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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是今天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决定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战争问题。但近年来两国的互动经常导致人们不能确定，两国是否有能力逃避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

有观察家已经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症结在于中美双方的互相恐惧，即美国恐惧于中国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中国恐惧于美国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秩序。中美之间对两种秩序的纠结也表明了，在国际层面，问题的核心与其说是中国要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倒不如说是美国恐惧于中国的崛起。

美国并不是不知道，中国并没有任何意图和计划要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的关切点仍然是国内事务，在国际事务上一直仅仅处于“防守”的地位，以预防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更重要的是，中国认可并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仍然强大的美国为什么会恐惧中国？这里有物质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这里关乎的是美国的硬实力。当今国际局势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尽管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不管怎么看都处于一个相对衰落的阶段。这里至少有三个“相对”。

第一个相对是相对于美国自身。美国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战期间开始卷入世界事务，然后一路向前向上，到二战结束之后跃升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领袖；而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更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一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从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军事上都能显现出美国的强大。在国际事务上，美国也显现出了其解决国际问题的巨大能力。但现在则不是这样了。美国除了在军事上仍然是最强大国家，在其他方面，就很难说了，至少美国要接受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挑战。美国尽管仍然主导着这个世界秩序，但其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大不如从前了。实际上，正如很多观察家所指出的，今日世界乱象和美国的衰落密切相关。

第二个相对是相对于中国。美国从1981年到今天经历了五任总统（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中国在这段时间也刚好经历了五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在这段时期，两国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期。中国从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尽管远较美国低，但仍然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国际事务上，中国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美国呢？正如一些美国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除了发动了几场战争、消耗了巨大的国内资源之外，在国内建设上并无建树。当然，这些观察家乃是谦虚，因为1980年代以来，美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高科技方面。但的确，如果和中国比较，美国的发展则是“相对”缓慢了。

第三个相对是相对于美国盟友对美国的“忠诚度”。在整个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苏联这个头号“敌人”，在国际事务上，美国总是能够一呼百应，盟友出钱出力，为美国效力。但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因为没有了明显的“敌人”，美国的同盟国总是对美国半信半疑。“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尽管有充足的理由加以回击，但美国的盟友（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就公开反对，其它加入美国的意愿联盟的国家也是半心半意。从反恐开始，美国的外交开始盛行单边主义。即使是亚洲的日本，很多年来对美国是否靠得住产生了极度的怀疑，因此追求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即国家正常化。日本民主党鸠山首相和现在自民党安倍首相所做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前者被认为是“亲”中国（因为其提倡东亚共同体）而后者则相反，公开把中国视为是“敌人”。同时，近年来，很多美国的盟友被认为正在靠向中国，至少在经济方面。一些美国的盟友已经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而更多的美国盟友已经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不过，尽管有上述物质方面的原因，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和其知识界和政策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有更直接的关系。物质方面的因素往往很难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毕竟没有像往日的美苏之间那样进行赤裸裸的竞争；相反，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主流的。而美国知识界和政策界的“中国认知”，则能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而是中美关系。为什么说美国的“中国认知”是错误的呢？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知识界和政策界，就中国问题，主要流行着如下几种主流的观点：

其一，中国共产党难以生存和发展，不久就会解体，而一旦作为政治主体的共产党解体，中国也就自然解体。尽管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当今世界是最密集的，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寥寥无几。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或者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中共的重要性，或者是因为对中共的偏见，很少有大学或者基金会愿意资助对中共的研究。今天美国对中共的研究远不如在冷战期间，不仅对中共的研究少而又少，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对中共难以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

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美国各方面盛行“共产党解体论”，一波接着一波，从未间断。直到现在，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寻找着可以导致中共“解体”的蛛丝马迹，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大小，如股灾、社会抗议、环保事件、精英政治等等，都可以导向中共的“解体”。尽管各种各样的观点并无多少科学道理，但很多人深信不疑。这种对中共的轻视甚至蔑视，可以说是美国恐惧中国的最主要原因。原因很简单。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像美国所预测的那样“解体”，而且得到了生存和发展，变得更为强大。

其二，中国是一个“空长城”。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无论从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等方面，中国不足为奇。中国人常说“内忧外患”，就是说“内忧”在先，“外患”在后。从另一个侧面也就是说，中国有太多的“内忧”，使得中国很难在国际事务上有所作为。简而言之，中国简直就是一个“空长城”，只能观看，而内部无实质性的东西。尽管也有一些客观的美国研究者，指出了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和所具有的实力，但这些人的声音往往会被另外一些研究者，通过诸如比较美国的实力而消除。如果中国是“空长城”，美国就没有必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关切中国。今天，当美国人发现中国不是他们以往所相信的“空长城”的时候，恐惧心理自然而生。

其三，“中国会变成我们美国那样的国家”。这是“乐观派”，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最终会实现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是说，中国会变成“像我们美国那样的国家。”如果是这样，美国没有必要对中国在意。在这方面，美国自信有两个基点。第一，一个民主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可以加以影响的社会。第二，在国际事务上，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投入了巨量的人、财、物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这种局面也与美国对中共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党内精英政治到村民选举、从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到几个人的网络抗议、从人权到环保，都是美国大学和基金会乐意资助、研究者们乐意研究的课题。很多预测中共会“解体”的学者，他们的结论与其说是来自对中共的研究，倒不如说来自对社会抗议的研究。他们简单的思维就是：中共“解体”之后，就是中国的民主化，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共的“解体”。不过事实上也并非如此。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自由化（中国称之为“市场化”）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基层民主，中国也已经消化吸收了很多民主要素，但是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中国，而非西方美国。最近，一些从前的“乐观派”转变立场，走向了反面，这和他们错误的中国认知有关。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也不难理解。

应当指出的是，这三大所谓的主流中国观点不仅仅是美国人本身的认知，也是海外大部分中国研究者的看法，包括那些从中国出去美国西方留学，并在学成之后继续在那里做研究工作的研究者，他们中的一些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从观点上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上述共产党“解体派”和中国“空长城”派。当然，也不乏对中国友好的研究者，这些人大多持中国会“美国化”的观点。简单地说，美国西方本土学者和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他们的观点互相强化，导致了上面所讨论的局面。

就美国的中国政策来说，在这三派占据主流思维的时候，现实主义成不了主流。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三派差不多都处于破产状态。这也是美国现实主义开始抬头的原因。有美国观察者说，美国已经被中国“欺骗”了数十年，现在应该醒来了。很显然，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是被欺骗了，但这是自我欺骗，而非被中国欺骗。

对中国，美国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了。不过，美国的现实主义里面具有巨大的既得利益追求成分。美国的现实主义派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并不“恐惧”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实际能力并没有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不过，他们现在需要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去追求它们的既得利益。

美国的“中国政策”变得更具现实主义色彩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在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中国政策”是在美国被“欺骗”的情况下决定的，当美国不再想被“欺骗”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国政策”又会如何呢？这对缺失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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