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记者郭玉未获中国政府续签签证一事引发国内外舆论关注。非常巧，郭玉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十五年，我在法国也正好待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我目睹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法国的加速衰落。还记得，刚到法国即被其物质文明所震撼：快速舒适的高铁、校园里密密麻麻排满了看着就头晕的私家车，以及人们手中漂亮多样的手机——我人生第一部手机梦就是在法国圆上的。
今天，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高铁大国、世界汽车最大销售国、手机拥有量全球第一。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中法之间此消彼长的差距，那就看看下面这个例子。2000年去法国留学需要十万人民币，约合一万欧元，当时这可以在山东的二线城市（滨州）买两套房子。15年过去了，到法国留学依然是10万人民币，但今天这个费用中国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都拿的出来。我们当然可以说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大大降低，然而同样的10万人民币，已经大大贬值的人民币，现在竟可以折换到1.5万欧元！从国际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购买力升值可谓惊人！这背后只能说是十几年来两国发展的差距甚至中欧（盟）之间发展的差距之巨大。
然而，很可惜、很遗憾乃至“不可理解”的是，法国记者郭玉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竟然根本看不到中法之间在进步上的差异——她在中国十五年，批评了中国十五年，根本感觉不到法国的衰退和中国的腾飞——难道她的欧元工资大幅缩水也感觉不出来？作为一名记者，难道不应该客观批评一个加速落后的国家、肯定一个飞速上升的国家？更何况落后的国家还是自己的母国！
根据中国自由派的观点，爱之切才苛之切，因为爱中国所以才激烈地批评中国。中国的自由派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进步尚且批判至上——据说他们的理论来自西方，何以一个来自西方的记者面对自己国家的退步和中国的进步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
不过以我在法国生活十五年的亲身体验，郭玉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础。
这首先和欧洲文明有关，大概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既追求利益又追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文明。
你看今天的中国、美国（含同文同种的英国）、俄罗斯，国家利益都是第一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举个例子，虽然中国一向反对以色列在中东的政策，但以色列非常乐意和中国打交道。因为中国从来不会在会谈中提出与中以两国无关的事情。美国更是如此，只要国家利益需要，它可以扶持本·拉登，扶持萨达姆，但又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将他们一一灭掉。所以，1988年中越在南海发生海战，美国一声不吭（苏联强烈谴责）；2014年中国因派探测油井到南海与越南再次交恶，美国却立即跳出来站到越南一边（俄罗斯保持沉默）。
欧洲文明的这种例外性导致许多精英人士不接地气，看不到客观事实，而是坚定地从自己的主观意识形态出发。所以对于郭玉而言，哪怕这十五年自己的国家都成了欧洲的定时炸弹（《经济学人》封面文章的结论），中国都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她眼里，中国仍然一无是处。这反过来也有助于中国去理解法国何以如此越来越快地衰败，何以一年两次就在戒备森严的首都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简直是国耻，何以欧盟同时发生了这么多问题而束手无策。
当然，普遍性之外也有特殊性。具体到郭玉，不得不谈到《新观察家》这份杂志。《新观察家》成立于1950年4月13日，前身是《政治经济文学观察报》，其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战斗”的报纸。只是在80年代陷入财务危机后开始软化立场，以新闻杂志的形式报道社会、文化和经济，但其骨子里的战斗基因并未改变。以战斗基因报道新闻，其主观性可想而知。
进入二十一世纪，很值得一提的事件是2011-2014年间担任《新观察家》主编的是法国现任《解放报》主编劳伦·乔夫兰（Laurent Joffrin）。凡是了解法国媒体的，大概都会恍然大悟。因为《解放报》向来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著称，西方常指中国“只有宣传没有新闻”，其实这句话非常适合《解放报》。说句客观话，中国媒体自由与否不谈，但如果和今天的西方媒体比起来，至少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淡化。只要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其客观性自然就会增长，最起码不会极端。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法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中国表现出来大度和同情，当我们面临同样的挑战时，西方何尝声援过？这位法国主流媒体的记者郭玉不但不心存感激，不但不心存惭愧，不但不为自己国家利益着想如何积极推动建立反恐同盟，竟然写出这样的文章：《巴黎恐袭后的中国声援别有用心》。硬要说中国声援是“别有用心”，那么中国是不是可以不声援？那样的话，在她的嘴里大概中国就变成没有人性、没有普世文明的野蛮国家了吧。总之她的逻辑就是你声援不对，不声援也不对。中国做与不做就是错。
大家可不要以为我是中国人，所以站在本国立场上批判郭玉，而是因为这实在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就是法国人中也有类似看法。巴黎一所民间开放式大学创始人让·斯多（Jean Staune）就一针见血地说，他自己虽然不赞同共产主义，但郭玉并不是真正的记者，是利用意识形态在破坏。这才是郭玉事件的本质！
关于这份杂志和这位主编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因为他当主编期间收购了一份小报《89大街》（Rue89）。这份小报在创刊之初就利用2008年巴黎奥运火炬传递事件歪曲事实，随后更多次发布了针对华人和中国问题的、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报道，并引起了华人游行抗议。《新观察家》在收购该报后开始频繁使用非客观手法报道中国话题。显然，郭玉如此无视客观事实的现象绝非是孤立的、个人的，而是从整个欧洲文明的大环境，到法国媒体的小环境所必然催生出来的。
2015年法国发生两次恐怖袭击时我都在巴黎，事件发生后，人们都是一边倒地谴责，认为是对法国价值观的攻击，没有一家媒体敢于反思事件的起因。比如，如果没有《查理周刊》极端的漫画——这样的漫画即使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都是禁止的，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假如温和派穆斯林组织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成功的话（司法努力以他们败诉告终），怎么还会发生如此的惨剧？相反，任何为恐怖行动辩护的人三天就被判刑（一个醉汉周六对警察说支持恐怖分子，周一判刑如狱。根据反恐法，法国司法可以这样干。但发生在巴黎的一起杀死三人的重大恶性刑事案件，用了四年才判决。一句话与三条人命，两案对比是多么的惊人），甚至一位八岁的孩子因为说支持恐怖分子就被学校立即送到儿童法院，实际上这个孩子连什么是恐怖分子都不懂。
我还记得，美国发生9·11时，沙特一个政府代表团在访问时仅仅因为说了句要反思什么原因，就立即被美国赶走。
自己母国以及美国的做法，身为媒体人的郭玉想必不会不知道，可是何以中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她就要歪曲报道恐袭的所谓“原因”呢？她应该明白，特别是感同身受，针对平民无辜百姓的恐怖袭击，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之进行辩解的。因为恐怖分子都是非理性的极端主义者，是根本不可理喻的。这也是为什么有法国网友（Etienne Boyer）看到这篇文章后直接批评该社论用笔在煽动仇恨！
这起事件发生后，西方对反恐双重标准的问题再度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事实上郭玉这篇文章就非常的典型。她的文章中没有出现任何中国提供的信息，相反主要是引用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早先的非正式消息。而所谓的亚洲自由电台是由美国国会拨款，效仿冷战时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成立的“自由欧洲电台”而专门针对中国建立的。向国会申请成立时使用“自由中国电台”的名称，但后来考虑到为避免太过刺激中国，才改名为自由亚洲电台。曾供职于克林顿政府的人权专家Catharin Dalpino说：“自由亚洲电台严重依赖流亡中的异议人士，内容极不平衡，它的节目不像是报道，而像是民主教材。即使在美国人听来，自由亚洲电台都是在宣传。”说实在的，不仅是亚洲自由电台，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问题时多是如此。
除了郭玉外，类似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总是引用境外的、对事实并不了解的一些组织提供的信息，比如七五事件。如果说以前西方还可以借口中国不开放，但七五事件境外媒体是完全自由到现场采访的，却仍然偏听偏信。西方之所以如此明显地违背新闻原则，其背后的根源就是东西方国家利益的博弈。当然如前所述，如果这种利益驱动，再叠加上意识形态动机，表现可能更加荒谬，像郭玉那样的连有些法国人都看不下去。
中国三十多年的迅速崛起确实威胁到了西方的利益和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在发展之初是和西方共赢：西方为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寻找出路，同是又可以获得廉价的产品，还减少本国的污染。中国则一方面获得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也有了海外市场。但当中国崛起到一定程度，开始不可避免地出现替代和挤出效应：中国打破了西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垄断，也动摇了西方在原材料上的定价权。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新的选项。今天的中国已经在政治、经济上对西方构成了强大的威胁。面对威胁，西方很自然的反应就是遏制、阻挠和干扰，而中国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自然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对同类事件总是持双重标准。
这并不是主观推测，而是言之有据。2015年8月，达赖喇嘛的二哥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坦言：“与中情局的合作是我一生都懊悔的事情。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汉藏不和，并成功利用此事深化与印度的误解与混乱”。我相信，这是理解所谓西方热炒的西藏问题最好的注解，也是理解西藏1989年、2008年出现骚乱和近几年出现自焚现象的关键，也更是理解新疆暴恐事件最重要的海外因素。别说达赖喇嘛的二哥，就是达赖喇嘛本人对美国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2015年达赖喇嘛访问英国遇冷遇，在对英国表示强烈不满的同时，还不忘说出这样的话：“美国人还不如英国人”。
这也同样是理解郭玉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的法国记者，何以仍然总是“误读”中国的大背景。因为中国的进步反衬的自然是他们的退步，他们感受的不是喜悦而是压力和危机。我曾陪同很多法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如果是非洲裔的法国人，往往对中国的进步喜不自禁，发自内心地叹服。但如果是传统法国人，则往往不断地叹气。区别就在于，非洲裔法国人没有白人优越感，没有对西方优势丧失与否的压力感，但传统法国人则不同。
最后还要说的是，郭玉事件虽然令中国人愤怒和厌恶，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未必一定是针对中国的。因为这篇用法文写就的文章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看不懂，而且这份法文杂志在中国也没有市场，中国人也看不到。郭玉的用意还是要用虚假的内容去影响法国人。以我在法国长达十五年的观察，这种贬低和抹黑中国的好处是可以让法国百姓满足于日益恶化的现状，建立起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从而强化民众对自已制度的信心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只是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其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所以当我后来面对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时，往往都一笑置之：反正它们欺骗的是自己，到后来既不知彼也不知已，只要我们自己清醒，笑到最后的只能是中国。
文章的最后，我也要把这句话送给那位离开中国的郭玉女士。其实，送给她，她也看不懂。毕竟我是用中文写的，我可没有义务去唤醒沉睡中的法国人——更何况也唤不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