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经济改革的成功中汲取大智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五条经验值得我们在政治改革中借鉴：
一是从“内容”和“结果”出发来探索新的制度。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讨论政治改革也有启发，因为邓小平把探索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留下了无穷的空间。
我们应该大胆地探索如何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则可以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形式。今天西方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劣质民主。今天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不断进行探索，最终建立符合中国民情和国情的新型民主制度。
二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沿着总方向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
三是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四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其成功率是零，因为激进政改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最后又不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五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政治体制基础。比方说西方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现在证明有很多问题，需要重大改革，其他西方国家也不采用这种模式。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委员会的权力也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的议会。邓小平本人就非常欣赏香港的行政主导型体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可以借鉴某些国际经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但绝不照搬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模式。
我想有了以上这五条，中国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道路，最终民主的品质也会高于西方民主的品质。
五、告别政治浪漫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内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告别政治浪漫主义。中国的人口、疆土、历史、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国家推动政治改革，只能以稳健和渐进的方法为主，而且政治改革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出发，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从国际经验来看，政治浪漫主义的代价也极大。最典型的就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其政治浪漫主义不仅导致了国家的解体，还导致了经济的崩溃。
从欧洲国家变革的经验来看，英国和法国的经历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英国是政治经验主义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政治浪漫主义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在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当时英国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作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相比之下，走政治浪漫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做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和今天的北京、上海差不多，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浪漫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结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人类对最佳政治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探索还在进行，也不会终结。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须一致照搬的唯一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国都应该自己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说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元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最终不得不向你学习。其实中国人今天的眼光已经超越了全面走下坡的西方政治模式，中国人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国人的努力最终会颠覆西方僵化的民主观，为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