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了目前中国经济改革最热门的关键词。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在经济需求疲软程度超过经济波动的正常范围的背景下，寻求不固守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从供给侧寻找中国发展新的动力源。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后，一些学者迅速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寻求中国改革的端倪，这种诉求初衷可能是好的，但西方的实际情况与中国却相差甚远，绝不能简单照搬。
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逻辑就是自由市场主义，这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要探究供给侧的这个问题，首先要理清供给管理的来龙去脉及本质内涵。供给管理最著名的思潮来自于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政府无须干预，市场会自动解决供求匹配的问题。此后横跨200多年供给学派经历了螺旋发展的过程。上个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颠覆了这种自由主义思潮，但在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供给学派又重新登堂入室。
在诸多的供给管理学派经济学家的逻辑框架里，都带着一个深深的烙印，那就是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比如，被供给学派奉为座上宾的弗里德曼，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它反对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主张只实行单一货币规则，以控制通胀。再比如斯蒂格勒，则强调减少对产业的管制，放开市场准入。另一个代表人物则是拉弗，他强调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企业负担轻了才能发展，政府才有长期的税收保障。
截至目前，按照西方供给学派思路进行改革并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程度效果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和德国。一些学者将这些国家的供给侧改革概括为如下九种手段：（1）减税。上述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这个手段，而且力度还比较大，其中尤其以美国为甚。1981年、1986年美国在里根总统的主导下进行了两次税收法案的修订。（2）压缩政府开支，努力打造斯密意义上的“小政府”。实际上，随着减税，也只有压缩政府开支，财政才能平衡。压缩政府开支主要是压缩政府采购、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公共福利开支。（3）金融领域限制政府的作用空间，典型的就是控制货币超发规模，货币政策改为瞄准M2的增长率，将其控制在经济增长率与预期通胀率之和的水平上。因为控制货币超发，利率将会提高，这对于房地产等传统上依赖于资金密集投入的行业来说，将是灾难性，可加速它们退出。（4）减少甚至放弃对汇率的干预，任由其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自由浮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主要采取这个手段。（5）国企私有化，这是撒切尔夫人供给侧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行动。把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包括矿山、机场、甚至军工企业私有化或关闭。（6）打击工会力量。1984年英国矿业联合会为对抗关闭矿山而发动罢工，撒切尔夫人果断命令皇家警察进行无情镇压，工会无条件投降。供给学派认为，过度的工会力量与过度的政府干预一样，都是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绊脚石，都应该破除。（7）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这主要表现在德国施罗德政府的供给侧改革，他认为，过高的失业救济、劳动保障措施、对企业解雇工人行为的阻挠，都会使雇主不敢雇佣工人，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所以施罗德力主像美国那样减少这些福利和干预措施，还权于市场力量。（8）减少政府干预，为此，撒切尔夫人关闭了原物价管理委员会，大幅度地限制国家企业局的权利，同时废除了180多项经济干预措施。（9）放松对市场准入的限制。美国国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召开了200多次听证会，对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进行论证。
这九种措施与手段能够照搬进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宪法的规定不允许像英国那样对国有企业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更不能一卖了之。至于有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运营管理。
其次，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市场运行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单凭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会出现问题，即存在市场失灵，因此不可能像它们那样过度地压缩政府作用，建立起所谓的斯密意义上的小政府。今天中国政府手中仍掌握着庞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其资源动员能力是独一无二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证明，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规范的框架下行使干预职能，不仅不会损害市场机制的作用，还能弥补市场失灵。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重资本、轻劳动，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资本侵害劳动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为兼顾劳动者权益，让其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2004年开始，我国开始加强劳动力市场管制。可以说，劳动力市场管制是起步晚、底子薄、力度小，这与欧洲是有很大不同的。后者多年来对劳动者进行过度保护，失业救济、劳动保障、退休金等过于丰厚和僵化，以至于出现“社会保险养懒汉”的情况，因此需要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我国显然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相反，还要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
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当年西方不同，照搬照套无益于问题解决
美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当时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泥潭，至1980年时里根上台前，经济增长率沦为-0.27%，通胀率则高达13%，失业率超过了7%。在此背景下，里根才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想，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逻辑，推出了供给侧改革。
英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是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当时英国经济也遭遇了罕见的滞胀问题，通胀率达到两位数，经济倒退，失业问题严重。这一点上与美国很相似。但英国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国有企业数量过多，且运行效率低下，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德国的供给侧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西德马克大幅飙升36%，使西德经济遭受重创。紧接着，1990年两德统一又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德国经济再次遭受冲击。而统一后的德国延续了欧洲高福利的传统，对工人利益进行过度保护，妨碍了市场效率的提升。在高福利、高税收、市场僵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德国经济步履维艰。当1998年施罗德上台时，经济停滞，物价高企。施罗德就此拉开供给侧改革序幕。
从表象上来看，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当年西方国家相似，比如经济增速下滑、国有企业效益下降、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等。但是，问题背后的内在机理却完全不一样。由于过度建设福利社会、石油供给冲击、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等因素的作用，西方国家当年所面临的困境是以滞胀为典型特征的。而对于滞胀，需求管理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它不可能同时兼顾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所以，它们推行了以减税、放松管制、国企改革和削减福利开支等为核心的供给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刺激供给，帮助经济走出滞胀困境。
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滞胀，而是“债务—通缩”。一方面债务不断攀升，这加剧了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据统计，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一类债务余额15.4万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8.6万亿元，三类债务共计24万亿。调查显示，全国仅54个县无政府性债务。另一方面通缩压力在持续加剧，自2012年3月PPI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后，连续40个月都是负增长，截止到2015年12月，PPI同比下降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
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地复制西方供给侧改革的那些措施，很难见效。比如，只通过减税等手段来刺激生产要素投入，虽然能刺激生产，但随着供给的增加，也可能会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同时，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本来就已经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毕竟，中国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是由于地方政府晋升与财税双重刺激下形成的，缺乏自我消除的内在动力机制。
国际层面的竞争规则主导权之争，是目前改革的关键
当然，如果非要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进行比较，那么，就应当立足于产业升级中所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以及中国缺乏竞争规则的主导权等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随着国内外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学习和模仿的空间正在压缩，支撑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全球化红利已越来越小，因此，需要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互补性越来越少，可替代性越来越强，我们的竞争对象主要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竞争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竞争的规则不同了，但规则的主导权不在我们手中。比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对经济运行过程中重要规则的修订，来削弱我国的竞争力，如通过碳排放、知识产权协定、基于福利成本的全球劳动协议等进一步打压中国在环境、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优势。
从国际市场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通过再工业化来恢复其制造业的竞争力，弥补流失的就业岗位。随着竞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出现了波折。一方面，WTO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却有不少区域性的贸易安排频繁推出，使全球市场呈现“碎片化”趋势，特别是发达国家主导的TPP与TTIP，一旦付诸实施必将对全球化产生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我国出口依存度超过20%，潜在影响不可小觑。
总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分析当前的形势和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着眼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应有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初次分配的机制；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目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科学发展。
来源：《红旗文稿》2016/08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