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看，我们都是死人。”——凯恩斯
凯恩斯是经济学界第二大魔头。他排不上第一，因为第一是马克思。
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产品做的出就卖得掉，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注定无法消费，无法消费的产品的量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而增大，如此必然导致资本家压缩生产工人失业。换句话说，贫富差距越大的经济体失业问题越严重。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多余的产品需要政府帮助消费掉，甚至是浪费掉。
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前，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一直是“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政府的任何干预只会破坏均衡制造麻烦。换句话说，在胡佛因为不作为被撵下了台，罗斯福的新政已经搞了三年多的时候，在经济理论上，还是胡佛是对的，罗斯福是错的。任何试图干预经济的做法，都会受到经济理论的指责，都难免承担以正统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由稳拿控制的舆论的压力。
如果放在其他任何年代，凯恩斯的理论都不会如此脱颖而出。事实上，在凯恩斯以前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提出贫富差距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达到凯恩斯的影响。这就如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放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会湮没在历史大潮中，唯有在戊戌变法前夕出现，才会历史留名。
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几乎把资本主义逼上了绝路。这次危机与众不同的并不仅仅在于广度和深度空前，而且在于其持续时间之久。与以往突如其来，自然痊愈不同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在发生了三年之后，不但没有痊愈，而且恶化了。1932年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惨的一年。1930年4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大约有300多万失业人口。1932年初，失业人数已超过1500万－1700万，大约是当时全美国人口的15%左右，1932年9月《财富》杂志估计，不包括1100万户农村人在内，全美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如果有兴趣，读者可以去读《光荣与梦想》，看看当时多数美国人惨到什么地步。
不仅是美国，世界范围充满了危机和动荡。日本为了转移矛盾，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魏玛德国遭遇经济危机后，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议会制来统治。 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负责组阁。从此，纳粹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军事实力迅速扩张，失业现象消失，社会蒸蒸日上，开始了12年疯狂的历程。可以说，1929年的大危机注定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和1939年开始的世界大战。
与此同时，苏联从1928年开始，逐步实行五年计划。到1933年，苏联基本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卫国战争爆发时，德国吃惊地发现苏联生产的T34坦克性能全面超过德国3号和4号坦克，而且产量惊人。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苏联人的命运可能和苏族人类似。
凡事就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与几乎没有失业同时经济迅猛发展的苏联对照，每一个西方政治家都感到资本主义制度压力很大。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只要什么也不做，经济自己就会好转。胡佛坚信这一点，结果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不断攀升。（多说一句，坚持政府不要干预的人，真应该好好回忆一下那段历史。）最后被罗斯福撵下了台。罗斯福上台以后，也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该做什么，却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罗斯福搞了三年新政，经济取得了好转。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反对罗斯福了。罗斯福后来曾经说：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虽然罗斯福不欣赏凯恩斯，但是凯恩斯却为全世界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场经常无法自我完善，“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需要“看得见的手”去辅助。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以上是学术的说法。换成白话文的话，就是社会消费能力决定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资本家供给多少，资本家供给多少，决定他雇用多少工人。有人买得起，产品有销路，资本家才生产。资本家生产，才会雇人。如果没人买东西，资本家生产赔钱。这时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人。社会总需求不足，所以就会有工人失业。不是工人要的工资太高，而是社会不需要这些劳动力。工人失业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要资本家增加雇员，改善就业，就要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水平。
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消费需求。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由于人们投资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此时才有利可图），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时，若利率能同比下降，才能保证投资不减，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它决定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越强，利息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将阻碍投资。这样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把凯恩斯的理论之中的人们换成有钱人，一切就好理解多了。再次翻译一下，社会总需求决定于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需求。人越有钱，个人消费数量绝对数越多，与总收入相比的相对数越少，所以指望有钱人消费是没戏了。投资品的需求决定于生意赚钱不赚钱和利率高低。投资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社会总需求不足，做出来也没人要，所以投多了也不赚钱。（对垄断资本来说与其扩大生产薄利多销，不如压缩生产哄抬物价）当投资的利润还不如利率的时候，资本家就都不投资了，持币观望，转而存银行吃利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高，那么投资就非常少了。（杯具的是，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到处都钱紧。对企业来说，能借到钱就可能渡过难关，借不到就完蛋，所以实际利率往往非常高。这时大家都退出实业，去放高利贷）。投资不赚钱，放高利贷很赚钱，大家就都不投资实业，对投资品也就没有需求了。消费不足，投资也不足，产品生产出来没人要。结果就导致了大批失业，形成生产过剩型危机。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其实还是消费需求不足。因为投资需求归根到底完全仰仗消费品的销售情况。凯恩斯后面啰里啰唆说投资的问题，根源在于萨伊定律认为资本家有钱不是消费就投资。尽管萨伊定律是幼稚的胡说，从学术的严谨性出发，为了驳倒萨伊定律及其衍生物，必须把事情说明白。
有人说《通论》难读，其实好读就邪门了。凯恩斯的理论的基础是稳拿经济学，稳拿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相等，市场有效。现在要在不承认社会成员经济地位有差别的前提下，证明市场有时无效。这就如同本来是承认1+1等于2的数学，证明有时候1+1未必等于2一样。本来很简单的道理，一旦用维护稳拿地位的稳拿经济学的理论阐述，就要绕来绕去，让人头大一圈。
凯恩斯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造成的消费倾向下降：“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缺点：第一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个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尽公平合理。……的确有社会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但是不均得像今天这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但是，他不希望建立所谓牺牲自由的集权国家。他希望资本主义做出一些牺牲，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牺牲，就是通货膨胀的代价：“当今集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那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的。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现象与今天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不过如果我们能对事业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或许可能医治这一痼疾，同时又保留了效率和自由。”他预期到了通胀的代价，不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是死人——眼前的事情火烧眉毛，如果眼前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还考虑身后的事情干什么？
面对大萧条时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凯恩斯的解决方案就很直接：一个是政府投资或者消费增加有效需求，一个是利率下降使持有现金不划算。他自己比喻说，让财政部把旧钞票装到玻璃瓶里，和垃圾一起埋到废弃的矿井中。然后，由资本家雇佣工人挖出来。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购买食品、衣物等商品，从而刺激了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又会雇用更多的人。这些就业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就业。（这种所谓的一轮刺激另一轮，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此外，政府不断用钞票增加投资或消费难免引发通货膨胀，这就造成实际利率下降。既然手中的现金不断缩水，有钱人必然就会增大投资，他们增加投资，就可以拉动就业。
然而，现实世界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现实世界中的方案要有理论性，还要有可行性，具体操作中还要保证方案按照预期的目标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差，最微小的细节可能成为最致命的环节。凯恩斯主义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官僚集团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资本诞生的那一天就存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是为这种争斗提供理论依据。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家与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的争论。最终的争论以“市场能自动调节，政府不要插手，大社会小政府是最理想的模式”为结论而收场。换句话说，在理论上资本赢了，官僚输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证明了市场的局限。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凯恩斯无疑给官僚集团压制资本提供了理论依据，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从罗斯福的时代开始，美国总统权力不断扩张。官僚集团逐步压倒了议会和最高法院。这有军事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凯恩斯的理论在官僚集团扩张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在政府干预经济的具体操作中，政府财政的投入方向往往并不与需求和支付能力挂钩，而是与利益集团的政治能量挂钩。比如，美国政治中很出名的“滚原木”和“分猪肉”原则，在凯恩斯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现在盘子更大了，出现的结果不是穷人获得更多的照顾，而是利益集团有更多的猪肉可以分。不是削弱现有既得利益集团，而是强化既得利益集团。在号称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中，尽管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是大量人口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都差强人意。许多人吃得很糟，穿得很糟，住得很糟。
财政是公器，公器就可能被私用。公器私用越严重的经济体，财政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资本家有可能根本不必雇佣工人开采货币矿，财政部的官僚也不必安排人埋钱。资本家只要象征性的花点小钱，财政部的官僚就直接把财政拨款划拨到他们的账户了。这是凯恩斯在他的货币矿的设想中没有想到的情况。
另一方面，资本家获得这些利润以后未必会增大消费或者投资，更大的可能是进行大规模的投机。由于利率不断下降，甚至出现负利率，资本家和官僚不再持币观望，而是把大量的货币注入经济循环。但是他们注入货币的方向却并不是实体产业投资，而是大规模投机能源粮食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或者囤积兼并土地。于是，物价、地租暴涨。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就业困难稍稍缓解，通货膨胀步步紧逼，存款大幅缩水，龟速爬行的工资追不上骏马一样奔腾的物价。
凯恩斯主义是用通胀换就业，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公器私用越严重的财政体系，财政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乘数效应越差。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消灭同样的失业人口需要投入的货币越多，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越严重。解决就业事倍功半，刺激通胀却立竿见影。按下葫芦瓢起来，葫芦未必下去，瓢先起来了。虽然“从长期看我们都是死人”，“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如果“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是洪水滔天，那就很不爽了。
凯恩斯意识到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的根源在贫富差距，却想找到一个既回避问题的本源，又能缓解矛盾的解决方案。他没有意识到在公器私用的作用下，对垄断资本来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也不见得增加投资扩张产能，也没有意识到对有钱人来说“投资”不仅仅局限于生产性投资也包括各种投机，财政刺激和随后通货膨胀直接加剧贫富差距。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不但没有消灭本来试图消灭的危机，反而酝酿了更大的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不能“标本兼治”，充其量只能治“标”，同时使“本”恶化。在公器私用严重的经济体中，凯恩斯主义甚至可能成为经济的毒药。
凯恩斯主义背书了官僚和利益集团的公器私用，资本的势力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另一方面，公器私用和通货膨胀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人留下了口实。迟早会有人挑战凯恩斯，挑战他的人注定历史留名。
挑战凯恩斯的人，就是号称“二十世纪第二大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他只能称为第二大，第一大经济学家是凯恩斯）。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