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崛起及相关话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崛起是区别于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模式的和平崛起。中国在不扩张、不侵略、不搞强权、不谋霸权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和途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在国际事务中高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旗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制度进行必要改革，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就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发表见解。
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东方大国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一路荣耀、几多风雨。中国和平崛起，无疑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之一。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暴力挑战国际结构，这一欧美强国冲突的历史逻辑在中国这里出现了不同的走向。国际体系没有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颠覆性裂变，东亚没有因为中国成为强国而发生地区战争。中国何以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究竟会对国际秩序的变革产生何种影响？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
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战略参与国际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我国外交理念的又一大创新。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秦亚青：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等等。
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我在此着重分析中国外交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中国在与国际制度合作的过程中，始终体现了鲜明的独立自主风格。首先，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是中国的自主性实践和战略选择。中国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中国自主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说的那样首先受到教化之后才参与国际制度。
第二，在关键、原则问题上，决不以正当权益、核心利益的让步换取进入国际体系的机会。这一点在处理国际组织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坚持台湾不能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能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独”。这向世界明确宣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表明，当今世界的主要国际组织都取消了中国台湾地区的会员资格。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不是一个被动参与的社会化过程，它是一个以中国方式影响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在参与实践过程中发生了相对于国际社会身份转型的重要经历，同时也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影响国际体系的构成特征。在有些领域，中国的创新性实践活动业已非常明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得到了认可和支持。比如，同样是执行联合国“建设和平”任务，中国与西方的做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更加考虑当事国的基本需求，更加注重当事国的民生和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的国际规范，也为当事国所欢迎，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这种“发展和平”的实践活动及其表现出来的理念，可以弥补西方国家只关注“民主和平”的做法。同时，中国的“发展和平”理念又是与中国一向倡导和支持的人权观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人权思想。
当前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中国已经开始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北京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达成重要协议。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制度的建构还处于初步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达成协议在全球性问题领域制定规则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点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实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要敦促其他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秦亚青：的确如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选择和平发展战略，是为了更好服务于我国国家利益、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与此同时，也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这里，需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外交对独立自主性的强调和坚持，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将趋向暴力挑战现存秩序？中国到底是现状国还是挑战国，是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秦亚青：我想引用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我们的研究团队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三个领域选取了15个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重要个案进行了系统的追踪与分析。在经济领域，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国际援助、东亚地区合作；在政治安全领域，有气候变化、军控、反恐、联合国维和、东盟地区论坛；在社会文化领域，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权机制、亚欧会议机制。我们认为，这些国际制度包含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制度领域，包含了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可以全面反映一个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我们发现，虽然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速度和幅度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在哪个领域，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合作性参与，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同时，尊重国际制度并参与多边规则。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样的合作性实践活动，使中国开始了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
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崛起大国必然挑战现有霸权国，必然挑战国际体系，必然试图修正国际体系规则，因此也必然颠覆国际秩序。但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实践来看，中国并没有选择挑战体系，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选择了合作，选择了加入多边国际制度。在经济领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无论是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反恐、地区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中国都开展了以参与为意愿、合作为目标的实践活动。中国选择了正面地、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体系之中，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重要成员，成为世界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国际身份以正面承认为主导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外部世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似乎有加剧倾向。尽管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不断重申和阐释和平发展战略，但诸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霸权挑战论”、“非洲新殖民论”等针对中国的负面论调始终不绝于耳。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秦亚青：二战以来，国际体系主要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美国又是体系中的主导国家，所以，国际上对中国的参与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读，“中国威胁论”一直不绝于耳。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上升，“中国强硬”、“中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等说法更是司空见惯，现实主义的回潮也说明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偏见。
尽管如此，回顾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历程可以发现，对中国身份的承认、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作出积极贡献的认可，仍然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主流。一方面，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全球和地区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作用对于稳定全球经济、支撑地区发展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即便有些人高度炒作当前东亚地区的领土争端，并以此作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的佐证，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东亚地区没有因为中国崛起而发生战争。在其他一些地区，虽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此迅速地崛起，但仍然是战火连天。另一方面，国际体系中许多国家愿意和中国结伴，因为国际体系面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还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没有这些国家，国际体系不能被称为全球性国际体系；没有这些国家的参与，全球性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也使得国际体系在承认中国身份和作用时比较客观，也更趋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舆情环境做过一个调查，多数受访者对当前中国发展的和平性高度认同，但对中国永远不追求霸权信心不足。您如何判断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变化的发展趋势？
秦亚青：中国的实践表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外力赋予的。它产生于中国所实施的参与实践和国际体系的承认实践。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是在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进行的，国际体系及其主要国家的回应总体上是正向的，这两个方面推动形成了中国关于国际体系的积极认知，促进了两者关系的总体正向建构。当然，国际体系对中国身份和作用的承认是一个相当长的开放性过程，未来的发展仍然取决于双方互动实践的性质和走向。
以伙伴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影响国际秩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国际体系正在面临新一轮深刻的调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生成新规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您认为，我们将为国际秩序的变革贡献怎样的中国智慧？
秦亚青：我认为，至少从三个方面，中国可以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出重要贡献。
第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过程的实践会推动全球性的多元治理。在讨论世界秩序时，霸权秩序或曰霸权治理是一个基本的范式。无论是霸权稳定理论还是自由制度主义，都强调是霸权国建立了国际秩序，提供了国际治理必需的国际规则和公共物资。霸权治理模式很容易被延展开来，成为一种垄断治理思维，也就是说，治理一个体系或是一个社会，需要一种单一的主导力量。现实主义强调这种力量是霸权国的物质实力，自由主义强调这种力量是霸权国建立起来的制度权力，建构主义则会强调霸权国的文化理念。人们已经很习惯以这种理念思考问题，而忘记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真正多元和多维的世界之中。治理一个多元世界，多元主义作为一种理念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以“多元治理”的概念代替“垄断治理”或是“霸权治理”。只有真正树立多元主义的思想，才能真正建立多元治理的体系。中国参与，新兴大国的群体参与，势必带来一种多元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与霸权治理或是垄断治理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包含了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这三个基本要素。
第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会以伙伴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影响国际秩序的发展。伙伴关系是对全球范畴内行为体关系的一种再定位，认为包括国家在内的世界行为体不应当是现实主义世界的敌对关系，也不完全是自由主义描述的那种仅仅为利益展开合作或是竞争的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是一种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它背后的治理理念是关系治理。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中，与近4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这是中国人的背景知识的具体表现，目的是营造良好的关系氛围。伙伴关系从根本上否认自我和他者非友即敌等二元对立世界观，而是强调利益和价值的互补性。关系治理的理想模式是一个信任社会，其中有规则制度，也有关系认同，更有道德规范。对于国际社会的治理，规则是十分重要的，但管理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一个良好关系环境中，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提升。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是相互补充的两种治理方式。结合二者形成一种综合治理模式，可以使全球治理更加有效，也更具可持续性。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会以参与实践推进秩序发展和共同进化。现行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是西方国家，现行国际规则体系也基本上是西方国家设计和制定的。国际规则是一种主导者的权力工具，后来者只能是被规则治理的对象，这样的规则是不具合法性的，也不会实现稳定良好的国际秩序。参与实践是奠定全球治理合法性基础的必要条件，是克服异化感的有效途径。但这种参与必须是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参与。有效治理需要的积极参与，不是要求行为体简单地遵守规则，而是一个共同设计和制定规则的过程，一个对话协商的民主过程，一个分担责任、分享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培育伙伴感和建构伙伴关系的过程。这种参与过程不是要建立同质性身份，不是要用一种话语替代、征服、消除其他话语。它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自我和他者相互学习和借鉴、互为生成条件、互为变化条件、形成新的生命合体的过程。这是共同进化的根本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通过以真正多元主义的理念参与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实践和形成伙伴关系才能够体悟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前景有怎样的判断？
秦亚青：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随着更多的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体系，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国际体系也会越来越多彩纷呈。但西方主导的基本态势是长期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支撑这一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也不太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合作性实践活动，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稳扎稳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成改革，推动国际体系更趋稳定与平衡，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记者手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今年的经济规模有望超过美国，达到17.6万亿美元，或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中国国内对此消息持谨慎态度，学界对购买力平价测算方法亦存诸多争议，但这个消息在西方舆论场仍然意味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地震”。有美国媒体忧心忡忡地表示，这是自尤利西斯·格兰特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首次面临真正的威胁。
无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说法是否属实，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要充分理解中国崛起这一21世纪最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至少需要从两方面把握。第一，自身的努力始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随之得到显著提升。
第二，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与世界深度互动，逐渐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不仅确保自身利益和发展空间，也努力寻找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动开启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倡议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近两年中国的重大对外举措无不彰显了合作共赢的理念。“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习近平主席的论断，描绘出走向复兴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设想。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继续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毛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