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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会成为大国，也只有“走出去”，才能履行作为大国的责任。就丝绸之路来说，这不是一个“应当怎样”的规范性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中国要做什么？要回答“做什么”的问题，首先就要明了一些应该注意的大战略问题。没有一个大战略概念，很难去实施有效的丝绸之路。要把丝绸之路做成一个大战略，至少必须考虑如下几个大方面的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在中国的东边，存在着美日联盟。近年来，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的争端，两国关系每况愈下。而作为日本盟友的美国则公开站在日本这一边。中国当然不可以放弃钓鱼岛的主权，但是人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平洋对中国如此重要吗？太平洋的确很重要，但其重要性的象征性多于实质性。走出太平洋，当然是中国力量的象征。但走出太平洋要做什么呢？中国并没有想挑战美国，称霸全球，中国不会走到太平洋和美国较劲。无论从中国的文化精神还是实际能力来看，中国很难像美国那样，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视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不会跨越太平洋到美洲去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就是说，在东边，中国处于防守的地位，能够保卫住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就不错了。这个客观的地缘政治形势正好说明了陆地丝绸之路（“一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一路”）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要维持贸易大国的地位和辅助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经济贸易空间。这些新空间可以从“一带”（中亚和中东的广大地区）和“一路”（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和非洲的广大地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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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回顾大国兴衰 兼谈新丝绸之路

    很显然，在陆地丝绸之路方面，中国要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关系。俄罗斯和中国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历史上，俄罗斯侵犯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的潜在冲突了。作为邻居，中国的周边和近邻国家也是俄罗斯的周边和近邻国家，搞不好，就会造成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不过，这也说明了双方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把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转化成为合作。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面临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地缘政治压力。中俄两国如果能够互相照顾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两者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陆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涉及到通过中亚、中东的广大地区而与欧洲连接。这一带经常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核心。一百多年以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把中亚视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认为谁要控制世界，就首先要控制中亚。大英帝国把自己视为是全球性的帝国，美国后来居上，也想称霸全球，因此，它们都非常相信麦金德的理论。美国人直到今天仍然相信这一点，因为其仍然想维持全球霸主的地位。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很快就和其欧洲盟友合作，收编了原来苏联位于中亚的几个共和国，把美国和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延伸到了俄国的后院，这就大大触犯了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俄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萎靡不振，美国和西方任意扩张其贪婪的战略。但一旦俄罗斯国力恢复正常，其必然要拿回其失去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本来就是美国和欧盟战略贪婪的结局。

    中国在规划和实施陆地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必须在和中亚国家合作的同时和俄罗斯合作。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有效的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针对有关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中国在规划和实施陆地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可以借力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当然，陆地丝绸之路不仅仅局限于中亚国家，而是可以向西延伸到欧洲。但至少在中亚这一段，上海合作组织是相关的。

    在处理陆地丝绸之路时，也必须意识到传统丝绸之路和现代丝绸之路所面临的不同文化环境。传统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商业交往。阿拉伯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当时的阿拉伯世界也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不过穆斯林人口商业文化很浓厚。但现在中国面临的是穆斯林化了的世界。自近代以来，穆斯林世界本身没有调适好自己来适应大规模的商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并且受西方世界的压力，一部分人逐渐激进化。同样，今天的穆斯林世界不能适应全球化环境，出现很多激进分子，更不乏极端的宗教文化。正如世界上其他大的文化和文明，穆斯林文化的主体是和平的文化，但穆斯林一些人口中的激进化也已经成为现实。这使得中国的向西开放或者丝绸之路面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在中国的新疆，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威胁。这里的因素很复杂，说明了陆地丝绸之路的困难性。如果在规划和实施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忽视了恐怖主义存在的事实，那就会犯巨大的策略错误。

    海上丝绸之路也同样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

    首先是南中国海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着海上主权冲突的国家对中国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把中国视为是威胁，因此开始“邀请”美国的“介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主要要处理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有足够的理性和耐心。东南亚国家都是小国，天生恐惧大国。中国必须从小国的立场看问题才能处理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其次，海上丝绸之路还会涉及印度的地缘政治。中国要通过东南亚，走向印度洋和非洲，印度是关键。作为大国，印度也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已经引起了印度的高度关注。同时，中国和印度之间还存在着陆地主权纠纷。不过，如果处理得好，中国和印度不仅能够克服地缘政治利益的纠纷，而且能够找到更多、更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和印度相处数千年，并且都是很大的经济体，但没有大的冲突。今天两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要走向非洲，如果能够照顾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同样，中国必须确立丝绸之路的话语权。话语权很重要，因为它是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任何国家都需要软力量，大国更是如此。大英帝国和美国都确立了反映其核心价值观的软力量，对英国来说，是自由贸易，对美国来说，是民主自由。苏联在建立之初也试图确立其软力量，即共产主义。不过，后来苏联共产主义不仅在本国没有成功，向外推行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逐渐崛起过程中，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话语权的建设问题。在1990年代，中国先后围绕着“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建设国家话语。先是使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但后来觉得这个概念还是过于敏感，就使用不太敏感的“和平发展”。在一段时间里，“和平发展”的话语的确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至少是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崛起的主观意向。

    不过，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担忧中国力量。后来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就没有对外在世界产生足够的正面积极的影响。无论是“和平发展”还是“和谐世界”，中国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崛起的和平性质。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要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和平呢？中国历来强调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和平性质，这无可非议。不过，对外在世界来说，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和平性质，即使是事实，也显得过于抽象。人们还是想进一步知道，中国文化和文明何以是和平的？就是说，仍然须要说明传统上中国到底使用怎样的方法而成为一个和平大国？现在又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而成为一个和平大国？从这个角度看，丝绸之路可以帮助确立国家和平崛起的话语权。

    或者说，丝绸之路既具有物质的一面，也具有精神的一面，贸易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交易，更是文化上的互动和交流。无论是朝贡体系还是丝绸之路都是历史上中国用来组织自己的国际关系的方法，这个方法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

    今天，中国重返丝绸之路，首先必须强调丝绸之路的和平性质，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方法。丝绸之路可以成为中国软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些年，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在这方面很不小心，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就是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这些概念包括“西南战略大通道”、 “桥头堡”、“西进”等等。明明是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想要做些经济上的生意（例如贸易和投资），但把它们上升到了军事战略高度。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为硬力量了。其实，如果人们对历史有足够的注意，就不会这样做，因为类似的概念日本人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就使用过。也很容易理解，这些概念对中国周边国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对“西南战略大通道”就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因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性质。而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这一点为中国重返丝绸之路奠定了历史和文化基础。因此，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再也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否则就会同样遭到不必要的阻力。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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