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华访问，邓小平与他会晤，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我想卡达尔本人是赞成邓小平观点的，但他党内的同事与他意见迥异，主张在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结果就有了后来的政治和经济的“两个激进”疗法，即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
20年过去了，匈牙利的情况怎么样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调，结果是：62%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20年前的卡达尔时期；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我1989年访问过匈牙利，20年后的2008年夏天又去了一次，可以印证这个民调。
根据欧洲权威民调机构Eurobarameter2008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加入欧盟的6个东欧国家中，人民对政府信任度最高为21%，大部分低于20%，这个调查还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做的。东欧20年剧变，一路走来，很不顺利。我不能说大部分东欧人都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更何况世界上愿意自己国家历史倒退20年的人恐怕总是少数，非洲的索马里大概是个例外。但我可以说，如果东欧人民有机会重新选择变革的话，大部分人绝不会选择这种“两个激进”的变革方法，而会选择更为温和理性的改革，因为东欧普通百姓为激进变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
“两个激进”的核心是一个梦：只要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就能很快成为发达国家，但结果是政治激进带来了政治参与爆炸和持续动荡混乱，一个新体制从建立到良好运作绝非容易，而“休克疗法”则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高达2000%以上，失业人数剧增，对一些国家的伤害绝不亚于一场浩劫，很多国家一时出现了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状况，为一小部分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提供了机会，使不少国家的腐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此外，经过“两个激进”的变革之后，东欧全都变成了高度依赖西方的经济体，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命脉几乎全被西方公司掌控，这次金融海啸使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境况雪上加霜。
其实，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体制创新，中国大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一切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已增加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8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2%左右，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美国前财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做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已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
在应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又展现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率先初步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难怪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最近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试验，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有效的发展模式。
这个模式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有“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
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
第二、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的政府，能够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和政策。
第三、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长时期的、大跨度的全面发展。
第四、坚持“民生为大”的理念，集中关注民生，处理人民最迫切的需求，特别是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20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70%。
第五、拒绝“休克疗法”，推动渐进改革。不是放弃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第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通过渐进积累而完成改革。
第七、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
第八、全方位地对外开放，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我们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某些行业的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许多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良机。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没有成功，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比较可比的国家，腐败问题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获得实权，从而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动荡先后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失控和瘫痪，结果腐败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成长中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你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次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20年，美国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给他自己带来的灾难。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摊上了这些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天想起来都有点令人后怕。
中国模式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和文化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三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来探讨中国模式，也可以把三者综合起来进行探讨。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最大政治特点就是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改善民生的强势政府。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大量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比方说，我们在土地问题上没有像西方那样搞完全的私有化，而是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结果却形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也是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并很快建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质量还比美国的好，覆盖全国大部地区的高速铁路网也将于十年后建成。
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所有特点的背后都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支撑，比方说，中国人讲“和谐中道”，讲“国泰民安”，这些价值观都在中国模式中得到了体现。我们注重民生，把消除贫困放在第一位，这与我们“悠悠万事，民生为大”的传统理念有关。再比如，在世界所有文化中，中国人大概是最讲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中国人认为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统筹思考，标本兼治。中国模式中做事情讲究轻重缓急、讲究先易后难，背后就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中国模式是源于中国自己的传统并汲取百家之长而形成的，也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具体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其背后的一些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和谐中道”、“整体思维”等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启迪，对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问题都会有帮助。中国模式的底气来自中国过去数十年所取得的惊人进步，来自于国人对自己取得成就的自豪和对国家前途的乐观，也来自于这个模式背后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模式在全球的影响力一定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进一步扩大，并为国际社会解决各种世界性的棘手问题提供新的思维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