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汉字到底应该保持大陆已推行通用多年的简体字还是复归台港澳仍然使用的传统繁体汉字的争论在亚洲和北美地区的中国人圈子重又燃起。与以往争论不同的是，这次争论不仅仅局限在简繁汉字本身是非、利弊的争执上，还增加了中国统一和向联合国申报遗产的考量因素。
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希望看到台海两岸能复归统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意识里，两岸中国人的文化历史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而文化历史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文字。台港澳和中国大陆虽然都同样使用方块汉字，但其中有2235个汉字的字形不完全一样。大陆舍繁从简，对那2235个字搞出一套笔划较少的汉字简化方案；台港澳舍简从繁，固守自魏晋以来一切汉字的传统写法。这就造成了两岸中国人在文字使用上的“一字两制”（并非“书不同文”），因此有人认为，中国要走向统一，可以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大陆和台港澳着手解决文字上的分歧，把“一字两制”变成“一字一制”，先实现文字的统一。
去年年底，台湾行政院放出消息称将于今年旧历新年后推动向联合国申报正体字（繁体字）为文化遗产的活动，预计4年内达成目标。台湾文化大学教授邵玉铭声称此项行动并非要以正体字取代简化字，而是“正简并存”，共同维护中国文化遗产。台湾的这项申遗计划应该是对2008年3月大陆21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的承前启后吧。
2005年4月至8月，笔者与彭小明及其他人士在《欧华导报》月刊上曾进行了有关简繁汉字的讨论。在该讨论中，笔者写了《繁体字与简体字——择繁或简抑或亦繁亦简》和《再论繁体字与简体字》两文。讨论过后，欧洲几乎所有原使用繁体字的中文报刊和网站随后全都改用简体字排版（港资和台资的报纸除外）。这次重又燃起的讨论已引起全球中国人的关注，笔者想从《历史地看汉字简化》、《艺术地看汉字简化》、《功能地看汉字简化》、《对比地看汉字简化》、《理性地看汉字简化》、《社会地看汉字简化》6个方面再给以论述。
一. 历史地看汉字简化
古有仓颉创字一说。不管其真与否，我们确知的是，我们的祖先创字时不从拼音原则而是从象形原则出发。最早的华夏象形文字是甲骨文和钟鼎文，随着人们在生活中对文字日益增多的使用，甲骨文与钟鼎文演变为大篆、小篆，进而又演变为隶书而最后在魏晋时期便形成楷书而稳定下来。
主张恢复繁体字地位的彭小明称“简化汉字，造成中国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知断层。……切断了由长期行政统一和厉行科举而保持的汉字基本规范传承。”照他这么说，秦朝把周朝的大篆简化成小篆，汉朝把秦朝的小篆简化成隶书，魏晋又把隶书改成楷书不都应看成是使中国人断知历史文化的罪行？中国古代历史恰恰就是从记载在龟甲、青铜器、木简和纸帛的不同文字变体上整理出来的。不管任何时代，人们从事对汉字的简化绝不可能是为了摧毁文化，而是纯粹出于一个共同的基本动机：即为了易学和便于使用。汉字简化的目的也不外就是为了让广大百姓更易于掌握这个交流工具和载史工具。至于一个民族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自身的历史文化，这主要受政治体制、学校教育和舆论环境的影响，与文字的简化毫无关系。
在科学不发达以及时间价值不受重视的封建年代，人们对汉字笔划繁多、百姓识字率低等问题并不放在心上。中国旧社会的科举制度本来就是比较适合让少数士大夫阶层大展才华而视广大百姓为刍狗的制度。试想，如果社会一旦涌现出众多能识字读书的启蒙普通百姓，封建旧体制的统治者能不感到害怕？由于中国的封建行政体制和科举制度过于巩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笔划繁多而又难学的汉字没有人提出疑问，掌握4、5万个难写难认的汉字似乎仅属统治阶级和资质较高人的份内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 （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science科学）先生访问了中国，中国才有人提出汉字是否应该简化和拼音化的问题。
从太平天国，经中华民国前35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简化汉字的讨论和工作一直不断在进行着，直至1956年1月28日中国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才告一段落。该方案供简化515个汉字，简化偏旁54个。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表中收入的2235个简化字在大陆和东南亚一些地区沿用至今。在整个汉字简化的过程中，学者和专家最终所提出的方案都是从民间广泛收集和整理过的。陆费逵、蔡元培、钱玄同、胡适、胡怀琛、陆基、容庚、黎锦熙、杨树达、徐泽敏、杜定友、刘复、李家瑞、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李公朴、郁达夫、胡蜂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都或撰文或表态对汉字简化表示了支持。（参阅维基百科-汉字简化历史）。
汉字简化其实是顺应了文字遵循避繁趋简的发展规律。如果中国没有发生内战，国民党仍在大陆掌权的话，汉字简化的任务也必落在其身上，这个任务是它不可能推卸得掉的。上面列举的中国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都是当时中国杰出的知识精英，几乎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再反共也不可能反得了中国知识界的这股主流力量。到了台湾，他看到共产党把汉字改革的任务完成了，与“共匪”不共戴天的他哪能接受这个划时代的革新举措（敌人提倡的我们怎能赞成呢）？所以，当有坚持汉字必须改革者，如已故著名作家柏杨敢于提出台湾也应推行简化汉字，他的命运也就凶多吉少，被关进监狱了。蒋介石的儿子和接班人蒋经国了解历史发展的趋势，晚年毅然摈弃其父搞专制的一套，开始了促进台湾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就像汉字简化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台湾的民主化也同样出现了一些令人不敢恭维的乱哄哄和斗殴乱象。但人们却不能由于台湾民主化出现了乱象而认为台湾的民主化完全不应该，是错误的；同样，汉字简化有些字简化得不够完美，但也不能因此就说汉字简化断了汉文化的根，是错误的。汉字简化难道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和平演变”？一种外来文化的渗透？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对任何合理进步的东西都要神经兮兮地设“防火墙”，岂不令人要再次唏嘘感叹！
二. 功能地看汉字简化
任何事物，其功能越简单、越便于使用就越容易掌握和受群众的欢迎。电脑、机器、工具如此，文字也一样。英文只有26个字母，读、写、认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汉字是象形写意文字，大部分笔划繁多，读、写、认可依据的规律不多，主要靠勤练勤记。笔划少比笔划多的字好认、好写、好记，这是所有学过汉字的人的共同经验和体认。
在2005年的辩论中，彭小明认为简化有利于识字、节省书写时间等这些看法都是错觉，因为照他看法，“简化汉字仅仅减少了少量笔划，节省了若干秒描摹时间，却根本没有节省从辨析字形到记忆音义的心理过程。……因此，汉字的习得心理过程……不变，困难也就不会减少”。
对于他的论点笔者当时指出：“关于他提到的习得心理过程，我认为用来描述电脑的‘习得心理’比较恰当，而用来描述人的习得心理则不妥当。电脑的‘习得心理’（即程序）只需要懂得如何辨析字形（笔划与空白）和记住它的音和义，电脑便可大显神通了，一个字的笔划多寡对它完全无所谓。但人可不一样，人脑不具备一个有如电脑的习字程序，人辨析和记住一个字的笔划结构需要一个手写练习和铭记的过程。而且人对一个字的记忆不是一劳永逸的事，遗忘和记错的情况时有发生。人虽发明了电脑来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但不能因此认为电脑就等同于人脑了。
“学过汉字的人都体会过笔划少的汉字比笔划多的汉字好学好记。就好比爬楼梯是件累事，但爬五、六阶的楼梯比爬二、三十阶的楼梯容易多了、轻松多了。小时候练习写‘赢、整、舞’等这些字时，心里总怪当时制订汉字简化方案的专家为何不把这些字的笔划也简掉一些，写起来多麻烦啊。幸好我们现在通常写‘一、二、三、四……’不须要写大写的‘壹、贰、叁、肆……’，省事多了。记得80年代国内报章有一次由于社会上实在有太多的财会人员在写大写的‘贰’时，常常把‘弋’下面的‘二’错写在‘弋’的一横上面，因此不得不专门撰文把这一个相当普遍的错写现象指出来。其实能怪那些财会人员吗？把‘二’写在‘弋’的一横下面，不就有如一个“庞克”（punk）头上只留了左边的一半头发，把右边的全剃光了吗？谁会想到咱们汉字竟有这么前卫的写法呀！”
汉字是必须靠书写练习来掌握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捷径可循。所以，汉字越简单，人的练习负担就越轻，从而也就减少对学习写汉字的抗拒心理或懒得学心理。教过外国人学汉语的人都知道，教他们说话容易，但教他们写汉字就难得多；很多学员一看到一个字要写那么多笔划，就头痛打退堂鼓了，有些学员学写不到几个字，就中途而废了。在今天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在读写汉字的时候都慢慢地去琢磨每个汉字的结构含义，这是文字学家的事，完全不需要普通人也跟着他们那样做。任何想了解汉字创字原则的人随时都可以找到一本辞典或有关书籍去了解，绝不会有人阻挡他。
自从人们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电脑以来，不少人认为既然电脑输入简繁汉字的速度不比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慢，汉字的简化看来完全没必要，是多此一举之事。这种看法把人的使用与机器的使用这两种有区别的使用混为一谈了。对人的使用来说，所被使用的事物应是越简易与越方便越好（英文所谓的user-friendly）；对机器、尤其对高智能机器的使用来说，被机器使用的事物无所谓繁简难易，一切只需依靠机器所具有的软硬件功能就能自动处理了当。但人不具有像电脑那种高效高速处理事物的能力。在学会把汉字输入电脑之前，每个中国人都必须花不少时间先一笔一划地学会汉字是怎么写的，这可不是电脑能替代的事。
也许哪一天科学家能成功地把习得汉字的程序芯片植入人脑，那时我将相信繁体字再繁也无所谓了。但您愿意做那样的“机器”人吗？
《康熙字典》中收录的47305个汉字中，真正有实用功能的大概有7000个。《简化字总表》的2235个简化字只占这7000个汉字的不到三分之一。可见当时简化汉字所迈出的步伐是十分慎重的，没有硬把7000个通用汉字全简化掉。专家们主要是收集和整理了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使用的简体字，对其中一部分只作了一些修改而已。
文字改革触及到人的习惯问题，要改变人的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旧习惯势力之强有时能推翻一切已实行的改革。由于中国大陆推广的简化字是基于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经过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13亿民众已习以为常，丝毫未感觉到使用这些占汉字总数不到5%的简化字与中华民族的文字传统有什么背离或脱节。只要人们能捐弃政治意识形态的成见和跳出自我陶醉的怀古情结，就能意识到大陆在汉字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扫文盲、普及教育、便利书写和规范字体等各方面，汉字简化都起到促进或助推的作用。
三. 美学地看汉字简化
汉字除了具有交流和记载工具的功能之外，它还具有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功能。楷书汉字自魏晋出现以降就一直处于长期不变的稳定地位，与后者这个艺术功能很有关系。从魏晋到唐朝，也就是楷书从出现到巩固的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个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和柳公权。他们把汉字的书写提高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汉字的书写遂又成为一门高雅的民族艺术，从而也就奠定了繁体楷书不容置疑的正统地位，尽管在后汉以后草书与行书的书写已流传开来了。
确实，繁体有繁体的美。由横、竖、折、钩、撇、捺、点构成的多笔划汉字，如果能由书法家艺术性地表现出来就会像一幅美丽的画。用小篆写出来的诗更可兼具古朴苍劲之美，但要一般人字字都能认出来可不容易了。就连位居科学界泰斗的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面对用小篆书写的诗也被难倒了。2005年5月11日宋楚瑜到清华演讲期间，顾校长赠给他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清末外交官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贈梁任父同年》。他在念到第二句“侉離分裂力誰任”时卡住了，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想不到欣赏含古典风韵的繁体曲线美也会给人带来尴尬。
写简简单单的一个‘一’字，从你开始掂掇笔毫落于纸上的份量起，接着考虑从左划到右时的粗细长短以及最后在右边收笔时的手劲用量，这个‘一’字要写得好，真有如一字千钧啊。况且，写出来的结果还得与周围其他写出来的字综合起来看才能予以评定。其实简单也有简单的美。达文西仅仅把蒙娜丽莎的双眼画得那么神妙，一张嘴的微笑画得那么捉摸不透，这幅画便成为脍炙人口的绘画佳作。前些年不少张艺谋迷喜欢看他为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布置的那种气势宏伟、绚丽多彩的排场；但如果能在朴实与不太多视觉刺激的氛围中倾听和品味剧中男女高音演唱“今夜无人入睡”、“爱情永固”、“他的名字就是爱情”等这些名曲，不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简繁汉字，要显出其美，全在于书法家的功底。一个没有书法功底的人，尽管他写的都是繁体字，他的字会引起美的共鸣吗？写繁体字的书法家可以参照历代书法家书写的艺术作品、碑帖或从其中获得灵感。而想以简体字创作书法艺术的人就没有多少可参照的作品了，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技术和美感进行创作。这就要求艺术家有独创性。但有多少汉字书法家愿意抛弃因循守旧和临摹仿照的方便之路呢？
我们知道在唐朝时期，妇女的体形以丰满为美。这在唐朝的绘画艺术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在今天，妇女要使体形丰满或超丰满容易得不得了，一种速效法就是常光顾麦当劳。但现在有哪几个妇女向往拥有一个丰满的体形？现代人的审美价值与唐代人的大相径庭，现代妇女都害怕体形太丰满，苗条则是她们的梦寐追求。可见，美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多少带有时代的烙印。
同样，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词曲，但你能要求现代人也非得像古代人以唐诗、宋词、元曲的方式作诗词曲吗？现代人写的现代诗词曲不也另有一种意境美吗？不可否认的是，文言文有文言文的美，但白话文亦有白话文的美。
现今使用手机的人越来越多。由于手机必须设计得小巧方便，屏幕的大小就受限制。在手机屏幕阅读汉字信息，笔划繁多的汉字在小屏幕上显得拥挤不堪，其视觉效果是密密麻麻、挤在一堆，犹如一团黑方快，何美之有？反而是简体字的线条轮廓清晰得多，宋体楷书之美尽显出来。这说明，凡事物的发展变化符合其自身内在发展的规律的话，其就有可能满足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
总而言之，在艺术上，繁有繁的美，简亦有简的美。繁简各具千秋，各领风骚。
四. 对比地看汉字简化
谈到简繁汉字，免不了也要想到日本、韩国和越南。
日本、韩国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古时候，这三个地区的居民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最开始都借用汉字作为自己语言的文字。
但日语和韩语属阿尔泰语系，有黏着语的特征，与汉语很不相同。黏着语的一个特征就是其词包含有表示语法的附加成份，即词缀。汉字不具这些功能，对这种黏着语来说也就不能满足其需要。因此，大和民族与高丽民族很早就知道对汉字得进行改革。日本在10世纪创造了自己的表音文字，即借用汉字的偏旁创制出的拼音文字——片假名和平假名。高丽人的祖先在7世纪末期就已创造了一种简化汉字Hyangchal，到了朝鲜世宗大王统治时期，一种完全新的朝鲜表音文字“谚文”Onmun于1446年诞生了。不过日本的片假名、平假名和朝鲜的谚文虽在民间已开始使用，汉字（吏读文字）却仍是两国文人和高层阶级较常使用的文字。一直到了20世纪，汉字在两国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才日益减少。日本在1946年的文字改革方案中把保留使用的汉字限定在1850个字，1981年则修正为1945个字。南韩的情况与日本基本一样，1948年独立后，“韩文”Hangul（改称后的“谚文”）与部分汉字同时使用。1970年朴正熙总统企图废除学校的汉字教育，但没成功，1972年又恢复中学生学习汉字（共1800字）的措施。北朝鲜则于1949年推行完全使用“朝鲜文”（同是改称后的“谚文”）的方针，废弃汉字。但1968年又恢复部分汉字教育（中学1500字，大学1500字）。
从日韩朝的经验看来，日韩语言既有创立自己表音文字的需要，同时亦不能完全割断其语言文字与汉语的联系，所以在日韩朝出现了表音文字结合象形表意文字使用的情况。
越语与汉语同属孤立语语系，一音一义的词多，也没有变位变格这类语法现象。越语还有六声，与粤语很接近。越南在唐朝之前一直受中国统治，所以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很大。从10至13世纪末，越南人出于民族自我认同的需要，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字，叫喃字，是一种汉字和新创象形表意文字的混合体。喃字与汉字便在越南并行使用了嗣后几个世纪。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出于传教需要，用拉丁字母给越南语注音，这种注音文字得以在当地使用，越南人从此又多了一种拉丁化的拼音文字。自那时候起，汉字、喃字、拉丁化拼音文字三种文字在越南同时存在。到了19世纪末，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拉丁化文字开始获得很大的推广。1945年越南独立后，越南政府选用了拉丁化文字作为他们的官方文字，称为“国语字”Quoc ngu。
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例子应该让我们认识到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字满足不了他们本国语言、文化和教育的需要，自然地他们就得对汉字进行改革。一个弱势文化的国民创造一种有别于强势民族的本民族文字是一种增强本民族自我认同和凝聚力的手段。在实践的过程中，日韩民众发觉到由于他们民族的新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新创出来的，要完全割断与表意汉字的联系虽然完全可以做得到，但那样做则要舍弃方块汉字所能起的识别与表意功能的优势，所以至今日韩还是决定把一部分汉字保留下来。越南自创的喃字既起不到表音又达不到简化的效果，所以越南人只能在汉字和拉丁化国语字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在“见字生义”和“见字能读”这两个优点之间作出取舍。1945年独立后，他们选择了国语字作为他们的官方文字。
与日韩越对汉字所进行的改革相比，汉字简化只不过是一项小小的无伤大雅的手术，手术后方块汉字的固有形体一点都不受损。1956年出台汉字简化方案后，中国语言文字专家还提出一套汉语拼音方案，于1958年通过并予以应用。这套比较科学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取代了ㄅㄆㄇㄈ注音符号和威托玛拼音系统Wade-Giles System，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成了方块汉字的得力助手。平心而论，从大陆这几十年的汉语和汉字使用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的语文教学是很成功的，最明显的例证是现在听广播或领导人说话不像以前要那样费力地去猜了。
说到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这是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标准汉语，其大部分发音已与古汉语发音有很大的差别，这能说是文化断根吗？
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简化楷书这多种多样形体的方块汉字共同创造了美丽灿烂的汉民族文化。我们汉人不能只陶醉于汉字的历史功绩，应该既能看到其形象表意功能的优点，也能看到其表音和难学的不足之处。简化汉字并不是异体字，是地地道道的方块汉字，国粹者不用担心汉字简化会导致文化遗产的丢失，应该高兴中国小孩今天练字有2235个字不用写那么多笔划了。
五. 理性地看汉字简化
人养成的习惯要改变过来是极难的事。你要用右手写字的人改用左手写字几乎不可能。你要中国官员们在宴席上吃惯了10几或20几道菜改吃4菜或5菜1汤，他们能接受吗？所以改变人的习惯必须通过法律、条例或行政措施等手段。2002年1月1日欧洲12国老百姓被迫必须告别他们用惯了的本国货币而改用欧元时，他们许多人大发牢骚，大骂政府多此一举。许多商人借换货币之机提高物价更加重了人们对欧元的不满。但使用了这多年来，人们渐渐看到它的好处了：它推动了欧盟经济一体化、欧盟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算没有了换汇的风险、出外旅行不用再操心换钞之事等等。在最近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欧盟各国在欧元基础上能协调合作更突出了欧元的优势。
汉字简化触及了中国人一个一千多年沿用至今的习惯。上世纪前半叶，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精英都认为要提高中国全民的知识和文化水平就必须先克服老百姓心中的“拦路虎”——汉字的难写难认。因此，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都献身投入汉字的改革工作中。这个工作终于以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告一段落。现在反对汉字简化的人以“文化断根”、“认知断层”等危言耸听的论调来激起民族自恋情绪的共鸣，而不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提出他们反对的理由。他们唯一稍微合乎理性的分析就是把一些极少数简化得不很好的汉字挑出来大作文章；然而，对其他绝大部分合理的简化汉字却绝口不提。这种反对方式明显地是一种带有成见的感情用事。
理性是实事求是地对客观事物做出反应的能力，感情用事则是主观或下意识地对客观事物作出的反应。几年前，一位韩国学者声称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很自然地，我们中国人听到的第一感情反应就是无法接受，不理对方怎么说，齐声谴责；然后，我们有一部分人才作出理性的反应，要求对方提出确凿的的实物和立论根据。对方当然办不到。不过，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对任何事物的正确反应模式应该是先理性而后感情，不是倒过来。
2008年3月在中国政协会议上，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委员们在提案中表示，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而汉字的简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提案建议国家应该从小学阶段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比如将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或在讲授简体字的同时也教繁体字。今后大家即便不使用，也要知晓，因为这毕竟是中国文化，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都有好处。
在提案上签名的21位委员都是文艺界人士，不是语言文字学专家。从他们举出的理由来看，主要是出于一种感情上对繁体字的认同，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合乎理性的论点。笔者前面在历史地、功能地、美学地、对比地看汉字简化几段中对这类感情性论点已作了有关分析反驳，不再赘述。关于他们建议将学习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笔者认为，与其给本来学习负担已经很重的小学生多增加一副重担，这些爱好繁体字的文艺界大腕们不如联合出资多印刷一些《康熙字典》或《中华大字典》赠给小学生，这样小学生便可以永远拥有一个一应俱全的繁体字“博物馆”，随时可到“博物馆”游览观赏，不必多背负一门课的负担了。委员们这样做能一举两得，既了却心愿，且行了好事。
另外，据报道，台湾行政院院长刘兆玄已决定推动“正体字”（繁体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定在过完农历年后，成立“官产学推动小组”，联合全世界重要大学展开联署，希望能在四年内达成目标。刘兆玄之作此决定，据说是受了负责此专案的政务委员曾志朗的影响。曾委员告诉刘兆玄，他曾在英国看到牛津大学的出版物，汉字是以正体字书写，令他非常感动，他返台后告诉刘兆玄，让正体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可以让民众感动的一件事。
刘兆玄对繁体字怀有深厚的感情可以理解，但作为台湾行政院院长的他不应该感情用事，应该理性地去了解大陆使用汉字的情况，理性地承认2235个简化汉字只占“正体字”总数的不到5%，而且还是正统的方块汉字，只不过它们每个少了一些横、竖、折、钩、撇、捺、点的笔划而已。以某种事物向联合国申报文化遗产必须该事物是濒临消逝的珍贵文明或文化传统。正体字从前、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被消灭，一直被使用着，有一部分正体字在大陆只是舍弃了浓妆艳抹的容颜而换上了轻妆淡抹的打扮。刘院长等看不惯轻妆淡抹的打扮可以理解，但不能说它们是非我族类或道统异端。对待汉字简化，台湾行政院当局还是对之先理性地全面了解为好。简化不是拉丁化，方块字通过简化仍然一直在自强不息，繁体字“申遗”不合逻辑，应三思而行。
中国文化很多东西是值得保存下来的。举中医为例，在西医各种优势的冲击下它几近被淘汰。虽然大陆有何祚庥这类中科院院士把中医贬得极低，但中医的地位在大陆仍然享有比世界任何国家地区更高的地位。几乎世界所有想学中医的人，去大陆学还是他们的首选。在保护中国文化方面，台湾和大陆所做的工作都各有千秋。
有一些韩国人动不动就“申遗”，什么江陵端午祭、风水、祭孔大典、中医、汉字等都想抢先向联合国“申遗”。他们要“申”就让他们“申”去吧。即使他们“申遗”成功，那也只是他们一种阿Q式的精神自慰——一种自卑情结与自恋情结交错产生的精神状态。想当年国人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企求是多么强烈，结果得了奖没几个人能高兴起来，反而使人们沉思，中国文学的境界和水平难道是诺贝尔奖评委所认可的那样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只要不抱残守缺，敢于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改进，不断创新，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谁能抢走您的文化呢？
对中国来说，民主是舶来品，但是个好东西。台湾实行民主出现了一些丑陋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台湾实行民主的进步意义。民主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个一步步不断完善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能否走得顺利，一个民族理性的成熟与否起很关键的作用。
六. 社会地看汉字简化
拼音文字的一大优点就是掌握了为数不多的20-30个字母后就能读一个语言的所有词句。因此，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儿童从5、6岁开始就可进行大量的阅读。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一般中国小学生要到二、三年级才认识2000个左右的字，到小学毕业才能掌握大约3000个常用字来扩大阅读范围。明显地，就阅读而论，汉字使中国儿童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90年前，中国五四运动倡导新文化的先驱者就主张汉字应该与国际接轨，走拼音拉丁化的道路。这种主张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还有人提出。
拼音文字的优越性是必须承认的。不过，中国小学生阅读能力的觉醒虽然比欧美小学生晚，但并没有人因此认为小学或中学毕业后的中国学生的智力比外国学生差。有些科学家甚至还发现学方块汉字有助于开发人的右脑。况且，在儿童随时都可通过各种现代媒体接触经典小说的时代，儿童能较早进行大量阅读是不是一定就是优势或好事还很难说。方块汉字之所以能连续存在几千年这么长久的时间必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所以现在也没有多少人再提汉字应该走拼音化的方向了。
在50年代进行汉字改革时，参与此项工作的语言文字学专家和有关文化教育界学者是人数最多、专业性阵容最强的一次。经过收集、鉴定、推敲、比较和讨论，专家们终于很慎重地制定出一套以《汉字简化方案》为主，《汉语拼音方案》为辅的汉字改革方案。这套汉字改革方案在大陆已推行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简化字的出现而发生信息交流或书写的困难，文化教育事业也丝毫未受影响。相反，有目共睹的是，简化汉字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扫盲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识字水平。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汉字改革方案已证明了其实用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
文革后期在狂热革命思想影响下抛出的第二个汉字简化方案既沒有迫切的社会和时代需要，也忽视了文字这种社会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所需要的较长时间的稳定性，而且该改革方案过分依赖群众滥用的简化字，专家学者们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既无法进行科学的审定也无法提出反对意见，所以试行不久就不得不束之高阁了。
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里，简体字与繁体字都在并行使用着，但简体字使用的范围已愈来愈大。平心而论，除了极少数个别字外，各地的华人要读懂简体字或繁体字一点困难都没有，只不过习惯于某一字体的人读另一种字体时会感到不那么顺畅而已。能够自在徜徉于两种字体之间的人其实也不少。这主要是因为简繁体字都是方块汉字，许多简体字是基于繁体字的草书、行书形成的。也正因为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台港出版的简体字书籍照样有人买，大陆出版的繁体字古籍也照样有人看。
其实，只要花一点时间通览2235个简繁体字的对照表，了解字字之间的传承关系和改造规律，再加上一点练习，人们很快就能把这两种字体融会贯通。
如同任何改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样，汉字改革也有不完善之处。有个别一些简化了的汉字可能过多地牺牲了字形字义的区别性和寓意性。最让许多人接受不了的简化字是“爱”字。原来有心之“愛”字却被掏掉了心而“简化”成无心之“爱”，而且只少写三划而已。这个简化确实让人不好理解。有心之愛与无心之爱可牵涉到一个人生观的问题。现代中国两性间的愛似乎容易把心丟失，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切的愛也好像缺了个心似的。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爱”字，但把心重植入于其中应能唤起某种共鸣吧。至于“后、後”是否应该由一个“后”字来取代，“發、髮”是否应该简化成一个“发”字的争论，笔者认为从构词组合的角度来看，简化后的“后”和“发”在其与其他字组合和在其出现的上下文环境中都不会发生字义混淆不清的情况，所以不会产生理解的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字在大陆使用了这么多年，并没有几个人认为它们有何不妥。同时也必须承认，“發、髮”写起来多麻烦啊！至于这两个字用电脑程序从简体转换为繁体时容易出现错误，这完全是程序质量的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大家都知道，目前存在这一字两制的情况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虽然两制的存在没有造成中国人之间阅读理解的困难，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心理的隔阂。现在两岸的华夏儿女都不再那么互相敌视了，是否该废除一字两制的状况便开始成为讨论的话题。一字两制复归一字一制应该是所有使用汉字人的企盼。全世界要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海外华人也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学会中文。要让学习者在简体制和繁体制之间做出选择已没有意义。蒋介石已作古了，台湾社会已没有多少人把简体字视为“共匪”的独享专利。有不少简体字本来在台湾的日常书写中早已流行使用，台湾老一辈懂得日语的人还自创过一些简化汉字呢。大陆方面也无需把台港澳使用的繁体字视为简体字的竞争对手，同宗同源的简体繁体方块汉字何必同相煎？
简体字已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大陆或台湾或香港澳门都可以牵头把海内外的专家邀在一起，用理性、民主、科学和包容的态度对简体字和繁体字的使用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大总结，共同商讨制订一个涉及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简繁汉字统一方案。
德国法兰克福 胡祖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