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此次去美国观摩大选，我首先想到的是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著名的美国之行。

不同的是，梁启超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再度复兴之方。而我则是试图解答美国何以衰落，能否走出困境，中国能否克服美国最后的阻挠再次独步世界。不同的主题背后折射的是此消彼长的历史的巨大变化。

相同的是，我们都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梁启超人还在美国就彻底改变了西方民主救中国的信念。在真正见识到美国民主之后，他感叹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与我不适何！”。随后一百多年的历史验证了他的判断。中国在尝试美式制度、苏式制度三十余年后终于转向探索自我发展的道路，从而再度复兴。

就我而言，此番游历不仅看到了美国依然雄厚的实力，它的优势，更看到了它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无力感和束手无策。对比中中美，更感受到中国模式的活力和可期的未来。

如今来到西方的中国人，第一感觉往往是不过如此。除了蓝天之外，再想找到明显胜过中国之处就很难了。相反中国优于西方之处比比皆是：良好完善的基础设施，极为普及的互联网、商务应用（想想支付宝、微信）、大街上基本看不到警察却治安良好——西方则是警察遍街，而偷盗抢劫照样猖獗。

曾有学者对比过上海和纽约，发现不管硬件还是软件（比如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纽约只有一项胜过上海，其他全面落后。纽约唯一领先的是公共厕所！特朗普说“我们的机场堪比第三世界国家的机场”，这并不是他大嘴胡说。

仔细想来，中国取得比肩西方的物质文明也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今天的《环球时报》掌门人胡锡进派驻内战中的南斯拉夫。据他讲，那时的贝尔格莱德远超北京，更别说西方了。

今天的中国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可是和英国脱欧、法国乃至欧洲的连番恐怖袭击、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的种族冲突和政治特朗普现象、土耳其政变、中东乱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发乌克兰危机、日本长达20多年的停滞、巴西经济困难竟要退出多个联合国组织这一连串事情相比，中国的问题简直都算不上问题。

面对今天的美国，世人确实有很多疑问，一个国民如此勤奋的国家，一个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一个拥有全球人才精英的国家，一个地缘政治优势无与伦比的国家，何以被后天禀赋远不如它的中国迎头赶上？

黑人在欧洲和其他国家融入得都很好，根本就不是问题。何以轮到美国就演变成激烈的种族对抗？它的文明包容性何在？今天，10个黑人儿童当中就有4个生活在贫困中；与此同时，黑人的整体失业率高达58%。这就是世界最富裕国家真实的一面。

今天的美国正如特朗普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言所说的；“我们此次党代会正值我们国家史上的危机时刻。对我国警察的攻击，以及城市里遍布的恐怖主义行径，正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报告《比他们的父母更穷？》(Poorer than their Parents?），2005年至2014年，25个高收入经济体中平均65%到70%的家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就是美国为代表的模式在全球的现状。

如果分析原因，根据我的体会，首要的是精英们不管是否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是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流都不认为是自己的制度出了问题，都不认为自己的制度需要变革。

比如美国的高失业率，民主、共和两党都认为是中国、墨西哥等国家通过不正当手段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可是他们就不去想，何以德国的就业谁也偷不走。苹果是美国发明的，可是企业就是愿意在中国生产，这是市场的自然选择、全球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美国要化解这个挑战，就需要像德国一样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不是归罪于他人，甚至迎合民众反全球化的非理性情绪。

其次，真正决定中美竞争胜败因素的是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但美国显然选择了另一条路。它在自身问题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把大量的资源耗费在外部事物。甚至插手百姓闻所未闻、毫不相干的南海问题。美国以为只要把中国遏制下去，它自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苏联解体了，美国的问题解决了吗？

第三，尽管精英们都没有意识到，但美国问题的根源就在它的制度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好不容易达成的TPP——既有助于美国的经济，也凸显、稳固了美国在全球制定规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把中国排除在外。如此重要的TPP，用国防部长卡特的话就是其价值超过一艘航空母舰。但共和党、民主党却出于选举的需要，都向反全球化的民意屈服，一致反对。

政治权利不仅臣服于大众，也臣服于华尔街。简而言之，美国这套体系，权力的产生依靠百姓，其运作依靠资本，它自身的独立性则基本丧失。更恶化的是，毫不妥协、为反对而反对的党政，共同促成了僵局和瘫痪为特征的否决体制的产生。

美国今天何以衰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新书《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对此有深刻精辟的解读。两位学者认为，现代层面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个政治基础。一是权力必须集中——没有集中的权力，就失去了繁荣的秩序基础；二是权力体系必须是包容性的——缺乏包容性体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秩序虽然可能使经济摆脱贫困，但要崛起为现代化的繁荣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解释是，如果权力体系允许精英们为自身利益服务，一种叫“精粹体系”（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结构就会诞生——精英们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并会取得优势。

美国建国时三权分立、普选时代民众和资本对政治权利的控制、今天愈演愈烈的政党恶斗，都使美国失去了第一个前提条件。

至于第二个前提，我们不妨读读曾担任过驻华大使、竞选过总统的洪博培的看法。他在《美国政治之瘤：裙带资本主义》一文中这样说道：美国国父们所构想的有限政府正被裙带资本主义所取代，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各种公共政策问题日益恶化。 这种“癌症”已经在两党内部四处扩散，使美国不断恶化的各种公共政策问题更难找到解决方法。

他进而分析认为，我们政治体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催生了裙带资本主义：最有人脉的人试图将政治优势永久化，不管是过时的武器系统还是为大银行提供纾困资助，从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确实，今天美国除去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族外，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存在的“旋转门”，可供他们彼此互换角色。华尔街和政府之间人员可以互相流动。武器制造者和五角大楼“臭味相投”。国会税收委员会也开始与华盛顿K街的“古琦峡谷”(Gucci Gulch）志同道合。

显然，美国政治已经丧失包容性，形成了垄断权力的“精粹体系”。没有了这两个前提，美国怎能不衰落？

而要改变这一切，一般的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美国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只是今天的美国精英们连需要改革的意识都还没有。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已经没有未来，只是它要解决问题、重回正轨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需要更大的危机。只是，在他们彻底醒悟之前，中国就已经一骑绝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