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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从特朗普主义看美国民主的困境

2016-03-22 06:30 战略·谋略 ⁄ 共 3202字 ⁄ 字号 评论 2 条

美国总统初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使得美国国内外观察家普遍感到惊讶的,是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引发的暴力行为。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特朗普举行的几次集会上,支持者和抗议者发生冲突,甚至有厮打的场面。暴力场面,和人们心目中长期建立起来的、对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民主的认同之间的差异,远超人们的预期。

无论在美国还是其它国家,批评者大多认为是特朗普的火爆言论引发了暴力。

自选举开始以来,特朗普根本不理会美国精英阶层早已确立起来的“规矩”,他激烈的言论,完全把美国政坛上“政治正确”的教条置于一边了。尽管招致无穷的批评,特朗普还是无所顾忌,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抗议特朗普的群体担心他会把美国带上仇恨的黑暗道路。

不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并非没有道理。他们认为,他们比反对者更加爱国,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美国政治没有大的变革,如此走下去,就会失掉他们心目中的国家。他们因此希望特朗普这个政治局外人能够当选,对美国政治进行大的变革。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认为他坦率、真实,只是说出了他们想说但没有说出来的话。

很多观察者感觉到暴力所折射出来的美国政治不一样了。其实,关心美国政治的观察家不应当对此有任何惊讶。几年前随着“茶党”的崛起,这一趋势已经显现,今天的局面只是表明这个趋势更加明朗化了。美国民主,诚如福山所说,已经从民主(democracy)转向为“互相否决制度”(vetocracy),即两党在国会内部毫无共识,互相否决,民主已经变质成了不让任何人做事情。总统选举所产生的暴力,只是把国会的互相否决“街头化”了而已。

政治暴力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分裂政治,是分裂导致了暴力。的确,在芝加哥参与抗议特朗普的人,也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支持者。难怪特朗普公开指责桑德斯阵营。

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暴力表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愤怒?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仅几十年来,美国和西方的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富豪结构,即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有,生活越来越奢侈,而大部分人则越来越贫穷,生活越来越辛苦。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15年底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2015年美国福布斯富豪榜前400名上榜人物所拥有的财富,高于美国中下层民众所拥有财富的总和。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日益分化的收入差异并非是社会分化的全部,美国白人相比黑人和拉丁美裔之间的贫富差异更大。去年,美国白人的财富大约是非裔的22倍,拉美裔的15倍。

无论是贫富差异还是种族差异等问题并非现在才产生,而是一直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这些因素过去都被解决得比较好或者被压抑下来,但现在问题解决不了,也压抑不住了。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因素。

首先,过去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两党都受制于它。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左一点,一个右一点,但都不能离开中产阶级太远。换句话说,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为美国两党之间达成共识,创造了物质上的条件。一旦中产阶级萎缩,共识政治变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两党政治极端化的力量。

其次,美国确立了“政治正确”的内部意识形态。美国尽管是一个自认为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并非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像种族分化、文化分化、宗教分化甚至社会分化等课题,都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因为公开的讨论会导致冲突的表面化。尽管不讨论并不表明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但美国民主政治表明,如果一个问题不被讨论,就不会成为政府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就不会被重视。这样,那些刻意不被讨论的问题就一直累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爆发出来。

再者,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僵化。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的典范,民众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相信自己国家是最好的。除了少数冷静的学者,很少有人去反思民主政治的弊端,没有政治人物采取行动来改进民主政治的运作。相反,美国一直极尽全力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认为只要民主化,一切才会是好的。

今天,特朗普的激进言论或许诱发了政治暴力,但促成美国中产阶级愤怒的,则是美国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美国的政治暴力表明,当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不能跟着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

促动经济基础变革的,是全球化及其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1980年代以来,美国是全球化的主体。这一波全球化主要是由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在为美国造就了大量的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差异的加大。那些能够参与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资本家)获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没有能力参与的则成为受害者。全球化也导致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但旧的产业转移出去后,新的产业并没有及时形成,制造业的衰退影响了美国的就业结构。美国的产业向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发展,而这些产业往往不能产生中产阶级。因为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上能够为中产阶级提供工作机会的产业,也被大量缩减工作机会。这使得原来的中产阶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的工作要么被资本所“剥夺”,要么被掌握低端技术的底层(包括外国工人)所“剥夺”。而在工作被“剥夺”的同时,他们原来的生活水准也难以为继。

全球化更是导致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失衡。民主制度的失衡可以用简单的算术来说明。今天的大众民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一人一票”,而“一人一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从“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转换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一人要得一份,其前提就是一人需要贡献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贡献一份,这个体制就不可持续。“一人一票”的民主能够保证“一人一份”,因为政治人物必须这样做,否者就得不到选票;但是,“一人一票”根本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或者说,“一人一票”的民主根本就不存在一人必须贡献一份的机制。这样的民主难以持续。

在美国的精英民主时代,因为政治人物大多为资本所推荐和支持,他们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平衡。但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尽管资本的支持还是很重要,但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量变成了选票。这使得他们急剧向选民倾斜,而对资本不利。当资本面临不利自己的形势的时候,就会选择出走。全球化为资本创造了这个流动机会。

全球化时代,在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中间,政治和社会是不能流动的,这使得三者之间容易失衡。政府如果实行高税收政策,资本就会跑掉;如果减少福利,依靠福利而存在的社会就会不满,政府就没有合法性。如何维持福利制度呢?西方有几个通用的办法,包括向中产阶级征税,债务(向老百姓借钱,向外国借钱),牺牲未来(照顾有选票的老人而牺牲没有选票的年轻人)等。但这些都不是长远之计。向中产阶级征税已经使得中产阶级苦不堪言,西方各国都面临中产阶级危机。大肆借债已经使得西方各国债台高筑,到了危险的边缘。通过牺牲年轻人而向老年人买选票,更使得西方年轻人感觉到毫无前途,这也是今天西方年轻人反建制的重要因素。

    这便是今天美国的局面。这个局面如何发展?这里可以借用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年出版)中的一段话:“这是开始——从‘我’到‘我们’。如果你们,这些占有人民所需要的财产的人们,可以理解,那么你们就可以保全自己。如果你们把原因从结果中分离开来,那么你们就可以知道潘恩、马克思、杰斐逊、列宁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样你们就可以幸存下来。由于对财产的占有将你们永远地停格在‘我’,所以你们永远地从‘我们’中剪除了。”斯坦贝克描绘的是经济大萧条时代贫穷阶层的斗争。今天美国所发生的则是美国民主赖以生存的中产阶级的愤怒,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斗争。这场斗争如何展开,全世界当拭目以待。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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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爱求索 2016年05月21日 6:38 上午  @回复  Δ1楼 回复

    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是因为它垄断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流动渠道,并借此占据了远超平均比率的人均资源占有率。简单来说就是它们的富裕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贫困的基础上的。
    美国和西方现在也爆发这种本来发展中国家才有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复兴,强大起来的中国利用竞争力结束了发达国家的垄断,并也从中获取了大量的资源。
    但地球的资源产出是有限度的,中国多了,发达国家的就少了。如默克尔所说:当中国人喝牛奶了,而德国人就喝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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