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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6 10:55 战略·谋略 ⁄ 共 2767字 评论 1 条
本栏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中国的县政已经非改不可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县级以下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县政不加以改革,无政府状态就会蔓延开来,到最后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同时,笔者也认为县政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切入点。 本文再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继续讨论县政改革。很显然,县政改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为了未来的国家建设。 在传统中国,县政是整个政权的基石和支柱。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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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9 10:53 战略·谋略 ⁄ 共 3676字 评论 1 条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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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3 10:52 战略·谋略 ⁄ 共 3107字 暂无评论
无数的迹象表明,中国很多县(市)级以下的区域已经进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这里的无政府当然不是说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不能履行政府的功能如提供安全和服务、社会正义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这些年来很多腐败和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发生在县(市)。很少会有人否认,县政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古人对县政有经典的总结,“郡县治,天下安”。如果县政发生无政府状态,那么整个政权就会发生危险。人们无须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寻找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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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大多关注的都是群体性事件。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当然是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笔者也曾经对此作过很多讨论。 本文想从权、钱、民之间,也就是权力、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冲突。尽管这三者之间的对立出现初期可能是个体对个体,但最后往往导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权、钱、民经处于高度对立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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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9 10:50 战略·谋略 ⁄ 共 2740字 暂无评论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世界各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队伍为世界所少见。 同样,尽管大量的大学生失业和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只能说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里,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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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基层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等。 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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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5 15:37 战略·谋略 ⁄ 共 2755字 暂无评论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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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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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8 15:34 战略·谋略 ⁄ 共 3347字 暂无评论
● 郑永年 为应对源于西方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拯救经济方案。其中很大部分会用于十大产业的振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各大产业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的产业带来了严重负面的影响。政府在这方面进行干预最也正常不过了。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振兴”?振兴不应当被理解成为政府帮助这些产业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它们“恢复”到从前的水平,或者“维持”在现在的水平。如果那样,这些产业只会从政府那里“寻租”,千方百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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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经济和社会甚至是政治上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体。这同时也说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治紧迫性。 但从现在所出台或者所讨论的举措看,很多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就是说,这些政策是用来应付农民工问题,而并没有长远的目光从根本上来解决。 本栏上周提到,在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现在的趋向实质上是要把目前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三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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