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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初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使得美国国内外观察家普遍感到惊讶的，是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引发的暴力行为。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特朗普举行的几次集会上，支持者和抗议者发生冲突，甚至有厮打的场面。暴力场面，和人们心目中长期建立起来的、对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民主的认同之间的差异，远超人们的预期。

无论在美国还是其它国家，批评者大多认为是特朗普的火爆言论引发了暴力。

自选举开始以来，特朗普根本不理会美国精英阶层早已确立起来的“规矩”，他激烈的言论，完全把美国政坛上“政治正确”的教条置于一边了。尽管招致无穷的批评，特朗普还是无所顾忌，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抗议特朗普的群体担心他会把美国带上仇恨的黑暗道路。

不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并非没有道理。他们认为，他们比反对者更加爱国，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美国政治没有大的变革，如此走下去，就会失掉他们心目中的国家。他们因此希望特朗普这个政治局外人能够当选，对美国政治进行大的变革。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认为他坦率、真实，只是说出了他们想说但没有说出来的话。

很多观察者感觉到暴力所折射出来的美国政治不一样了。其实，关心美国政治的观察家不应当对此有任何惊讶。几年前随着“茶党”的崛起，这一趋势已经显现，今天的局面只是表明这个趋势更加明朗化了。美国民主，诚如福山所说，已经从民主（democracy）转向为“互相否决制度”（vetocracy），即两党在国会内部毫无共识，互相否决，民主已经变质成了不让任何人做事情。总统选举所产生的暴力，只是把国会的互相否决“街头化”了而已。

政治暴力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分裂政治，是分裂导致了暴力。的确，在芝加哥参与抗议特朗普的人，也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支持者。难怪特朗普公开指责桑德斯阵营。

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暴力表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愤怒？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仅几十年来，美国和西方的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富豪结构，即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有，生活越来越奢侈，而大部分人则越来越贫穷，生活越来越辛苦。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15年底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2015年美国福布斯富豪榜前400名上榜人物所拥有的财富，高于美国中下层民众所拥有财富的总和。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日益分化的收入差异并非是社会分化的全部，美国白人相比黑人和拉丁美裔之间的贫富差异更大。去年，美国白人的财富大约是非裔的22倍，拉美裔的15倍。

无论是贫富差异还是种族差异等问题并非现在才产生，而是一直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这些因素过去都被解决得比较好或者被压抑下来，但现在问题解决不了，也压抑不住了。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因素。

首先，过去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两党都受制于它。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左一点，一个右一点，但都不能离开中产阶级太远。换句话说，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为美国两党之间达成共识，创造了物质上的条件。一旦中产阶级萎缩，共识政治变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两党政治极端化的力量。

其次，美国确立了“政治正确”的内部意识形态。美国尽管是一个自认为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并非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像种族分化、文化分化、宗教分化甚至社会分化等课题，都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因为公开的讨论会导致冲突的表面化。尽管不讨论并不表明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但美国民主政治表明，如果一个问题不被讨论，就不会成为政府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就不会被重视。这样，那些刻意不被讨论的问题就一直累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爆发出来。

再者，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僵化。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的典范，民众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相信自己国家是最好的。除了少数冷静的学者，很少有人去反思民主政治的弊端，没有政治人物采取行动来改进民主政治的运作。相反，美国一直极尽全力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认为只要民主化，一切才会是好的。

今天，特朗普的激进言论或许诱发了政治暴力，但促成美国中产阶级愤怒的，则是美国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美国的政治暴力表明，当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不能跟着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

促动经济基础变革的，是全球化及其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1980年代以来，美国是全球化的主体。这一波全球化主要是由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在为美国造就了大量的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差异的加大。那些能够参与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资本家）获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没有能力参与的则成为受害者。全球化也导致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但旧的产业转移出去后，新的产业并没有及时形成，制造业的衰退影响了美国的就业结构。美国的产业向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发展，而这些产业往往不能产生中产阶级。因为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上能够为中产阶级提供工作机会的产业，也被大量缩减工作机会。这使得原来的中产阶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的工作要么被资本所“剥夺”，要么被掌握低端技术的底层（包括外国工人）所“剥夺”。而在工作被“剥夺”的同时，他们原来的生活水准也难以为继。

全球化更是导致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失衡。民主制度的失衡可以用简单的算术来说明。今天的大众民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一人一票”，而“一人一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从“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转换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一人要得一份，其前提就是一人需要贡献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贡献一份，这个体制就不可持续。“一人一票”的民主能够保证“一人一份”，因为政治人物必须这样做，否者就得不到选票；但是，“一人一票”根本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或者说，“一人一票”的民主根本就不存在一人必须贡献一份的机制。这样的民主难以持续。

在美国的精英民主时代，因为政治人物大多为资本所推荐和支持，他们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平衡。但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尽管资本的支持还是很重要，但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量变成了选票。这使得他们急剧向选民倾斜，而对资本不利。当资本面临不利自己的形势的时候，就会选择出走。全球化为资本创造了这个流动机会。

全球化时代，在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中间，政治和社会是不能流动的，这使得三者之间容易失衡。政府如果实行高税收政策，资本就会跑掉；如果减少福利，依靠福利而存在的社会就会不满，政府就没有合法性。如何维持福利制度呢？西方有几个通用的办法，包括向中产阶级征税，债务（向老百姓借钱，向外国借钱），牺牲未来（照顾有选票的老人而牺牲没有选票的年轻人）等。但这些都不是长远之计。向中产阶级征税已经使得中产阶级苦不堪言，西方各国都面临中产阶级危机。大肆借债已经使得西方各国债台高筑，到了危险的边缘。通过牺牲年轻人而向老年人买选票，更使得西方年轻人感觉到毫无前途，这也是今天西方年轻人反建制的重要因素。

    这便是今天美国的局面。这个局面如何发展？这里可以借用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年出版）中的一段话：“这是开始——从‘我’到‘我们’。如果你们，这些占有人民所需要的财产的人们，可以理解，那么你们就可以保全自己。如果你们把原因从结果中分离开来，那么你们就可以知道潘恩、马克思、杰斐逊、列宁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样你们就可以幸存下来。由于对财产的占有将你们永远地停格在‘我’，所以你们永远地从‘我们’中剪除了。”斯坦贝克描绘的是经济大萧条时代贫穷阶层的斗争。今天美国所发生的则是美国民主赖以生存的中产阶级的愤怒，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斗争。这场斗争如何展开，全世界当拭目以待。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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