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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共十八大发动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以来，海内外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这场运动才会停止？每次抓出一些被视为“大老虎”的党政官员时，总有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运动应当结束了。当新的“大老虎”被抓时，又担忧未来会怎么样。实际上，考虑到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反腐败不应当有逗号，更不应当有句号。换句话说，反腐败应当是永恒的常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反腐败的政治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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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政权内部运作来看，腐败往往导致政权自我击败和毁灭。腐败影响政权的治理能力和效率。为什么需要政府？任何时候，政府必须提供和维持公共秩序，这是最低限度。在现代社会，政府还必须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尽管不能把政府（government）等同于国家（state），但政府无疑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国家制度。如果这一国家制度腐败了，对国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如同任何社会群体，党政官员也需要激励机制。但如果社会不能有其他的制度和方法来激励官员，而腐败成为激励党政官员的手段，或者依靠腐败（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来激励党政官员，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政府就会自行解体。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枚不胜举。

其次，腐败导致执政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流失。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府都是治理社会的有效组织。要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政党及其政府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也就是社会自觉接受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和治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合法性有很多资源，例如社会秩序的维护、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等等，但不管如何，一旦腐败蔓延于执政党及其政府，或执政党及其政府被社会成员视为是腐败的，其合法性就会流失。即使其它方面做得很好，只要在人民眼中是腐败的，也不会有很高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腐败也会促成政府演变成学术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在任何社会，因为人性的贪婪，腐败是没有底线的。腐败一旦盛行，官员就会想方设法去向社会成员掠夺财富。因此，腐败轻则造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严重对立，重则导致自下而上革命形势的形成。结果，政权要不被推翻，要不实行专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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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腐败往往趋向于形成寡头政治，也就是中国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一旦寡头政治形成，就会对整个执政党和国家构成致命挑战。从这次所已经查处的“团团伙伙”来看，寡头政治的形成已经是不言的事实了。无论是周永康、令计划还是军队里面的徐才厚和郭伯雄，所形成的“团团伙伙”不仅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网络，更是横跨中央多个部委的网络。这些大都是腐败的寡头，在内部通过买官卖官或者不正当的政商关系等途径形成。这些腐败的圈子在不长的时间内，不仅越来越大，并且也越来越无法无天。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财富的积累，他们的政治野心也越来越大，开始干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运作。腐败导致政治寡头中国并非特例，很多国家也经历类似的情况，例如叶利钦时代的俄国和今天的乌克兰。腐败的政治寡头也可能造成西方所谓的“民主化”，即寡头之间的政治竞争，但这种民主是哪一个国家都会竭力逃避的。一旦发生，就会变成人们恨之入骨但又去之不掉的政治肿瘤。

正是因为腐败会导致中国官方所说的“亡党亡国”，反腐败运动本身就成为目的。腐败已经发展蔓延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如果不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实现“治标”，做其它任何事情（包括“治本”）也会显得无济于事，不会有什么效用。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发动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的最大理性。

不过，在实现了这个初始目标之后，反腐败运动又表现为手段，即实现其它目标的有效工具。只要中共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党，这种反腐败运动就不会有结束的一天，而是常态化的政治行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反腐败可以说是中共实现“四个全面”的起点。“四个全面”即全面实行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四个全面”，但如果考虑到中共是中国政治和改革事业的主体，完全可以认为第四个“全面”最为关键，前面三个“全面”都是中共所要实现的短长期目标。如果把第四个“全面”放在最前面，就很容易理解“四个全面”了，即中共要通过从严治党来实现其方方面面的使命。

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说，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人均国民所得也达到了7800美元，但离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即人均1万2000美元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实现，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再者，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中国还必须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国家。

从制度建设来说，中国更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之后，领导人的最高议程就是经济发展。尽管也没有忽视制度建设，但并没有把此置于最高的议程，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十八大四中全会出台了以法治建设为主体的制度建设规划，首次把制度建设提高到顶层设计的高度。但法治建设并非一朝一日所能完成，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是，即使具有法治精神和文化的西方，这个过程也至少走了一个半世纪。即使到现在，西方的法治也并非十全十美。

无论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还是法治建设，都需要强大的政治主体。在中国，这个强大的主体只能是中国的执政党。尽管社会组织和力量也在成长，人们也在谈论它们的作用，但现实地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作为政治力量主体和改革主体，不管人们对其的看法如何。

如何保证中共起到其应当起到的领导作用呢？任何社会，一个政党如果深陷腐败，不仅起不到领导作用，反而会拖社会经济发展的后腿。如何促成政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即第四个“全面”。

全面从严治党也就是要解决“关键的少数人”的问题。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领导层是中国社会的关键少数，如果这个关键的少数出了问题，整个执政党就会出问题，政府就会出问题，社会就会出问题。任何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建设还是文明水平的提高，“关键的少数”是关键。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一代精英就不会是现在的美国，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关键的少数，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李光耀等关键的少数。比较而言，缺乏这个“关键的少数”的国家或者“关键的少数”没有起到关键作用的国家，往往社会经济低度发展、制度无效甚至失败。中国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很有道理的。这里不仅指的是“关键的少数”的道德作用，更是指这个群体在制度设计和建设中的作用。如果“关键的少数”不能设计和建设好的制度，整个社会就要遭殃。

强调“关键的少数”就是要解决“鸡”与“蛋”的关系。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和制度之间往往陷入恶性循环，政府官员腐败，有效制度得不到确立。尽管谁都知道要确立清廉的政府，就必须首先要有健全的制度，但问题在于一套健全的制度从何而来呢？好的制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走出这个恶性循环，还是要从“鸡”入手。制度是人建立的，也是人运作的。如果人是腐败的，何以建立清廉的制度？制度最好，腐败的人也会腐败掉制度。从这个逻辑来来，从“治标”到“治本”便有了充分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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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关键的少数人”和有效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任何社会，任何阶段，都必须具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西方现在的情形就说明了这一点。今天西方的情形是，面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而不能形成有效政府，而“关键的少数人”（政党领袖和精英）之间没有任何共识，互相制约甚至否决。在中国，尽管在短期看，解决“关键的少数”是为了实现“四个全面”，但即使是“四个全面”也只是阶段性的任务，在未来面临新环境的时候，执政党作为政治力量的主体同样重要。

今天，人们讨论反腐败运动的重要性和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不需要反思反腐败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反腐败三年有余，也已经有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更有效的反腐败和制度建设。

反腐败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确立一套新的能够预防腐败和保障清廉的制度体系。人们经常把反腐败和制度建设对立起来和分离开来，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反腐败的过程也是制度重建的过程。很多方面的制度开始重建或者转型。

首先，已经开始改变从前体制内部反腐败过于分权和分散的状态，形成了一个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制度效率大大提高。

其次，体制内的“外部反腐”机制逐步形成。之前，反腐败往往是自己反自己，例如各部委的腐败都是各部委自己负责，各地方的腐败也是自己负责。现在则不同了，中央各部委的反腐败由中纪委直接负责，而纵向上实行“下管一级”的制度，例如省一级的反腐败直接由中央来负责。

其三，中央巡视体系的建设。这是中国古老的制度，存在了数千年，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现在把这个传统复兴起来，为现代所用。

其四，新的党纪体系的建设来预防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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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仍然具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反腐败运动要走向法治化，而避免走上民粹主义的道路。现在在一些地方，反腐败演变成干部之间的互相揭发和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揭发。尽管这种形式成本很低，但往往会造成扩大化，造成人人自危，更重要的是破坏法治精神。举报在很多社会都有，但必须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建设正式的制度，而非社会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反腐败运动中应当把改革中的试错和行政行为中的失误，同腐败分离开来。在任何国家、体制下，没有人能够保证在改革中不犯任何错误，改革永远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过程中的一些试错不是腐败；同样，在正常行政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错误，只要行政程序到位，执行过程的错误也不是腐败。如果把改革试错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视为腐败，整个官僚系统就很难作为，更会扼杀改革者的改革精神，导致不作为、不能作为、不敢作为的状况。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很多地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之，中共的命运和反腐败息息相关。通过反腐败重建制度，通过反腐败寻求更有效的反腐败体系，只有这样，一个政党才能生生不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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