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几乎全球的反对和抗议声中干脆利落地击败十五位党内强大的竞争者，成为2016大选共和党唯一的候选人。这一此前谁也想不到甚至都不敢想的结果震撼了整个世界。处于持续衰落状态的西方之所以恐惧，并不是担心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会如何肆意妄为，而是他出线本身！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名言：“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特朗普挑战的不是哪个阶层、哪个政策，而是西方制度本身。西方无法解释，何以发展到今天，尽管有着各种防范机制，激进的、极右的、排外的、民粹的特朗普仍然仅凭个人之力——而且是所有候选人花费最少的——就可以脱颖而出？
西方的民主理论发展到今天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条件：拥有选票的民众永远是正确的。可就是他们，成了特朗普最强大的后盾。永远正确的民众与不应该出现、无法接受的特朗普居然有机的统一起来。
历史上看，民主一词长期以来在西方都是负面的，早在古希腊时代，民主就是柏拉图谴责和否定的对象，其形象不亚于今天人人唾弃的极权主义，它往往就是暴民统治的代名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正面起来，并挟西方优势地位在全球流行起来，以致于不管什么文化和社会基础的国家，都纷纷以“民主”来命名自己的制度模式。有着辉煌、绵长历史和独特文化的中国也在自己发展的最低谷中接受了这一理念。
随着西方的持续衰落和大大小小特朗普的出现（法国有勒庞、奥地利有科尔班、希腊的金色黎明、英国独立党、荷兰新自由党、瑞典民主党、比利时佛莱芒利益党、意大利北方联盟），伴随西方文明演变而被塑金身的“民主”，恐怕又将回归到它在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定位了。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是不是也到了重新思考是否应该继续借用“民主”一词来定义自我了。
美国资深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不仅一语道破中国的国家性质，更提醒了世人，以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局限性、不适用性。这和使用源自西方的“民主”来定义中国是一样的道理。事实上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西方的“民主”是无法定义中国模式的。
首先，正如上文提到的，民主是西方的话语权。当今社会，只要提到民主，肯定会无意识的与西方联系起来，与西方认可的模式联系起来。民主的话语权并不在中国一边。这就如同，当我们提到儒学，所有人想到的只会是中国，而不会是其他国家和文明。如果有人提出西方儒学，大概只有令人啼笑皆非之感。
今天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在法国，台胞即使是泛蓝的支持者，认同一个中国，但当法国人询问他们来自何处时，也总是回答来自台湾。原因很简单，“中国”或“中国人”，这个话语权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只要一提到中国，所有人会无意识地和大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而没有谁会想到台湾。本人在巴黎就亲历台北代表处的代表在公开活动中直接被主持人称为中国大使——这就是话语权的威力。
其次，西方对于民主的话语权还表现在对民主的解释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并不是这个国家能说的算，而是取决于西方的认可。但西方认可的标准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与否，而是和西方的关系和利益需要。例如，布什时代，委内瑞拉就被认定为专制独裁国家，而奥巴马时代，即使查韦斯通过终身总统的修宪案，仍然可以被美国肯定和祝贺，认为体现了公民精神，符合民主原则。再比如新加坡和俄罗斯，虽然是标准的西方民主模式，但却不被西方认可。而瑞士，尽管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模式，没有反对党，是多党联合执政，但仍然是公认的民主国家。所以，中国用民主来定义自我，是否能够得到承认，也并不是中国说了算，仍然取决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这也是为什么，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虽然库珀对“北京共识”赞誉有加，但他显然是把之作为西方“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而存在，也是作为西方制度的对立面存在的。
对于话语权，西方各国其实都有清醒的认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在波兰发表公开讲话时有这样的论断：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表达形式抛弃给他人，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奴隶社会。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第三，民主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民族传统形成的一种价值观。美国学者享廷顿就下过断语：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在当今世界价值观多元并存的情况下，不同价值观评价事务的标准是不同的。不同价值观实质是无法相互类比。事实上，一种价值观是没有权利对另一种价值观进行评判。比如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再比如中医和西医。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常被认为是中医的两大特色，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属于“生物-社会-心理”综合型医学模式。可以说是一个偏重实践和主观判断的体系。而西医则是以科学、理化试验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套客观价值体系。如果我们用西医“科学”的标准去衡量中医，只能得出中医必须淘汰的结论。
这里需要说的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产生西方这样的民主。应该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文明，产生什么的根源往往是它们本身的需要。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西方这样的民主，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并不需要。中国文明在早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和打破世袭和血缘特性的科举制度。相对于同一时期的西方文明，中国的百姓一方面无需通过激烈的抗争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努力就可进入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为民”的基础上。西方路易十四那种“君权神授”、“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意识在中国政治文明中是不存在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隋炀帝，面对政变被杀的时候也知道说：“我有负于百姓，但给你们荣禄却极厚，为何要谋反呢！”西方正是由于完全的“君权神授”和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才使得社会最终通过革命性手段走向另一个极端“主权在民”。在中国，无需引入民主，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之上并受儒家政治伦理制衡的执政者必须考虑民众的利益。但在西方，如果不引入民主，则对政治权力毫无反制的能力。
放到当代，虽然中国和西方分别通过自上而下的民本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实现了为民，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民本可以制衡民粹，西方的民主却必须迎合民粹。中国可以从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出发，而西方则只能迎合民众急功近利的诉求。
另外科举制的一个后果是中国没有稳定和固化的贵族集团，也就不会出现西方大宪章那种贵族和王权博弈的现象。
类似的政治现象在欧洲也发生过。我们知道欧洲启蒙运动发生在当时最封建、最不自由、专制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而不是发生在政治更为自由、更为宽松、更为开明的英国。根源就在于英国已经不需要了，而法国则需要一场启蒙运动来推动变革。
第四，实证表明，中国社会所理解的民主和西方不同。
2002年，美国杜克社会学系进行了一个调查研究，在亚洲范围内随机选取被测试者，然后进行问卷调查。杜克学者在后续问卷中问了一个开放题：大家都讲民主，对你来说，民主到底指的是什么？发现只有不到12％的中国人表达的是程序民主；6.3％的人认为民主是制衡dictator（独裁者）；22.9％的人认为，民主指的就是自由；而将近55％的人则认为，民主是政府在作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
后来，杜克学者针对中国进行了新一轮调查研究：在新的调查问卷里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分开提问。例如：下面两个说法你觉得哪个更重要：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由有规律的选举产生；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作决策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这二者是必须择一的。结果发现，80%的人都说，程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
显然，中国社会所理解的民主实质是自己传统的民本，和西方的民主不同。
最后，西方民主理论很难解释中国模式及其成功。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有成熟和固定的模式：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是找不到任何西方民主的影子的。如果再和转轨并不令人满意的东欧、俄罗斯相比，恐怕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所致。这一点西方学术界也是公认的，尽管他们依然用自己的理论体系去表述：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应该说，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原理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制度模式。今天的中国，权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袭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一是要取决于是否经过长期的基层一步步的锻炼和检验，一是取决于党内上层的投票评议（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三是元老推荐，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经验和智慧三方的综合。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权力退出机制。显然，这样的制度模式人类历史上过去就没有存在过，它既不符合专制的定义，但西方又不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西方政治学理论完全失语。
当然从当前现实的角度讲，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主做为一个概念，一个理念，一个词语，一个有关政府构成方式的合理解释，已经被广泛接受。除非能够说服民众放弃这样的观念或者有其它的替代物。这就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最紧迫也是最主要的挑战。好在历史已经给中国创造了这样的时机：不仅是中国的成功崛起与西方的持续衰落，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将成为西方的常态。当西方越来越无法在理论上自圆其说，甚至不得不放弃之时，中国不仅要正本清源，还要有自己鲜活、有生命力和说服力的理论创新。这就是特朗普胜选对中国道路的积极意义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