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西方对我国和平演变的既定目标没有改变，也由于的确有人妄图扭转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走向，当前，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不仅染指哲学观点、历史观点、政治观点、法学观点，而且也顽固地渗透于文艺创作之中，严重扭曲着人们的历史观，并颠覆着附着于历史观之上的民族观、国家观和价值观，理应引起我们高度警醒与关注。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与师生交流时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这里的排序是“哲、史、文”：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史学是镜鉴，值得重视；而文学在此既包括各种文学体裁，也包括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电视剧、曲艺等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其他各种艺术形式，时代和人民需要作家艺术家以优秀作品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能源。这“三个需要”，与毛泽东同志当年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读点哲学”、“读点历史”和“读点鲁迅”的伟大号召一脉相承。“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意欲逆转改革和历史的走向，也势必要渗透文艺创作，炮制代表他们哲学观、历史观、审美观的作品，去搞乱人们的哲学思维，去歪曲历史精神兜售唯心史观，从而败坏中华民族的哲学素养、史学修养和美学涵养。
文艺作品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艺术塑造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历来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交锋的焦点。对于经过历史和人民长期检验已有定评的重要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往往祭起“还原历史”、“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旗号，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加以逆向重塑，颠倒黑白，大作翻案文章。对近代历史上如慈禧、琦善、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不是考其全人，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全面把握；而是随意剪裁，拼凑史料，以偏概全，指鹿为马，渲染个别现象掩盖本质、夸大支流否认主流。有个别剧作者甚至认为，慈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鸿章是“争取国家利益”者，袁世凯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些人都是在为困境中的中国寻找出路，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和走向共和的“英雄”。这样的观念渗透文艺创作，必然会导致读者或观众的历史认知扭曲错位。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播出过这样一部电视剧，从1943年春写起，开篇便道：六年前，国民党“军统”就派五十余名特勤人员化装成老百姓潜伏在某个城镇，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谍战，争夺从北京故宫转移到此的一批国宝。这是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编造。六年前即1937年春，七七事变前，还没有成立“军统”，戴笠手下的组织还叫复兴社。之后，该剧不是从抗日战争的生活这个创作的“源”出发，而是完全从西方“类型片”中的“谍战剧”和“夺宝剧”的结构模式和艺术技法这个创作的“流”出发，去编织情节、塑造人物。这就完全悖离了唯物论的反映论，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虚构出的抗战历史极度失真。只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团结抗日，而蒋介石的抗日只是“国军”抗日，历史上哪里有过“军统”发动人民群众抗日保护国宝的实绩？
毋庸讳言，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银屏上影视艺术作品曾一度只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战，但后来也出现了如《血战台儿庄》、《中国远征军》等一批描写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战实绩的作品，这就比较全面了。然而，再后来，一些作品为了吸引观众眼球，片面追求票房和收视率，越来越背弃历史的真实，走向极端，专门编织“歪瓜裂枣”和小尼姑抗战的故事，不是说在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影响下完全没有发生过这些故事，而是说此乃支流，决非主流。甚至极端到针对中华传统诗词所讲的“商女不知亡国恨”，有作品就专门反其道而行之，渲染“妓女最有爱国情”。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所持的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度思维方式，是与唯物史观历来倡导的考其全人、观其全事、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哲学精神格格不入的。
历史镜鉴值得珍视。中华民族历来有着以史为鉴、以古观今的文化传统。不懂得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珍视自己民族历史镜鉴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所谓文化自觉，要义之一就是自觉认清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历史精神、历史经验的独特价值与作用；所谓文化自信，要义之一就是要自信自己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历史精神、历史经验至今仍能与当代文化相联系、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仍能与时俱进地实现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能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在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廊里，有着一系列优秀历史题材作品及其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它们代代相传，深入民心，已经形成了一种审美习惯和审美定势，哺育了广大观众。比如，尽管“春秋无义战”，但以春秋吴越之战为题材的不少成功作品，如由陈道明和陈宝国分别主演的两部长篇电现剧和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京剧《西施》等，都把越王勾践塑造成“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形象，把西施塑造成热爱故土、牺牲自我、外美内秀的伟大女性形象，把范蠡塑造成足智多谋、顾全大局的优秀知识分子形象，把吴王夫差塑造成以强凌弱、失道寡助的侵略者形象。这些成功的艺术形象，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民族极富生命力的美学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境界、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早已深入民心，赢得共识，成为一种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资源。但是，却有一部作品打着“创新”旗号，借“重写”历史和“发掘”人性复杂性，将这些典型人物形象完全颠覆了。第一场戏描写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完成复兴大业后，亲自迎接西施归国，一见西施如此美貌，心想岂容范蠡享用（西施与范蠡有约在先，越胜吴后是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于是背信弃义地将西施拦劫进宫，纳为嫔妃。这一笔，竟把中华民族艺术画廊里的这位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艺术形象，改写为“一匹色狼”。往后，便描写一旦入宫，龙床上发现西施腹中已怀夫差的敌种，于是龙颜大怒，将西施发配。范蠡闻听此讯，怒发冲冠，赶去当面怒斥西施背弃当年的山盟海誓。这一笔，进一步把中国历史上这位深入民心的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形象改写成“一个头顶绿帽子的小肚鸡肠”。这样，中华民族艺术画廊里的这一系列优秀的人物形象都被逆向改写了。也就是说，这些优秀的人物形象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都被“西化”为“转基因”了，所彰显的中华美学精神都被解构为“时尚”和“市趣”了，所体现的历史传统、精神境界、价值取向、道德追求都被“反其意而用之”了。
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严重地表现在其对中华民族经典文艺名著的解构上。珍视经典名著，敬畏经典名著，是一个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标志。经典名著之为经典名著，就因为其经过历史上人民的检验，显示出史学上、美学上的永恒价值与魅力。随着历史的行进，对经典名著丰富蕴涵的解读与阐发当然也须不断重新发展、不断与时俱进。把经典名著改编为影视艺术作品，是传承、普及和发扬优秀文艺历史传统的必要路径。但须指出，正确的改编，务必尊重原著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审美风范，沿着顺势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加以丰富、深化、发展，以求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切不可反其道而行，朝着逆势方向编造，或东施效颦投射“西化”观念，或对其固有蕴涵横加扭曲和篡改，并美其名曰“创新”。
鲁迅先生高度评价过的“左联”成员柔石的著名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描写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一种反人性反人道的丑恶社会现象：富有的地主的老婆不能生育，便花钱“租”用穷人的妻子来家当生育机器，为自己生子后再赶出家门。有一部戏，居然把原著的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和人文精神都解构了，将其改编成地主花钱把农民的妻子“租”到家，为自己怀孕生子，地主背着老婆慈善地“关照”农民的妻子，时而赠其手镯，时而送其金钱，终于“感化”了农民的妻子，令她深感“幸福”，甚至要抛弃丈夫儿女，自愿留在地主家不走了。这岂不是把“为奴隶的母亲”改编成了“当奴才的母亲”，岂不是完全颠覆了原著的主题意蕴和价值取向？令人不解的是，这部作品居然还受到追捧并获得奖项。
《三国演义》作为古典名著，早已妇孺皆知。赤壁之战作为我国战争史上实行统一战线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早已彪炳史册。但近来有部拿了大奖的戏，竟以“创新”名义作如此改编：一开场，曹操兵发83万，浩浩荡荡，要荡平东吴。当晚，他头风病发作，名医华佗为其针灸，解除病痛，医者仁心，华佗劝其不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免涂炭生灵，伤及无辜。他向华佗口吐真言，说自己其实也不想打仗，主要为的是朝思暮想美女小乔，如果周瑜答应献出小乔，他就收兵。不论曹操这话究竟是戏言还是用计，都完全歪曲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精辟指出，提及曹操，人们很容易想起戏曲舞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其实，历史上的曹操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确乎如此，曹操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兼大文学家，他发兵破吴，旨在完成统一大业，决非为了一个美女。接下去，《三国演义》竟被改成“二国演义”，这里没有蜀国刘备、诸葛亮等人的事了。小乔变成草根民间女子，既无姐姐大乔，也非乔玄国老之女。得知周瑜发兵抗曹，小乔赶紧回家劝阻，独自一人，驶一叶小舟，跨过长江，直奔曹营而去。这边曹操因华佗再劝其收兵而被激怒，将华佗关押起来，药箱还扔在曹操帐中。曹操怒气不息，抬头看见小乔不期而至，由怒转喜。小乔义正辞严地教育曹操：做人要讲诚信，丞相许诺，只要我至，即刻收兵，现在我来了，该你兑现诺言了！曹操听罢，一受刺激，头风病又发作了。小乔便让大家镇静，说自己曾跟华佗先生学过针灸，于是从药箱里拿出根针，扎将下去，顿见奇效。曹操病痛解除，嚯地大叫一声“大都督夫人，收兵！收兵！”在这里，历史上的著名战例赤壁之战完全被虚无了，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在这场战争中完全被虚无了，曹操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形象也完全被虚无了。更严重的是，这股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戏说历史、解构经典的虚无主义歪风，正在危及并削弱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抵制否定中华文明、破坏民族团结、歪曲党史国史、诋毁国家形象、丑化人民群众的言论和行为，反对以洋为尊、唯洋是从，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今天这个“读图的时代”，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文艺作品，对于整个民族的历史观、文化观、审美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而上学，严肃、认真地清除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刻不容缓！
（作者：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来源：《红旗文稿》201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