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就中国人权提了一些问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刚才提到“中国崛起对国际人权的挑战”，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没有中国在人权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国的这种崛起是不可能的。您不妨问一问您在中国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见到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我想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是现在更好。中国是世界上变化最大最快的国家，欧洲三百年的事，中国压缩到了三、四十年，这个过程自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包括人权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但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满意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就此做过跨国民调，2008年中国人的满意度是86%，美国人是23%。所以讨论中国人权，应该先问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和欧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以非洲为例，西方总认为非洲的民主化必须压倒一切，但你们至少应该问一问非洲人自己是怎么考虑的。我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我可以说，非洲人最想解决的人权问题首先是吃饭问题、然后是疾病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但你们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结果多少非洲国家陷入了动乱和饥荒？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所以一定要有轻重缓急。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我们把消除贫困作为核心人权，实现了近四亿人脱贫。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做，消除贫困根本就不是人权，美国至今连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不承认，所以我们不等西方觉醒了，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不错。
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民主的核心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一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能够实现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实现良政的就是坏制度。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南欧的“笨猪四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危机与西方民主是什么关系？这些危机侵犯了多少人权？为什么美国三权分立既不能预测金融危机，也不能有效地对付危机？我想关键是仅靠政治系统内部的三权分立解决不了问题，现代国家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平衡，特别是政治力量、资本力量、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中国得以避免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这个特质有关。如果美国民主制度无法平衡资本力量，那就还会有新的危机。
至于死刑问题，我想多数中国人不同意废除死刑，这种民意要尊重，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西方那么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杀人犯的生命，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价值，除非联合国授权任何国家都不能发动战争？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杀害了总有十几万平民吧？这不等于是对十几万无辜者执行了死刑吗？这不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么？
人权很重要，但许多传统价值也同样重要，一个社会的良性运作需要多种要素的有机组合。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贪官，有坏蛋，有刁民，但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淳厚朴实的民风，这种民风的形成得益于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后都发生了大范围的抢劫，而中国2008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受灾的人数是智利的十倍。为什么？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起了作用。这是一种人本文化，人要将心比心，救人于危难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谴的。英文中“我”是大写的，中文没有大小写，如果有的话，我想中文也会把“你”、“你们”“我们”等都大写，中国文化中“我”的权利和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人本文化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观，也有助于解决西方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
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坦率地讲，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国出现一场颜色革命。但是颜色革命给乌克兰带来了什么？灾难。给格鲁吉亚带来了什么？灾难。给吉尔吉斯坦带来了什么？灾难。这些人的榜样是捷克《七七宪章》和波兰团结工会。其实，他们的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国得到了全部的实现，但海地是个彻底的失败国家。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世界已经经历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和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但这些人还是在那里谈论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这些人还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长期生活在西方的绝大多数海外华人也不支持他们？我4年前去波兰访问，顺便查了一下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那一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是72%，波兰是13%，您说谁该向谁学习？我建议您去团结工会的发源地格但斯克去看一看，去华沙看一看，再去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来在那个国家了。中国历史上曾经上千年领先西方，后来我们骄傲自满了，闭关自守了，结果就落后了。中国现在一直认真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包括西方保护人权的有益经验，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所以中国进步很快，一年等于西方十年，中国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还是自我中心，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终有一天会后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