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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很多人都是美国话语体系的囚徒

2015-02-15 13:45 战略·谋略 ⁄ 共 288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目前的理论现状大致有两类。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做对了。但是在很多精英阶级看来,中国做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观念;另外一派认为中国是对的,需要解释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这同样是因为我们观念和话语的短板和欠缺。因此,当前社会科学范式重建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几个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政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重述和重建,这几个词对中国来说很重要,需要重新建构。

就政党问题而言,首先涉及政党理论。中国做对了,谁做对了?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但是流行的政党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第一个是西方政治学当中的政党。政党是国家权力的下位概念,是一个社会利益集团。阿尔蒙德、萨托利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政党。第二个是革命政党概念。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个革命党,但是它已经转型。因此,无论用西方的政党概念还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概念解释中国共产党都无能为力。这两种概念体系既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这是从狭义的政党理论来讲的。

第二要阐述的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类是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套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国经验的产物。个人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作用。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所以,英美等国家形成过程中,商业集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当他们认为需要政府的时候,这些实业家集团加入联邦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学校、教会等先建立起来,最后才是建立政府。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大行其道。

第二套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比如法国、德国依靠国家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战争制造的国家”。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其实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是有契合点的,比如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强调了个人对国家权力的认同。这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政党在哪里?现代化是分批次的,第一波是英国和美国;第二波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这些国家都有标志性的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等。如果说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是靠社会来主导,第二波是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那么这些后发国家,比如中国,谁来组织这个国家?这种组织既不是商业集团,也不是官僚制(当时国家的官僚制体系已经崩溃了)。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国家组织瘫痪了,而国家又需要组织起来,国家组织者就是政党——布尔什维克。从此,政党组织国家就成了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换句话说,第三波现代化国家,即后发国家需要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我们自身。毫无疑问,文不对题,无论怎么解释,发展中国家都是错的。

因此,我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其过去的问题而否认其价值。正如国家中心主义,也不能因为出现过法西斯而否认它的历史价值。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进行反思而得出的问题意识比较清楚,但是要进行建构是非常困难的。不同于西方,中国形成一个体系可能要上千年,比如儒学的形成。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核是什么?逻辑是如何构成的?这些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可以的。

通过梳理以党建国的历史,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实现其理想中的以党建国,但是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提出了中国红军是一个具有政治使命的武装集团,这在当时是其它军阀和武装集团所没有的政治目标。现实上,中国是一种党国体制,在西方政治学当中是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不符合宪政主义逻辑。党国体制下,共产党是国家的组织者,而不是一般利益集团的表达者。党国体制有两大根本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等是理解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因此,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理解共产党,首先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当中找到自己的理论资源。马克思讲到,其他所有政党都是代表特定的阶级并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只有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就是为解放全人类。

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强。我们对普世价值一定要有反思。从摩根索到亨廷顿,他们是坚决反对普世价值之说的。因此,我们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等新概念,旨在跟进国家的实力,等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这些理论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所谓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

最后,我们来看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优势。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是12个,其中有三个是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靠掠夺和战争才得以发展,比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日本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而其他9个是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在这9个国家当中,除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是代议制民主。这9个国家有相同的地方,即曾经都是西方国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当殖民者撤出之后,这些地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大,国家力量较弱。而实行代议制民主更加地去国家化。所有的后发国家是需要组织化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整个国家有效地组织和统一起来。结果如何呢?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其他8个国家在治理上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

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使用书本概念比照现实的对与错。所谓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有知识的,但是很多学者只知道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而对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话都敢说。

放眼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到,很多国家有了经过党争民主而获得的授权及所谓的合法性,但是国家治理的如何?有的甚至因选举而使得国家分裂和社会分裂。很多国家有了所谓的公民社会,但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不同于美国的公民社会,因为社会结构所造就的“民情”不一样,看看埃及的穆兄会、印度的碎片化社会、菲律宾的封建制、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巴基斯坦的大地主制等,就知道所谓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是什么关系了。很多国家也有了宪法法院,但是有宪政主义吗?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不但不能维护民主,反而是反民主的,甚至是动乱之源。

因此,观察中国,不要眼睛直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的好的不过就是32个国家-地区,人口不到10%,而其余的60%呢?中国社会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化的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意识都是假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转型升级,需要自主性。我觉得当大部分人跳出了美国化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之时,理论转型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他们的观念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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