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陪都，不但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更是军警和特务机构的云集之处。它们对中共代表团来重庆谈判不可能按兵不动而无所作为，因此，它们虽然在表面上对中共代表团是客客气气地以礼相待，所到之处也是畅通无阻。而实质上则是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并在密切监视的基础上随时准备峙机而动。特别是以戴笠为首的军统机构组织最为严密、人数最为众多、势力最为强大，是重庆特务组织中的中坚力量。在重庆谈判期间，军统组织的工作十分繁忙，不但暗中派出了大量的便衣人员对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活动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控，而且还公开组织人员对中共代表团的居地和活动场所进行试探、侦察和围堵活动。其中比较大的冲突就有三次，今天在这里首次予以公开。
一、毛人风奉旨巡视——试探桂园警卫虚实
为了确保谈判场所和毛主席的住宿安全，张居远特建议张治中以国民党中央政治部的名义对桂园周围区域及街道实行戒严令，其中以桂园和三圣宫为中心，在中山西路上设置了50米和100米的二道警戒线。并且张居远还专门腾出一个中队（团级）的营房，以临时安置桂园周围的居民晚上住宿，中队食堂在谈判期间还为这些居民免费提供伙食。而该中队的士兵则昼夜在桂园周围的居民的民房内值勤，以绝对保证谈判场所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
而以戴笠为首的军统、陈氏兄弟的中统在重庆市各部门都有耳目分布，一般社会上稍有风吹草动他们早就知道了，而张治中为重庆谈判在桂园设置隔离带这件事动作有点大，当然马上引起了它们的注意。戴笠出于一种职业上的敏感，特决定专门对该隔离带的虚实作一次试探。为此，他专门向蒋委员长作了请示，并请蒋介石手书了视察谈判工作安全的手令。随后，戴笠又将此任务秘密地交给了当时任军统副局长的毛人凤，并口授计宜。
这日，三圣宫正式作为谈判会场进行着国共双方的谈判了，周围环境的警卫工作可谓全部到了位。而毛人凤也在此时正式出发了，因为他正是想要试探一下二教大谈判期间的警卫到底如何。只见毛人凤手带崭新的白手套、口袋里放着蒋总统的手令，坐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车上三名军统人员全部着军装并全副武装，车头架着一挺机枪。十分威风地驶出了军统大门，随后转入中山路直奔桂园而来。
毛人凤的摩托先来到桂园隔离带外围的第一道防线就被拦下，哨卡内一名排长向其询问公干，毛人凤坐在摩托车上连屁股也没动就大声说：奉蒋委员长令视察谈判会场的警卫工作！排长连忙向上级请示汇报，出来了一名连长。该连长认识毛人凤，所以知道其来者不善，就连忙上前打招呼：毛局长亲自检查？辛苦、辛苦！一边叫卫兵放行，但一边早已悄悄地拉响了警报暗号。
毛人凤也十分老到，进入警卫区内后就叫士兵将摩托车开慢一点以便自己仔细观察，只见街道二侧民房的楼上、楼下的窗子都随着摩托车的车轮声开启了一条条缝隙，并升出了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毛人凤轻声纷呼大家不要紧张，继续保持镇静慢慢往前开。
从第一道防线到第二道防线的缓冲带约有50米，第二哨卡内早已得到电话通知：军统毛局长奉旨检查谈判警卫工作，并已通过了第一哨卡。所以张居远立即请示张治中如何处理？张治中答复很干脆：坚决挡住，如果硬闯禁区就地正法！所以张居远立即派出一名营长前往该哨卡负责现场指挥，该营长当毛人凤的摩托开到离第二哨卡30米开外处时就大声命令其停车。但毛人凤却一边大声喊：奉蒋委员长令视察谈判场所警卫工作。一边摩托车仍在慢慢地前进，到离第二道防线约20米处。该营长见其继续前进心里也很着急，就再次大声警告：前面就是谈判会场，硬闯禁区就地正法！毛人凤虽闻声一惊但摩托车居然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所以该营长就只好硬着头皮对士兵下令准备射击！机枪手就“哗啦”一声将子弹推上镗，瞄准了毛人凤的三轮摩托。但毛人凤的摩托仍还在继续前进，于是该营长就退回到掩体后将身体蹲下，并高举右手紧张地大喊：预备——，准备就要开火了。
毛人凤此行可不是来尝子弹的，直到这紧急关头他才见好就收地大喊了一声“停”！那位早已吓坏了的士兵连忙狠狠一脚踩死了煞车。然后毛人凤也连忙亲自跳下摩托车来，跑步到哨卡向营长展示了蒋委员长的亲笔手令，并抱歉地说：本人也是奉旨办事，请多包涵。并假性性地说：你们的警卫工作做得很到位，这样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其实毛人凤这是借机靠近哨卡，探头向第二道防线内观察情况，但见三圣宫和桂园门口除了警卫外就是空荡荡的街道，所以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军统的这场试探就只好这样草草地收了场，该营长也连忙向毛人凤立正敬礼：下官也是奉令在此警卫，而且已经得到上峰命令——若有人硬闯禁区可就地正法。所以刚才对毛局长冒犯之处还请多多包涵！以表示谦意。然再电话通知第一道警卫重新放开通道让毛局长等返回。
毛人凤当时在军统已是二三号人物，这次亲自出马试探桂园的虚实可谓是戴笠对此的重视和分量。虽然此举并没有探出桂园隔离带内具体的布防部署，但至少已发现其周围沿街民宅内有大批士兵设防、布置十分严密。而负责隔离带警卫的二教大也首次有惊无险地领教了军统的挑战。张居远则以此为教训，对负责隔离带警卫的中队长下达了今后凡遇同类情况，最多只准放人，切不可在缓冲带放入车子的死命令，以进一步保障谈判场所的安全。
二、冯玉祥宴请毛泽东——竟遭特务隔墙偷窥
冯玉祥是公认的西北军领袖，而且他还是国民党派系中与李宗仁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绥系齐名的三大反蒋派系之一。但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兵权基本被蒋介石架空，抗战初期曾被任命为第三战区、第六战区长官司令，但随后即被撤销兵权，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仅给予冯玉祥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闲职。
其实冯玉祥及他的西北军与共产党早有接触，北伐之前西北军中就有共产党人，有的职位还很高，如刘伯坚曾任西北军政治部的副部长。当时西北军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注重政治教育，官兵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打了不少胜仗。后来由于中原大战失败，冯被迫和蒋介石合作，西北军也实施清党驱走了共产党人，从此西北军就一蹶不振，最后使冯玉祥的一腔爱国热情也落了空。但共产党人对冯玉祥仍不记前嫌、十分尊重，不但在抗战中积极支持西北军的部队与日作战，而且还在冯玉祥的六十岁生日时由《新华日报》发专刊祝贺。所以，冯玉祥一直对共产党怀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8月28日，冯玉祥得讯中共代表团将来重庆谈判（当时还不知道毛主席亲自来），他为表示对中共的尊重特派夫人李德全到机场迎接，成为当时在渝国民党中唯一派人到机场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元老。9月1日下午，中苏友协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生效庆祝大会，会上，毛泽东看见冯玉祥很远就打招呼，并与冯玉祥紧紧握手，并亲切交谈和观看图片展览。晚宴时，冯玉祥高举酒杯专门向毛泽东祝酒说：“来来来，为总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实践干杯！”，并接着说：“毛先生这次来重庆，足见其和平诚意，吾辈愿鼎力促成。”
会后，冯玉祥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友谊与热诚欢迎，决定在自己的康庄办事处为毛泽东接风洗尘，为此他专门慎重其事地吩咐副官到桂园送去请帖。而周恩来与张治中正好在商量毛主席何日访问冯玉祥，由于冯玉祥请帖上要求毛泽东赴宴的9月6日已预先安排给了于右仁，所以只好顺延改为了9月7日。同时，考虑到冯玉祥的康庄办事处与戴笠的军统机构毗邻，为安全计特将聚餐定为中餐。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特园康庄，大约20世纪20年代，时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的鲜英买下了重庆上清寺靠嘉陵江边江西会馆拥有的一块70余亩的坡地。这里原是来重庆经商的下江人的一片墓地，坡地中央有座小山头。1931年，鲜英将自己的花园别墅建在这座小山头上，以后又陆续修建了十余幢楼房，并修筑了一条石板小路与上清寺大街相通，在小路口（现鑫乐向阳影城旁）砌了个砖柱牌坊作为特园的入口。这十几栋或古典或西式或中西式结合的楼房、庭院和花园被统称为“特园”。那条三米多宽的从上清寺通向“特园”的每一处楼房的石板路就叫特园路。“康庄”是特园的一部分，是鲜英用第九个女儿鲜继康的“康”字命名的。它是两栋两两相连的四幢三层西式洋房，分称康庄1号和2号楼。抗战期间，国民党爱国将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了在城内办事方便，长期租用康庄2号楼作为他在城内的办事处。2号楼向南，楼前有特园路经过，楼后有个30多平方的天井，天井有围墙，围墙外是一个约2亩多的大菜园，菜园中的1号楼为戴笠的军统机关。
这样布衣将军冯玉祥就在自己的特园康庄家中设宴请毛主席吃饭，为此他专门安排自己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吩咐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考虑到毛泽东是湖南人，还专门交待要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9月7日上午一大早，冯玉祥将军和夫人就来到康庄办事处检查宴会准备的情况，并且这次还不但破例地叫人去买了二瓶茅台酒、而且还备了烟。原来布衣将军冯玉祥平时是烟酒不沾的。在他家里不但自己滴酒不沾，也不让家里人喝，更不会请来的宾客喝酒，而且冯玉祥的这个习惯在国民党的军政界中也是十分有名的，但这一次为了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却不得不破了烟酒之戒。冯玉祥也对安全工作有所考虑，所以将办事外的勤务人员也都临时更换了，为客人端饭送茶、拿烟递酒的，全换成了冯将军身边的高级参谋和副官。
9月7日中午11时许，中共代表团的客人和警卫部队的车队到达冯玉祥住的特园康庄家门口。其中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等分乘二辆轿车，考虑到特园康庄的周围环境的特殊性，所以张居远特亲率一个连的士兵担任现场警卫，当时根据康庄的实际情况，安排了1个排在前门沿路执勤、1个排在后门天井内执勤、1个排上楼在二楼和三楼执勤并负责眺望。
冯玉祥亲自出门来满面春风地将客人迎进家中，张治中是冯玉祥是多年的朋友，知道他从不置酒待客，故一进门就发现“新大陆”地叫了起来：“呵，有酒呀！焕公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哟。”冯玉祥分别和每位客人握手致意，并先领着大家在康庄内参观一番，然客气地安排大家到客厅就座，接着就吩咐厨房开始上菜，现时其副官为客人们酌上酒，聚餐就开始了。冯玉祥起立举起酒杯向各位贵宾敬酒，他首先走到毛泽东跟前笑着说：“毛先生为国为民，只身飞来重庆，不顾个人安危，玉祥万分钦佩，这第一杯酒，先敬毛先生。”毛泽东笑着举杯向众人说：“这第一杯酒还是让我们共同祝抗战胜利吧！”大家碰杯，正要开饮，张治中发现冯玉祥端的是空杯。明知冯玉祥不会喝酒，张治中却故意说：“焕公，你杯中无物，是不是要我们敬你一杯？”哪知冯玉祥并不推却，吩咐把他的“酒”拿来（空酒瓶加白开水），满斟一杯和大家一饮而尽。接着，冯夫人李德全又来敬第二杯，欢迎毛先生光临。第三杯是毛泽东站起来向众人祝酒：“预祝国共两党谈判成功。”席间，大家频频碰杯、谈笑风生，餐桌上的气氛就开始活跃了起来。
张居远见客厅内大家开始畅饮后就退出屋外与警卫连长开始巡视查岗，才知刚走到半路，就突然听身后有人小声急促地叫：张将军、张将军，有情况！张居远回头一看，只见王若飞正边小跑、边招手地向自己追来。张居远连忙随王若飞回到康庄，进入客厅后只见大家神色都十分严峻，毛泽东坐在满桌菜肴的餐桌边竟连筷子也不动，却正闭着眼睛养神。再看周恩来、张治中正在悄悄地轻声地向冯玉祥询问：是不是平时经常是这样的呀？而冯玉祥则一动不动地涨红了脸气得说不出话来。张居远连忙向张治中询问何故，张治中用手指向后园天井一指说：你到后面去处理一下。张居远抬头透过客厅的花窗向后园一看——立即也大吃了一惊！原来康庄后园的围墙上竟升出了二个人头，正在左顾右盼地向客厅内探望。
张居远连忙与警卫连长快步走出后门抬头一看，只见全排士兵都整齐地站在天井内执勤，而天井围墙足有二米多高，这围墙外的二人均着军装想来是隔壁军统人员，现在他俩正全然无视满天井的警卫士兵而十分大胆地在围墙外透过康庄一楼的窗户玻璃观察着客厅内的情况。而天井内的卫兵则对这二位围墙外（警戒线外）的不速之客则显得有点束手无策。
张居远平时就对军统很有看法，今日见此更是感觉这军统实在是欺人大甚，竟敢如此近距离偷窥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已严重威胁了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就大喊一声：大家注意警戒，有情况！全体卫兵早也已对此二人观察很久，只是围墙外不属警戒范围，所以不便驱逐。现闻令便“哗啦”一声将子弹上镗，这一声喊当然也让二位在围墙外探头者吃了一惊，便一起将目光吸引到张居远身上来，张居远把右手向警卫连长一伸说：把枪给我。该连长连忙将手中那已张大机头的驳壳枪交给了他，张居远接过枪就向这二人头部直指，这一下子吓得围墙上的人头顿时失去了踪影。而就在张居远正要下令让卫兵上墙布置警卫之时，只见那围墙上原来的探头之处竟又慢慢地露出了一顶军帽沿来，这次张居远可不再客气——抬手就是“啪”地一枪，直接把军帽给打飞了。然接着命令：卫兵上墙！立即有一个班的士兵爬上了墙头，只见刚才二位探头的军统人员已快步奔回军统康庄的一号大楼去报告了。
由于枪声的惊动，康庄军统一号楼的各层窗户和一楼门口都有人出来观察情况，当看到康庄二号楼后门天井的围墙上已站着了一个班的士兵在墙上执勤时就相互纷纷议论。张居远见一号楼门窗众多，为防止军统特务分子开枪报复，特又在围墙再上架起了一挺机枪已预防万一。但康庄二座楼之间的紧张对峙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约不到10分钟只见康庄一号楼的所有人员都突然一下子在窗口、门口消失了，全楼上下的门窗几乎全部同时关闭，而且窗口还拉上了黑色的窗帘，连刚才还不时有人活动的若大个菜园也空荡荡地见不到人影了。这大概是一号楼的主人为防止双方发生冲突、免背破坏谈判之罪名，而下达了主动示弱的命令之故吧。而康庄二号楼的围墙已旧，因而不堪战士长期在上站立，于是张居远后来就让战士直接下到二号楼围墙下的菜园中执勤。
张居远见冯、毛聚餐的安全威胁已基本解除，这才回到客厅向张治中和周恩来复命。冯玉祥刚才那激动的脸色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随后，冯玉祥就以此事为例对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说：“蒋介石这次设的是鸿门宴，并不想真心谈判，而是想吃掉共产党。这是他一贯的手段，我们原来的东北军、西北军不都就是这样被吃掉的吗，小心不要上当啊！”接着他向毛主席、周恩来揭露了军统特务机构长期以来对自己生活起居和日常活动的各种跟踪和监视手段。最后冯玉祥补充说：今天的事情对军统来说是常规，刚才他们服了软，其实完全是因毛先生的缘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对冯玉祥将军竟遭到如此待遇而纷纷不平，并对军统特务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甚至连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也对此大为反感。
当下，周恩来为了给冯玉祥打抱不平，就与张治中商量——是否借今天毛主席在此吃饭之机整一下隔壁一号楼的军统组织，张治中表示同意。于是周恩来就叫过张居远对他交待了一番，在坐各位听了都齐声叫好！接着大家在欢快的气氛下继续畅饮。
下午2时左右，张居远又带了另一个班的士兵与在菜园内执勤的士兵换岗。换岗后，班长抬头问张居远：张大队长，我们这班岗站到什么时候？张回答：要值到晚上8点，因为中午是便餐，晚上毛先生还要与西北军将领们聚餐，周先生还要给他们作成立联合政府的报告呢。对面军统康庄一号楼上的特务闻之，就只好继续将自己全部关在楼内又整整坚持了一个下午。
而冯玉祥也真的重新让厨师上街去买了菜，并通知在重庆周围的各位西北军将领晚上到康庄聚餐，张居远也继续带着警卫连在康庄二号楼周围执勤，直到晚上8时许才散席。次日《新华日报》还专门刊发了毛泽东与西北军将领聚餐并讲话的报道，这就是当年9月7日晚冯玉祥宴请毛泽东的真实情况。而其实毛泽东、周恩来早就在中餐后就回桂园了。
三、毛泽东在渝最后夜——如何突出重围
10月10日晚上，当天《双十协定》已正式签署，由于《协定》中包含有部分对特务机构利益的损害的条款，所以重庆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10月9日晚，由于没有护送毛主席的警卫车队回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而办事处二楼房间的窗帘上也没有再出现周恩来的身影，所以当晚毛主席真正的住宿在桂园的行踪已经被重庆方面的特务组织所锁定。而毛主席将于10月11日离渝的行程已正式确定。所以特务组织已在10月10日白天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争取在毛主席在重庆的最后一个晚上对桂园发动孤注一掷的袭击。
当晚6时许，桂园外围的多处警卫纷纷报告情况异常，几处主要出口已聚集了大批军统、中统等特务人员，并已发生数起试探性的的挑衅。挑衅人员既有穿军装的、也有着便衣的，估计敌特组织想乘毛主席在重庆的最后一个晚上的机会将采取行动，情况万分危急。按照军统行动的一般贯例：午夜前集聚在桂园各出口的数百名特务仅担任严密封锁、加强监视、和寻衅试探任务。真正的袭击行动多安排在凌晨，而且常先以卡断电话线、然后再切断电源以制造混乱，最后突击队从四面突然乘黑、乘乱向中央目标突破，一举成功。周恩来判断如果毛主席继续留在桂园已十分危险、后果不可预测，所以决定临时调换住址。于是，立即请张治中马上与住在林园官邸的蒋介石通话，以毛主席要与蒋介石告别为由前去林园拜访。经蒋同意后，周恩来和王若飞也立即作好准备同车陪毛主席去林园。但当时桂园各处出口都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们所包围，如何冲出他们的包围到也确实让张居远伤了不少的脑筋，因为周恩来对张居远有要求——在确保毛主席安全突围的基础上，尽量争取不开枪、不伤人。
为此，张居远连忙紧急在桂园内调动一个教导营作为掩护中共代表团突围的力量，首先向六个桂园出口处的路口各派出一个排的警卫去维持秩序，其实是为了迷惑军统特务摸不着中共代表团正式突围的方向。
然后，调集三辆轿车（张治中调二辆、张居远调一辆），并全部放下窗帘，陈龙、龙飞虎、颜太龙这三名警卫员全副武装地在每辆车上各站一人以迷惑敌人（毛、周、王其实全部坐第三辆）。平时随车担任警卫的一个连仍保持不变，突围车队的次序是三辆摩托车在前，三辆轿车在中间，三辆卡车在后面。
然再选择从桂园外出交通最为方便的中山路一侧为突破口，在突围之前，张居远又对中山路二侧出口各派出一个连的士兵执勤。这样使中山路左右二个出口处的士兵数量与聚集的特务数量基本持平，但装备上已居明显优势。因为聚集在出口处的150多名特务大部分所携带是的短枪，只有少量穿着风衣的可能藏有自动武器。而二教大在桂园的中山路口各出口已有一个连另一个排也近有130多人，其中第一个排的士兵全部持日式三八枪，但后来增加的一个连士兵则全部挎德制自动枪，其火力十分强大，完全有把握压制特务队的火力。执勤士兵在出口处先按马路为中心将聚集在一起的特务分成左右二拨，然赶到路边，以保持马路的畅通。而对桂园在中山路左右二个出口处各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则是为了进一步迷惑军统特务，让其摸不准正式突围的方向。
最后在突围时，张居远又对车队正式突围的出口处又突然增加了一个连的士兵，并且这个连的士兵不但每人也都挎着一支德式自动枪，而且还每人脖子上挂着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该营营长亲自跑到出口处指挥士兵用子弹上镗的枪口将所有特务全部逼到马路旁二边房子的墙角上，并命令他们全部高举双手不准动弹。
就在出口处的特务们被警卫连控制之后，桂园内的突围车队突然发动马达后从桂园内冲了出来。此时，众特务才意识到住在桂园毛泽东可能要调换住宿地方，就都想有所动作。但随着教导营营长一声大喊“开灯”！全连100多支手电突然开启，并且全部直射每个特务的脸部和眼睛。同时，营长还大声吆喝着：“大家高举双手、不准乱动，随意行动者格杀勿论！”就这样大部分的特务背部被枪顶着，只好贴墙站着不敢有所动作，但仍有几个特务不断地变动着姿势和位置并企图不轨，然就在他们尚未恢复眼神之际早就被警卫们按翻在地踩在脚下了。
就在众特务被那么多手电照得二眼一片模糊之时，载着毛泽东的突围车队早已安全地驶出了桂园，沿着中山路直奔山洞林园而去了。张居远为保证车队沿途行驶的安全，特坐在摩托车上亲自在前面开路，在到达山洞林园后又布置全连在林园别墅周围警戒，直到第二天早上。
四、重庆谈判最后日——为何换警卫部队
直接指挥这场突围行动的周恩来直到自己亲自陪同毛泽东走进了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别墅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周恩来是个办事十分谨慎和仔细的人，他觉得当晚毛泽东住宿场所调换事件已使二教大与军统已发生了严重的正面冲突，而冲突的结果是军统占了下风。而原定毛泽东离渝时的最后一次警卫工作——护送毛泽东去机场的沿途警卫任务，如继续由二教大承担，必将遭到报复心理十分强烈的军统组织有计划地报复。因此，为了确切保证毛泽东返回延安行程的绝对安全——就必须马上调整明天的警卫部队。
为此，周恩来就在蒋介石假惺惺地与毛泽东相互客气交流之时，他就直接在蒋介石的林园别墅内借客厅的电话，向重庆宪兵司令张镇布置了第二天护送毛泽东去机场的警卫任务。这就是为什么重庆谈判期间最后一天的警卫工作突然改由重庆宪兵队负责的缘故。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