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永年
为应对源于西方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拯救经济方案。其中很大部分会用于十大产业的振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各大产业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的产业带来了严重负面的影响。政府在这方面进行干预最也正常不过了。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振兴”？振兴不应当被理解成为政府帮助这些产业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它们“恢复”到从前的水平，或者“维持”在现在的水平。如果那样，这些产业只会从政府那里“寻租”，千方百计从政府那里得到尽量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结果，有可能导致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过度信贷，而成为内部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方面，中国过去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了。
中央政府因此要把握庞大的4万亿或者以后更多的钱用在哪里的问题。用不好，不但促成不了产业的进步，反而导致极大的腐败。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担心地方政府会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大搞一些“形象工程”，并称之为“腐败”。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发生在产业振兴方面，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的确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只是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说，中国政府和企业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是，仅仅是应对危机远远不够。最为重要的是要思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和产业所要面临的新的经济竞争环境。西方很多大型企业深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但是这些企业并没有在那里等待死亡。实际上，各类企业也在利用这次危机来进行重组，从而抛掉过去沉重的包袱，再轻装上阵。
可以确切地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各产业必然面临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因此，政府的目标不仅仅是消化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产业升级，让企业的各方面有个飞跃。
如何“腾笼换鸟”
在所有国家，产业升级是个非常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很多时间来进行产业升级，一些经济体的升级显然要比另外一些经济体成功。同时也要看到，产业升级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面临的任务并非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扩张。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产业的“粗放型”的发展。最近几年，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地区就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珠江三角洲产业发展在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自八十年代开始，地方有关部门对本身的产业发展没有长远的政策，只要是外资就受到欢迎。因此，低技术、劳动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特色。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显出其不可持续的特点。例如，它不能承受劳动关系的变化。前些年，中国出台新的劳动法，珠江三角洲的资本方反弹就很厉害。这种方式也不能承受土地方面的变化。当土地的供应不能持续时，这种发展模式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广东地方政府在近年来开始努力调整产业政策。
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广东政府已经开始作产业的升级调整。广东的一些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关闭或者倒闭。广东称这一步是“腾笼换鸟”。这种做法受到一些方面的质疑，尤其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但是，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劳工权利或者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一步必须走。事实上，广东政府也可以把金融危机看成是一个机会，因为它加速了“腾笼”的过程。
关键在于如何“换鸟”？政府在这个过程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里首先必须对“换鸟”作合理的理解。很多人把它单纯理解成为“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把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把先进的产业请进来，这是一种产品产业的升级。但在同一个产业甚至同一种产品链上往上爬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升级。比如说，生产一双鞋，可以盈利10元，也可以盈利100元，就是说要从附加值方面考虑产业的升级。
不轻言放弃任何产业
古典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利用“比较优势”所进行的产业升级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典型的就是英国。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但到今天，其大部分产业已经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次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表现出极其脆弱性。因为今天的英国只有金融、教育等服务业和少量的技术产业。而这样的服务是需要全球性顾客的。从这个角度上看，英国经济现在高度依赖海外，显现出依附性经济体的特质。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英国社会也受到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的痛苦。制造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社会学意义，因为制造业是最能够吸收劳动力的地方。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就业就成为大问题。尽管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能够保障人民的体面生活，但一旦没有了工作机会，很多人无所事事，民风下降，给人一个文明倒退的感觉。不管怎样，近代文明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正因为这样，即使西方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都不会轻言放弃任何一个产业。这次金融危机也显示，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制造业）基础的国家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远没有那些制造业被大量转移出去的国家严重。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不仅能够容纳不同的产业，而且也容纳同一产业链上具有不同程度附加值的产品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力大军充足的国家，尤其不应当轻言放弃任何产业。如果要作产业转移，那就应当在政府政策配合下在不同区域间（一个省内的不同区域或者不同省份之间）进行转移。
企业“走出去”的战略
产业升级是国际环境下的升级。如何升级？这些年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尤其在企业“走出去”方面。“走出去”不仅仅是国际化战略，更应当是产业升级战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政策意义：
第一是购买美国国债的问题。有人很形象地指出，中国应当购买的是美国产品，而非美国政府，就是说，要购买美国的技术、管理经验、知识等产品，而非美国政府债券。从中国政府对美国债券表现出来的担忧来看，购买美国产品显然要比购买美国政府更可靠，更具有价值。
第二是购买什么样的西方产品。这些年中国在收购西方企业或者技术方面也努力不少。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弱点。因为收购的主体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受国家支持的大型企业，而且目标往往是顶端产业或者对被收购国家具有政治影响性的企业或者产业，在大多数场合，中国的收购都被政治化或者意识形态化，从而导致流产，或者收购之后效果不佳。
中国可以批评被收购国家的政治，但政治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大型国有企业利用庞大的资源和政府支持优势“走出去”，这可以理解。但是大型国有企业所做的并不一定是对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无论是高端技术，还是资源，都是中国所需要的，但这些不能涵盖“走出去”的全部意义。对中国来说，中小企业的升级尤其具有战略意义。
这就是这里要强调的第三方面的政策，就是政府必须辅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实行升级战略，无论通过“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途径。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的很多中小企业都发生了危机，主要表现为资金的短缺。这些企业也在寻找出路。中国如果要收购这些企业，就比较容易，因为这些企业并没有政治性，很难被政治化。老是盯着人家的大型企业不可避免要被所在国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收购中小企业也符合中国的所需。中国政府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也是中小企业，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动员和组织庞大的民间和社会资本来收购中小企业。现在人们盯着的是政府的4万亿。如果能够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就会有庞大得多的资金。
很多年来，中国庞大的民间资本因为受政府各方面的限制一直处于毫无理性的流动状态，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投资点。民间资本尽管庞大，但很分散。这就决定了政府在组织和动员民间资本方面来达成中国的中小产业的升级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政府尽管已经在很努力地应对金融危机，但从上述这些方面说，政府仍然有很多并且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如果能够在多方面进行政策调整，结合政府本身和社会的力量来达成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产业升级，尤其是迫切需要的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那么在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可以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这对中国的经济模式的转移和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