广为人知的“毛体”。
1946年，他得知“刘邓大军”歼敌捷报后，挥笔写了“庆祝大胜利!增强我信心!凡能歼敌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其毛笔字越写越大，如江海奔流，
龙飞凤舞。
1964年，他书写王昌龄《从军行》诗中的“不斩楼兰誓不还”这七个字，墨酣笔劲，笔笔如剑如刀，高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对当时国际上反华势力而誓不低头的刚毅之气!
毛泽东认真吸取《红楼梦》里的贾政当官而家庭腐败的教训和《吕蒙传》中吕蒙读书成才的经验，并运用来指导“三反”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
毛泽东对阅读《红楼梦》有极浓厚的兴趣，至少看了五遍，而且是把它当成历史来读的。
他不但自己认真学习《红楼梦》，还动员许世友及其他干部读，并认为要看完五遍才有发言权。在他的鼓励下，许世友就把《红楼梦》读了六遍。
毛泽东学习《红楼梦》和希望大家读它，是为了从中吸取其经验与教训。他就从学习《红楼梦》中，认识到了它是一部写得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主要是叙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异常激烈。他也因此才能把其中的贾政做官而贾家贪赃枉法被查抄的故事，同1951年我国开展的“三反”运动联系起来，用来教育我党的干部们要警惕受人包围，防止资产阶级采用“打进来”与“拉出去”的手段，来拉拢腐蚀党和国家的一些干部。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去安徽视察途中，于火车上阅读了《三国志?吕蒙传》。他还劝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学习《吕蒙传》。他解释其劝学理由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
毛泽东关于认真读史学史的号召，得到了公安系统的干部和职工的积极响应。罗瑞卿陪同毛泽东考察安徽回到北京后，立即仔细阅读了《吕蒙传》，觉得很受启发。他还责成专人将其翻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各级公安干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