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缅北近来颇不安宁，不断传来交火消息。缅北局势直接关系中缅边境安全，同样也关系到中国的重大地缘政治利益。

我们知道，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相较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或印度的恒河以及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它更给缅甸交通带来极大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

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

盘活西南战略作用的关键在交通，其中通往云南的线路被毛泽东列入优先考虑。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

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

毛泽东深知中国东北与西南的地缘政治存在着重大关联并给予高度重视。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1962年毛泽东在西南进行对印自卫反击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缅甸通道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缅甸之于中国的战略作用得到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通道，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鉴于这样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国际通道建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与伊朗、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