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在国内文化界和出版界引起的“震撼”犹在，一本由张维为旧作修订而成的新书《中国触动》，再一次“触动”了读者。
“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分量的，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这，正是张维为这几年不停写作的初衷。
记者：《中国震撼》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这是您之前能够预想到的吗？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张维为：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读者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响，但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关于中国模式的激烈争论，大家普遍期待一种比较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读，我提供了基于自己长期研究和思考的一家之言，比较强势，这大概是引起反响的主要原因。
第二，这本书是构建中国话语的一种尝试。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中国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甚至会前功尽弃。没有话语自信，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作是做错了，或者只被看作是过渡阶段的事情，最终还是要放弃的，但我从中国“文明型国家”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制度安排，解释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论证了这些安排和做法的深层合理性，并强调这些安排和做法还可以改进，但他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我自己长期研究中国模式的心得，也是自己实地走访百国比较之后得出的慎重结论。这些心得和结论大都涉及中国发展的大思路，中国是个大国，大国崛起需要大思路，这可能也是此书引起反响的原因之一。此外，我也尝试了话语风格的创新，不说套话，我确实也不会说套话。不少人说读这本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是我所期待的。
三是近几年，我们媒体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全面否定自己的国家，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他们故意把中国这个世界上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国家描绘得凄凄惨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我比较强势地回应了这些人的质疑和挑战，我把中国的成就与问题和发展中国家比，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和西方国家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许多读者说读这本书感到很爽，很给力，这证明了比较的力量，说真话的力量。中国模式并不完美，甚至有不少问题，但在国际比较中明显胜出，而且前途看好。不管中国今天面临多少问题，我们一定要先充分地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问题，中国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就是促使中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我一直很担心西方对中国的话语忽悠。苏联解体前我去过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前我也去过那里，这两个国家解体的过程我了解。这个过程大致上可以这样概括，先是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接着是政治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然后就是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西方不少人也希望这种局面在中国出现，但他们会失望的。其实西方自己现在危机重重，哪有资格来教训中国。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在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时候，在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被浅薄的西方话语所忽悠，那也会功亏一篑，最终酿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那就太可悲了。我们不能允许西方和亲西方的势力来主导13亿中国人的命运。这本书出版后的强烈反响大概也印证了很多国人与我有相同的感受和思考。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大变革之中，在大变革的时代里，一本书可以影响那么多人，鼓舞那么多人，作为作者的我，深感荣幸，某种历史参与感也油然而生，我很珍视这种感觉。
记者：因为前一本书的关系，您的名字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这本修订之后的《中国触动》同样受到关注，这两本书是什么关系，主要区别是什么？
张维为：我走访百国后写的第一本书是《中国触动全球》，2008年出版的，《中国震撼》是第二本，2011年出版的，读者的反响强烈。许多读者也希望读到已经脱销的《中国触动全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这本书做了更新和修订，并决定以《中国触动》的名字来出版修订版。《中国触动》的名字比原书名更加凝练，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符合我写这本书的原意之一，即触动更多的人以国际视野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崛起、问题和前景。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对姐妹，前者讲的是中国触动，后者讲的是中国震撼；前者更感性一些，后者更理性一点；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但两本书都贯穿了一条主线，即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
记者：您在《中国触动》的序言中提到非常赞同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命题，同时认为“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对中国现存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国内外不乏质疑的声音，而您的态度如此积极而乐观。信心来自哪里？
张维为：我实地考察过100多个国家，所以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有信心，有底气。我想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如果也像我一样走访过这么多国家的话，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震撼》出版后，不少地方请我去演讲，只要时间允许，我和听众都有互动，我每次都告诉听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越尖锐越好，要公开辩论也可以。去年6月我和《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国模式辩论过一次，好像多数听众还是觉得我讲得更在理。
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讲清楚，都可以进行跨国的比较，横向的比较，纵向的比较，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问题都有解。我老说一个观点，不是中国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代价，但即使这样，与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成绩要大得多，我们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可以胜出。我们可以先充分地肯定自己的成绩，然后再自信地去解决各种问题。
一些对中国模式没有信心的人，主要是过于迷信西方模式，但我在西方生活过20多年，走访过除冰岛以外的所有的西方国家，我了解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西方今天全面走下坡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它的短处越来越压倒了它的长处，这也是我看衰西方模式的主要原因，西方模式的短处主要缘于这个模式所信奉的三个假设，即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现在看来这三个假设一个都站不住脚，这三个假设是西方模式的“基因缺陷”。西方自己的问题堆积如山，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而我们一些人还是言必称西方，对我们这样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的人来说，确实感到有点贻笑大方。
记者：您长期生活在国外，对国内的现状如何加以感受和了解？
张维为：过去十几年中，我每年都回国多次，实地考察了很多地方，接触过很多人，参加过很多会议，也阅读了很多文献，这使我得以了解这些年国内的迅速发展和变化。此外，在读大学之前，我在上海当过工人，从学徒工做起，整整三年。大学毕业后，又在北京工作过5年，担任领导人的翻译，所以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对这些年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有实实在在的感受。
记者：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发表了诸多研究中国发展的作品，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您对这些学者和作品是否关注？您认为自己的研究视角和阐述方式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张维为：国内做中国模式研究的，我认识不少，有些还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的研究对我也有启发。我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他们的不少观点。与他们的研究相比，我的视角可能更为国际化一点，我更多地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这大概和我走访过的国家多有关。至于阐述方法，这是个人风格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我主张中国自己的话语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话语的内容，也包括话语的形式和风格。这两本书都是这种创新尝试的结果。
记者：关于写作这两本书的初衷，您在书中也有所提及，是否能再简要概述一下。近期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张维为：我在《中国触动》原版的《后记》中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有生命力。” 这还是我今天的观点。中国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和视野来论述和评判中国与世界。
至于写作，我还是会围绕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也许会在《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之后，再写一本百国归来思考中国的书，组成一个三部曲，至于什么时候完成这个愿望，那要看自己研究的进展。现在真是很忙，但我不会放松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我也想借贵报一角，向喜欢我作品的读者转达我的诚挚问候，他们积极的反馈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希望更多的读者会像喜欢《中国震撼》一样，喜欢《中国触动》。“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中国人可以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