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近几年，你不断推进“中国模式”观念，但是我认为，你只追捧了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却轻描淡写带过了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不是？
张维为：中国的成绩是“追捧”不出来的，是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任何一个对中国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坦率地说，不是我们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代价，但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中国模式的成绩单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10，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亮丽。所以我们可以自信地肯定自己的成绩，并在这个基础上，创新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在《中国震撼》中的不少地方都探讨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提问：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取得经济成就的秘诀并无独特之处，无非是市场经济这条普世道路，并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我也认为，并没有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扭曲的市场经济。黄亚生认为民主化的印度迟早会超过中国，您还对“中国模式”感到自信吗？
张维为：黄亚生先生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很多，但他关于中印比较中印度会胜出这个观点是幼稚了一点。我去过印度三次，我觉得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已经而且还在进一步地扩大。印度想赶上中国，他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比方说，没有真正地进行妇女解放以及土地改革，所以农民非常穷，而我们的农民是有地有房的。印度还没有真正地废除种姓制度。不久前，我碰到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他说他们四川提出一个口号，要把成都打造成中国的班加罗尔，结果他去班加罗去考察吓了一跳，公司里面是可以的，但公司外面都是垃圾堆、贫民窟啊。我在《中国震撼》里写孟买跟上海差20年，我是斟酌了一下，给了它很多面子，如果凭我直觉，差40年。
从这一点来讲，黄亚生这个观点还值得商榷。
关于中国模式我是这样看的，有两种反对中国模式的，第一种是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另一种是不赞成中国模式的内容。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的，我认为我和他们的分歧不大，因为他们觉得模式是一种完美的、输出的、可以照搬的、凝固的，僵化的。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例如我们平常提的是浦东模式、苏南模式、深圳模式、重庆模式，指的就是对本地改革开放经验的一种解决，跟人家不一样的做法，从这一点来讲，我用这个概念。我讲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理、中国经验，唯一我喜欢用模式这个词，是因为国际上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是我们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我和黄亚生先生的差异。我觉得，总结中国30多年以来的成就，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比其他国家干得好，这是可以总结出来的。
提问：中国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合理的制度才是公平正义的保障，你讲的中国模式更多是“政策取向”、“工作模式”或“领导作风”，而不是“制度模式”或“制度安排”。
张维为：如果用新政治经济学当中的“制度”概念，“五年计划”制度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农村的新农合制度，都是制度。在宏观层面，中国模式是一个综合体，它超出制度模式的范畴。它是对“我们一套做法”的总结。
提问：对于中国模式，我们看到最多的是经济的发展，所谓的“中国模式”说白了也就是发展主义。
张维为：发展主义这个概念有局限，发展主义是它重要方面，因为确实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际上，经济发展后，很多问题就开始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谈环保，谈社会，谈福利，谈第二次分配，就是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发展主义，已经到更高阶段了。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叫民生主义更好。
提问：@肖涛-北京睿读文化：“中国模式”与“上海”二者暗中发生置换好像不太对头。（意思就问，除了上海，中国还能拿出什么例子来说明中国模式，网友认为“上海模式”不等同于“中国模式”——编者注）
张维为：上海只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缩影。上海的成功，中国整个发达板块的成功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希望，因为中国发达板块的人口和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今天的上海不怕和纽约竞争，上海的硬件和软件许多方面确实超越了纽约。今天的深圳也不怕和香港竞争，科技实力和住房条件都比香港好。今天的重庆不怕和罗马竞争，意大利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重庆解决了。以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重庆城镇的住房水平实际上已超过上海，而上海的住房水平早就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我不是说我们方方面面都比别人好，我们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如环保和市民文化素质等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努力。但我们很多方面确实超越西方了，所以没必要过分谦虚，更没有理由自卑。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模式不怕和美国模式竞争，一点都不怕，我看是美国更害怕这种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