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改革的若干思考
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一、中国政治改革的特点
过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如古巴，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如前苏联和东欧，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中国模式虽有缺点，但利远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民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相比之下，“保守改革模式”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均缺乏活力。“激进改革模式”的代价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例如，苏联是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后果是国家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一度降到了60岁以下。东欧国家的经济也都经历了十多年的衰退，现在又都陷入了金融危机的困境。
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中国进行的大量“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内容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级选举为代表的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
实际上，只要对中国政治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不分（如企业是党政企三权合一，农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推进的，例如废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总之，中国各种政治改革事实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动荡乃至国家解体。
二、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一些人之所以对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视而不见，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的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
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这种观点竟然在中国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这是令人吃惊的。随着一个又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今天西方主流学者都不再否认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观点之天真，连福山本人2011年1月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说明他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实，更加意识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临的诸多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已经破产了，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陷入了严重金融和财政危机，以传教士热情推销西方民主的美国成了祸害世界的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只要稍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层次弊病，特别是资本力量对政治的巨大影响是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如果不进行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改革，其总体颓势将难以逆转。
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对各国进行的详细的调查发现，西方家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不满意的比例很大，倒是87%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0%，法国人是26%（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网站）。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的体制有其重要的长处，西方的体制有其严重的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有些人总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较小的改革”，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绩。换言之，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并使整个西方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总之，中国的政治改革离不开自信。中国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回顾过去三十年，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哪还会有今天中国之崛起和对西方制度的超越。
三、用中国话语来指导政治改革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首先就要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的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我们不少人至今还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诠释能力？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非常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台湾和韩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是世界上数千年古老文明和现代国家几乎完全叠合的唯一国家。中国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都不存在。中国合法性的论述关键是两点：一是“民心向背”，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民心向背”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中央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二是“选贤任能”，这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也体现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治国必须靠人才”的观念。相比之下，欧洲的世袭政治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最后才从中国引进了文官考试制度。今天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西方那种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所谓现代选举制度。以我之见，缺乏人才观念的西方选举制度正是西方今天陷入各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心向背”和“选贤任能”这两个理念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在今天对外开放、大规模国际互动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是中国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不妨反过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的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中国应该继续从自己的政治话语出发，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创新的制度一定胜过光靠“选举”的西方制度。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战略(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