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全世界都在期待作为外汇储备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以及拥有丰富的“石油美元”的中东能够发挥作用。有分析指出，只有这些国家向国际金融市场投放美元，才能解决资金困难，并且能够稳定和化解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做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不可能对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置身事外是必然的。可是，为维护中国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政府面临着该如何正确处理世界金融危机的问题。如果中国贸然制定错误的金融政策，不仅对世界金融危机无益，同时会危害中国自身的经济稳定和发展。
中国政府在考虑如何应对本次金融危机时，我们建议中国政府不妨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努力获得一些有益的维护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启示。所以，我们推荐中国金融政策的决策机构或领导人，认真阅读《战国策》的“南梁之难”。
“南梁之难”出自《战国策》卷八《齐一》，讲述的是如何最大化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故事，相信对中国参与和制定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策会有帮助。
魏国进攻韩国的南梁，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共同商议，并询问：“早救韩国与晚救韩国，到底哪种做法对齐国最有利呢？”
张丐回答说：“如果晚救韩国，韩国必将转而投靠魏国，不如早救韩国。”
田臣思说：“不行，韩、魏之兵还未疲惫，我们出兵救韩，这等于我们代替韩军去遭受魏军的攻击，反会使我们受韩国的控制。况且魏国存心要灭掉韩国，韩国眼看自己将要被灭，一定会求诉于齐国。我们不如先秘密地和韩国使臣结为友好，慢慢地等待韩国和魏军都疲惫后，这样，齐国就可以举足轻重，利可以得，名可以尊了。”
齐威王说：“好。”
于是，齐国就秘密和韩国使臣结为友好，让韩国使臣返国后告诉韩国，齐国一定会全力救助韩国。
韩国自恃有齐国援助，和魏国连续打了五场战争，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韩国不得已又求诸于齐国。齐国看到韩国和魏国都已经疲惫后，随即采取“围魏救韩”的策略直接出兵进攻魏国，并取得了大败魏军于马陵的胜利。这时魏国损兵折将，而韩国因为与魏国多次激战，也被削弱，因此，韩、魏两国的君主都通过齐国的相国田婴来朝拜齐威王。
可见，政府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不是单纯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决心，而是制定切实维护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并予以实施的国家行为。中国政府可不能听到西方国家几句“热乎话”就“肆意”使用国家金融资源，最后反而造成“出力不讨好”的结局。“愚蠢”与“智慧”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积极努力的过程，而是努力获得的“现实成果”，即是否真正实现了国家根本利益的最大化。要证明中国是否是民主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是否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做为一切国家决策或行为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和结果”的意义要比“宣传和口号”的价值大得多。
一、世界金融危机的缘起；
世界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基于“美元”做为世界结算货币，在美国恶性的经济结构下，不断走跌引发美元贬值。为减少美元贬值带来的美圆储备和出口等方面的经济损失，世界各国开始采取让自身国家货币随之贬值和加快国家或个人储备美圆的国际流通的措施。
随着美圆国际流动的不断泛滥，国际金融市场就出现美圆过剩。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及时执行“银根紧缩”政策或进一步减少国家重大开支（如军事支出），对遏制全球金融危机是很有帮助的。但是，美国八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不仅不收紧“银根”和减少国家重大开支，反而进一步以各种理由或借口持续发行美圆和扩大美国政府的各种重大开支，最终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
二、世界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
世界以美圆为储备的国家，为了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纷纷采取如下措施：
1、增加全球资产采购，造成世界范围通货膨胀；
2、改变单一储备美圆的国家政策，大量采购人民币等国家货币；
3、在国际市场抛售美圆，进一步恶化美圆的价值；
4、对本国货币贬值，加速了国际货币持续的流动，出现世界范围的失业；
以前这些政策，除了产生短期的经济效果外，只会加剧美圆在世界范围的贬值和过剩。完全是“以邻为壑”的“短视”金融政策。更有甚者，美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却不断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并且阻止中国政府抛售持有的美圆储备，使中国成为美圆持续贬值的最大“收容所”和“提款机”。每年中国政府必须忍受上千万美元“人间蒸发”的损失，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
三、中国必须面对的金融风险；
中国自2005年以来，随着美圆的不断贬值，投资中国的世界资金更多的时候是不稳定的“国际游资”。“国际游资”主要采取“短线投资”和“快速撤离”的方式，把中国当作“世界提款机”。“国际游资”主要的投资领域是股市、房地产、石油等期货、人民币兑换等，造成股市、房地产、石油等价格虚假上涨和持续大幅波动。
中国为了防止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采取了“银根紧缩”政策，防止世界各国大量购买人民币或抛售人民币的现象。但是，中国民众和企业却不得不面对“银根紧缩”政策下的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环境，直接导致国内生产企业融资紧张和对外出口的困境，致使中国大量中小型企业面临破产、失业加剧、股市泡沫化、房地产萎缩，但是物价却不断上涨的局面，造成中国民众必须承受“人民币不断升值而物价持续上涨”的双重经济压力和日渐艰难的生活处境。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中国也不例外。几年来，中国都必须面对“国际游资”短期投资中国、中国国内消费困难和受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的三重困境。再加之，近期发生的食品、服装、玩具等风险，可以预见，中国的出口将越来越困难是短期内很难扭转的现实。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困境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在决定拯救世界金融危机的之前，首先要考虑中国自身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通过“南梁之难”的故事，为中国拯救世界金融危机提供了三个层次的国家政策选择：
第一层次：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选择参与的环境政策，即中国参与的国际环境：
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圆持续贬值和美国畸形的经济结构。如果不改变美圆持续贬值和优化美国经济结构的美国经济政策，本次世界金融危机是不可能解除的。然而这两项都不可能短期内解决，或者，即便美国政府调整经济政策也只是短期行为，对世界经济全局并没有大的改变。
由此可见，本次世界金融危机具有持续性、长久性和全球性的特点，不可能依靠一两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就可以真正解决。只有世界各国齐心协力才可能拯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拯救金融危机首先是世界各国对以下各项措施达成共识，并愿意采取多管齐下的统一行动后，才可能对全球金融危机有所缓解：
1、改变美元的国际结算地位或者鼓励世界各国均衡持有多元化的储备货币；
2、加强政府主导下的国民需求的公开和透明，鼓励世界产品流通；
3、各国政府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去除不必要的政治性市场准入制度，降低世界商品流通的成本；
4、积极鼓励各国政府采取国际融资的途径，加强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入；
5、增强政府间相互采购或循环消费的国家行为；
6、适当鼓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或企业之间采取“以物易物”的经济形式；
7、各国制定有利于民众投资创业的国家政策，不断稳定国际资本的流动；
8、设立国际或区域货币基金，执行稳定货币汇率政策；
9、大力扶持各国中小型企业，制定专项银行借贷政策；
10、各国积极研发世界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金融互动模式，增强各国经济的政府联动性；
所以，在以上方面尚未达成世界共识之前，中国不宜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参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国家政策制定要突出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不能充当世界“冤大头”。中国在制定涉及参与解决世界金融危机的国家政策时，要始终坚持“不当头”的政治原则。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机构具备对世界经济“发号施令”的能力，中国可不能“头脑发热”或“忘乎所以”，要“量力而行”，更需要“三思而行”。
第二层次：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选择参与的时间政策，即中国参与的“时机”；
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存在。如果中国过早的参与挽救世界金融危机，将会毁掉中国30年苦心经营的国家资本，所以是得不偿失的。中国参与的时机条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美国支持世界各国调整国际结算货币的多元化；
2、美国政府愿意优化其经济结构，调整以“军工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政策；
3、世界各国认同由联合国或成立国际组织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并建立世界各国的金融联动机制；
4、世界各国政府就挽救金融危机的各项措施达成广泛的金融共识；
5、成立地区或国际基金帮助各国立足本国经济防止本国金融恶化；
6、世界各国以经济总量为基础，以一定比例的国家资产以可量化和有效的方式集体投入本次金融危机；
7、优化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贸易模式和途径，增强各国政府之间贸易的协调和沟通；
8、建立和完善国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政府需求和国民需求的信息发布和公开的渠道；
9、建立在金融危机期间国家投入的国际补偿机制，增强世界各国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以上措施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中国都不适宜参与全球金融危机。在这几个条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以下两点：
1、美国反对改变全球结算的单一美圆方式；
如果美国反对改变全球结算的单一美圆方式，世界各国都没有义务去投入国家资源和力量拯救美国造成的世界金融危机，而应该集体抛售美国货币储备，积极收购多元化的世界货币（如，欧元、人民币等）。改变全球单一美圆的结算方式不能以美国的国家意志为转移，而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决定。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日本、俄罗斯，还是其他新兴国家，都应该有更大的国际发言权。但是，主导这一改变的适合国家应该是俄罗斯，而不应该是中国。
2、很难成立由联合国或专门国际组织主导的全球金融领导机构；
由于美国是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策源地”，拯救世界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由世界各国为美国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的失误“埋单”。如果由美国统领抵御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全球运动，显然失去了正当性。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无论是G8、欧盟或其他地区国家联盟都不具备领导抗击本次金融危机的实力和条件。领导本次抗击金融危机的适合机构只可能是联合国或由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组成的国际机构。
假如世界各国不能在领导机构问题上形成共识，那么，导致的结果只可能是各国或地区联盟寻求“自保”，努力把世界金融危机的风险拒之于“国门”之外。我们如果以当前的国际政治局面来判断，这反而是一种最有可能性的国际局面。假如是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更应该小心谨慎地选择适合的“拯救时机”。
第三层次：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选择参与的力度政策，即中国参与的“力度：；
以中国的经济环境和抵御国内金融风险的条件，中国参与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前提是努力保障国内（含港澳台地区）金融安全；其次是维护亚太地区金融安全和稳定；最后才是“适度”参与国际金融危机。
换句话说，中国挽救本次金融危机应该有明确的优先顺序，即：
1、首先以稳定本国经济和社会为根本和前提；
2、其次以维护亚太地区金融稳定为责任；
3、最后以“量力而行”的原则适度参与国际金融危机；
总之，中国政府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时，首先应该认真分析世界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各国的金融状况及中国金融风险，然后是考虑各国在自救方面可以实现的最大化的力量，最后是中国政府在充分保障自身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为选择适宜的时间和金融资源投入世界金融危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目标。中国参与世界金融危机，是个机会，更是个风险。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只能以维护中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才能寻求到最佳的政治、经济地位，扮演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肖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