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日关系的恶化,东北亚的区域秩序甚至和平,正在面临韩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对中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秩序的问题,更是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对本区域局势有足够的理性和现实的理解,建立一个稳定的区域构架也并非不可能。
东北亚也就是中国的东边,已经有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美日联盟这些年来因为中日关系恶化而有强化的趋势。中国也非常担心这些联盟对其国家安全所能构成的实际威胁,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争论,就是这方面担忧的考量。不过,美日同盟是否演变成为专门针对中国的、并且是进攻性的,取决于中、美、日三国之间的互动。只要中国没有和美国进行争霸战争,美日联盟要发动对中国的围堵,可能性不大。同时,中国冲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象征性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因为中国走出太平洋的商贸利益多于军事战略意义。
尽管美日联盟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需要持续的关注,东北亚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中日关系。中日相处数千年,尽管在大多数时间相安无事,但一旦关系处理不好就会走向战争。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清末的中日战争和民国年间的抗日战争。中日关系直到今天不能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和中日之间的战争有关联。不难理解,针对日本的中国民族主义尤其强烈。对中国来说,如何维持一个和平的东北亚,对内部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如何维持东北亚的和平局面?在欧洲,发展到今天的欧盟,对欧洲的和平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终于下大决心,通过发展区域组织来防止战争、维持和平,并以此为基础整合整个欧洲。尽管欧洲的整合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欧盟在维持欧洲和平方面,的确是达到了很高的制度水平。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亚三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到现在为止,东北亚仍然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像北美或者欧洲那样的制度概念。很多年里,东北亚三国都想努力建设东北亚区域主义的制度构架,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确,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韩国的经济实力也在快速上升。如果这三个经济体达成类似欧盟和北美那样的自由贸易区,必然会大大促进东北亚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在东北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中国力推建设东北亚的自由贸易区。问题在于,中国这样做会成功吗?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尽管有诸多现实因素(主要是经济要素)在促成东北亚区域主义,东北亚三国都很难从历史阴影中真正走出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仅仅是一个理想,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忘掉历史,走向未来。相反的,历史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之中。一旦现实出现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历史就回来了。历史一回来,政治人物的最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在社会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中日之间再也不可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再和日本做“秘密”交易了(???)。当然,日本亦然。
尽管东北亚地区同属儒家文化圈,这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有助于区域主义的形成。二战前,日本曾经尝试过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并通过战争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但以失败告终。尽管今天中国强调的是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区域主义的制度化,如果过于理想主义,也同样会失败。近年来的一些经验也表明了东北亚三国之间合作的有限性。例如,东北亚三国分别和东盟(亚细安)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即中国-东盟、日本-东盟和韩国-东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0+3”机制,就是东北亚三国在东盟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尽管在这个机制内,三国也达成了一些合作,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进步。
中国扩大和发展同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是历史的必然,但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并不见得能够演变到类似欧盟和北美那样的制度化。制度化可以做一些,但很难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可以推动制度化,但必须意识到这种制度化是有限度的,过分的理想化反而会走向失败。作为大国,中国要对东北亚区域主义做些哲学思考,重新探索一种可行的整合或者分离机制,保障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在最低程度上防止国家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日关系的变化打断。
东北亚的发展有哪些可能的情况呢?当然,日本并不是决定东北亚局势的唯一因素,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或者统一,也会对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东北亚局势的主轴是中日关系,其他关系是次要的,或者辅助性的。
再者,能够主导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轴,便是日本国家的“正常化”。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美日结成联盟。尽管日本得到了这个联盟所带来的国家安全,也使得其成为一个半主权国家,即日本不被容许有独立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日本国内针对这种“半主权”状态一直有非常不满的声音。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国内经常有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例如在1980年代,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派政治人物,便对美国喊出了“不”字。今天,有很多因素在促使日本快速向正常国家迈进。
首先是中国崛起。尽管日本从中国的崛起过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得日本感到“威胁”。日本的这种“被威胁”并不难理解,正如近代日本的崛起对中国构成“威胁”一样。日本的这种“被威胁”感,更是因为其本身经济长期得不到复苏而强化。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主权纠纷而每况愈下,日本政府公开宣扬中国“威胁”,以此来加速国家的“正常化”。
其次,朝鲜半岛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着日本的“正常化”。在东北亚国家中,朝鲜是最弱的,同时,其所感受到的国家安全所受到威胁的程度也是最大的。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得到美国核保护伞庇护,基本国家安全不成问题,但朝鲜则没有这样的保护。尽管朝鲜和中国、俄国比较靠近,中俄都没有单独或者联合为朝鲜提供这样一种保护。客观地说,这种情况也是朝鲜要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之一。不管如何,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一直被美国、日本和韩国视为是本区域最大的威胁。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为理由,推动国家的“正常化”。
再次,中美关系的强化也在影响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中美关系的高度依赖性,促成了一些人所说的“中美国”。的确,中美关系现在已经构成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很多方面,包括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正因为这种结构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能离开对方而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的作为。并且,从发展的势头来看,中美关系也必然会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现在强调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在实现和平共处的最低目标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世界政治的格局。如果中美关系一直持续这种势头,也会促使日本趋向于成为独立国家。一旦日本感觉到美国不会为了日本的利益而牺牲中美关系,或者日本感觉到美国不能提供其所需要的安全,日本会转向依靠自己。这必然促成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的努力。这里,“正常化”也就是脱离美国,实现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无论是因为哪种因素促成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对中日关系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正常化”表明日本可以独立于美国而决策,但中日关系不会过于紧密。两个大国如果是邻居,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处于长期的竞争状态,而非合作状态。或者说,竞争是正常现象,而合作只是“运气”。这就是中国俗话所说“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也是这样一种情形。
当然,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运动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中国对日本没有任何影响和制约,但美日联盟则可对日本构成有效制约。日本今天的“正常化”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快的进展,主要是美国的“容许”。中美两国之间缺乏政治信任,美国对中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经常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在这样情况下,美国要强化日本这个同盟,以此来消化和对抗来自中国的可能的威胁。美国经常宣称,美日关系是其东亚安全政策的基石。
同时,对日本而言,这种情况表明其可以“挟持”美日联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即发展军事力量来应付中国。当然,当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涉及到从美国“独立”出来之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美国会向日本施加莫大的压力,迫使日本放弃这种想法。例如,几年前,日本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执政之时,想建设东亚共同体,追求和美国相对平等的关系,但马上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以失败告终。今天安倍所想达到的目标和鸠山想做的,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刚好相反,鸠山是亲华的,而安倍是反华的。在未来,如果美国感觉到日本要从美日联盟中“独立”出去,并且这种“独立”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同样会施加压力。
日本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要追求国家的“正常化”,但同时因为美国的制约而无法从美日联盟中“独立”出来,这种情况表明什么?这表明东亚会出现两个次区域体系,即中美韩关系和美日韩关系。这两个体系相对独立,但同时它们之间又构成相互依赖关系。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些年因为朝鲜问题,这两个同盟也有变得更为紧密的趋势,也就是变成美日韩同盟。美日韩同盟中,美国一直是主导力量,今后也会这样。原因很简单,日本和韩国也同样负有巨大的历史包袱,并且也有领土纠纷。没有美国,日韩两国很难结成任何有意义的同盟。
另一方面,中美韩的关系也趋向密切。中韩的经济已经整合到难以再分开的程度。因为中日政治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的负面影响,中韩经济关系反而得到了强化。这种势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同时,中美经济关系也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再分开的程度。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已经有人开始讨论“中美韩”三国的联盟关系。尽管这三国要结成类似美日韩那样的联盟并没有可能,但这三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实际上的(de facto)联盟关系。
这种趋势当然并不是说中日两国会互相关上大门,实行封闭政策。中日的经贸关系仍然会发展,但中日的政治和战略关系会变得相对独立。同时,中、美、韩和美、日、韩这两个次体系之间的关系又会是互相依赖的。从上面所分析的要素来看,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互相依赖的次体系,可能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趋势。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可以从制度层面来保障东亚的和平和安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的现代化都会是正面的发展。在东北亚三国本身很难发展出制度化比较高的区域主义,这样一种新局面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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