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么为社会服务是否应当是大学理念呢？是，但又不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提出，大学教育目标就是为社会服务，就是满足社会增长的需要。引起美国大学界关于大学理念的激烈争论，把大学作为服务社会的工具，这种社会功利主义的理念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以增长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不能成为大学的基本理念。但是，问题没有终结，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给大学更大的考验，强调大学提供社会多元知识服务，走出象牙塔的呼声，再次成为一些学术领袖质疑大学理念的主要立场。这方面的考虑对于正在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应当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何理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毫无疑问，大学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各种横向组织的重要构成。但是，大学又完全不同于企业、银行、市场、社团等其他的社会构成。借用孟子的说法，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大学是社会之首。塑造社会方向，提升社会品质，这是大学存在于社会的意义。如何办大学，在长远的意义上，就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本质才成为关心人类发展的人们反复探讨的课题。尤其当社会处在重大转型的时期，关于大学使命的争辩，就会愈发激烈。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当代中国，都是转型社会，都伴随了广泛的大学理念反思。每一次社会转型，大学几乎必经一次洗礼，以考验大学的人文理念能否持守；而每一次大学的改革，也都会推动社会的相应改变，这个二重奏是千年大学史中不变的基调。大学与社会存在如此紧密的关系，它怎么可能不服务于社会呢？但是，它的服务不是急功近利，不是短期行为，而通过培养杰出的人才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哈佛体现的基本精神就是如此。如同我在本文开篇时所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就是哈佛和象哈佛一类的大学培养的人才，在各个行业里砥柱中流，从总统到议员，企业家、银行家，神学家、民间领袖，等等，一个深厚人文关怀的精英群，领导了美国的发展方向。即使它的政治领袖愚蠢无知，造孽犯乱，社会的良知仍然能够改变错误，扭转方向。这就是人文学的力量，是社会的道德良心、公共智慧、理想担当、精神领袖。大学就是着力培养这样的人才而永久地服务于社会。
但是，这种意义上服务社会的理念现在受到了严峻挑战。这一挑战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求大学改变自主的学术教学研究传统，为企业和市场服务。在美国，由于八十年代的全球化突然展现了广阔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传统制造业大量东迁、移入亚洲，美国本土产业面向高科技转型，而高科技获得的高利润，诱导全球性开发高科技的冲动。一时间，高科技成了追求财富最具刺激的春药。企业把目光转向大学，要求大学贡献高科技产品，加入占领市场、淘金掘银的疯狂浪潮。而其时的美国政府却削减了在教育和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屈于捉襟见肘的财政和抵挡不住的诱惑，羞涩地开始接受企业的投资，开发高科技产品，沦为企业的同谋，市场的帮凶。此口一开犹如决堤，市场的洪水一泻千里，大学人文主义理念，惊涛裂岸，风雨飘摇。甚至哈佛这样的人文学堡垒也感受到水沫雾絮、潮击浪拍的扑面压力。前不久关于哈佛校长下台的新闻传播甚广，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真正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的计划背离了哈佛的人文主义传统。看到硅谷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重大影响，他企图把哈佛变为“东部硅谷”，发展成美国生物工程的中心，与哈佛人文学的发展背道而驰，这种趋从市场需求的大学理念理所当然地受到哈佛教授们的坚决抵止。一如哈佛这样的学校都有如此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渗透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是一种由大学为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服务的理念所孵化出来的“学术资本主义”！它的危险是从根本上颠覆“学术人文主义”的传统。
市场污染了学术自治的精神，原本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大学，现在正迅速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大学转向科技知识生产，而教授专家越来越象工程师、技术员，学生在市场诱导下苦练资本游戏，成绩谁在乎，挣钱为要务！谁能空手套狼，从股票证券市场中圈到最多的钱，谁便是英雄好汉，楷模典范。甚至血拼消费，竞比排场。在美国，学校仅为一年级新生提供宿舍，每年暑假，学校便把宿舍维修一新，以期宾至如归。这一切，寒酸了。新生人影尚未到，工程装修已喧嚣，学生自费把宿舍修饰得象酒店一样。纽约大学有些学生干脆入住五星宾馆，每天超长豪华林肯车接送上学，成为大都会新传奇。面对记者采访还振振有辞：这算什么，我挣的钱我自己花，说明我有这个能力！这大约可以看作大学为市场服务的“杰出产品”吧。至少我没有办法想象，还是学生就热衷在市场中圈钱的人，怎么能甘心没有市场价值的人文学训练。其实，不仅仅是学校，一切精神性领域的处境都很尴尬，把财富当作身外之物的教会也不例外。教堂尖塔，晨曦暮霭，肃然伫立，曾经是通向上帝的庄严象征，现在则被教会出租，成了手机公司的信号塔。许许多多，为数甚众。上帝被出租了！满街都是犹大啊！
这种状况在开始时就引起美国大学界的警觉、忧虑，不少大学努力加强核心课程的人文要求，以减少市场对大学的污染，大学理念的探讨反思成为美国思想界的重要课题，很多重要的思想家针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扩张，提出进一步坚定发展人文学的信念。还有学者直接把学术资本主义作为研究解读的对象，思考具体的因应之道。斯劳格特（Sheila Slaughter）和莱斯利（Larry L. Leslie）合作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一书，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民营企业科技含量不高，大部分是服务业、房地产，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这种产业类型对高科技开发几乎没有需求，加上民营企业的资本规模和民营企业家的投资心理习惯，因此，中国企业目前还不大可能对大学进行资本渗透，现在惶论企业压迫大学而导致“学术资本主义”实在是夸张其词了。但是，这不意味大学为社会效益服务的理念没有影响中国大学，相反，这种理念对中国大学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在美国的影响更严重。这是因为，在美国还有长期的学术人文主义传统可以抗衡，而在中国，从“五四”以降，中国大学始终在振奋民族富强国家的现代性压力之下，追求社会效益名正言顺地成为大学使命。功利取向、效益原则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包装下，成为最有激情的自觉责任，而坚持学术独立、大学自治的人文学立场，一再地受到清算批评，在大学毫无立锥之地，大学反抗学术资本主义的精神资源早就被彻底解构了。因此，当市场的力量崛起，在美国是人文学的争辩抵制，而在中国却几乎是兴高彩烈的喜悦拥抱，高尚的功利主义立即转化成恶俗的功利主义，轻而易举，几无阻挡。
中国式的学术资本主义虽然受企业影响不大，但是另有两个独特而强大的力量，其一是是政府的权力资本的干预，其二市场的影响力。大学的资本构成无非两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虽然象哈佛这样的常春藤私立大学成绩卓越，蜚声世界，但是美国公立大学仍然占了很大比重。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公立的，即使对外国留学生也基本免去学费，仅收很小数额的注册费，只有极少数的专业学校是私立的。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的大学大多是公立的。在中国，当然所有的大学都是政府办的。为什么各国政府都会用国家财政来支持大学？这是因为，一，必须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力，不能让可以受教育的人，因为经济原因，被排除在大学之外；二，大学关系国家的未来，而未来是无价的，不可能要求人类的明天来支付今天的投资；三，大学代表精神生产的价值，这是市场价值无法衡量的，因此大学不能也不该成为盈利的企业；四，大学云集了知识精英，社会精华，这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尊重他们，善待他们，是人类的良知，政府的责任。孟子强调“养仕”，中国的确有养仕和敬重读书人的传统，在西方，康德也说过知识分子是不应当靠出卖体力而生存的人。任何一个政府如果污辱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就必定是丑陋短命的政府。
因此，政府办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文发展的结果。然而，政府办大学需要特别警惕政府对大学的干预。用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以为既然是政府出钱办大学，政府就可以干预大学的教学和行政，这是非常危险的心态，它会损坏大学的学术和大学的品质，即使是善意的干预，也同样是对大学的学术独立和教学自治缺乏必要的尊重。西欧国家对这方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些国家甚至通过立法，防止政府干预大学，也就是说政府有出钱的责任却没有干涉的权力。这后面有重要的认知立场，公立大学不是官办大学。国家的钱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办大学是社会共识，体现社会的公共意愿，这叫公立大学。公通共，是所有人，是天下，公又是正，是公道。而政府是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俗称“官”，即使现在的公文中也仍然习惯用“官方”，“政府官员”这类词汇。合理的政府必须体现和代表公意，既然是“体现”“代表”，就不是等同，因此，官不等于公。何况要求“体现”公意，本身就意味着有不体现或者不充分体现的可能，要求“代表”，也有可能是没有代表，或者代表了一部分利益集团虚假的公，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接受监督的原因。因此，政府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政府如果认为有权力对大学指手划脚，那大学就成了官办大学，而不是公立大学了。我所以近乎繁琐的区分官和公的不同，实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以“公”自诩的“官”。其实，真正的贪官并不可怕，因为贪官代表私是一目了然的，可怕的是不知道官公之分，以为是官就是公，那样官意就遮蔽了公意，这个社会就只剩下政府意志，而看不到人民意愿了。
在这个意义上检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大学的干预，让大学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中国自身的大学传统，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积累是相当稀薄的。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有自己的规则和特殊性，不是政府行为可以完全了解的。学术的发展，人的培养，是长期过程，来不得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应当让大学尽量少受社会的干扰，放眼长期的目标，为社会贡献智慧和人才。何况大学是社会精粹所在，他们的智慧不在行政官员之下，应当相信他们有能力建设真正一流的大学。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现在中国政府非常期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金投入，这是大学史上的大手笔，令人赞叹。身为海外学人，当然希望国家教育蒸蒸日上，精英才俊层出不穷。但是，越是大笔投入，越应当警惕过度干预。我注意到，国家教委经常出台各种教育“工程”，高教主管部门也忙于对“工程”有关单位的考核评估，使得这些大学穷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其实，一流大学不是靠“工程”理念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长期积累，形成有质量的教学品格。中国搞大学兼并，或许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结果是一部分有百年历史特色的大学消失了，那是化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资源！象大兵团作战那样大规模结集大学资源到底和一流大学有什么必然关系？普林斯顿大学就是袖珍大学，决不妨碍它是世界一流大学。难道搞出一百万人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了？政府着力发展大学教育是好事，但是要尊重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切忌以政府意志来规划大学，那就不是公立大学，而是官办大学了。象什么“教育产业化”，把大学推向企业推向市场的大败笔，切切不可重演。应当充分听取资深教授专家的意见，严格按照他们的意见发展中国的大学，那样才有可能建设真正一流大学。尊重大学精英，不只是问寒嘘暖的慰问体恤，而是真正尊重他们的智慧，尊重他们所代表的大学尊严。我在法国时，就看到政府总理巴拉杜面对如何处理法国工人罢工的难题，去大学拜会社会学家阿兰·图汉，求教他的意见和智慧，而不是政治领袖习以为常地巡梭视察训话指示。
除此之外，政府承担国家管理和发展的责任，因此，政府向大学投资经常会把国家效益考虑作为对大学的要求，使大学发展经由权力资本的导向而直接面对市场，其客观效果与美国企业渗透大学造成学术资本主义是相同的。政府除了支付大学日常行政开支，还掌握了数额巨大的所谓“项目经费”和“基地”建设经费，不论主观动机如何，这笔经费的分发客观上成了政府控制学术规划、学术方向、学术风气的主要手段。高科技应用开发的项目经费要高于基础研究，自然科学要高于文科，在文科中，所谓国家工程项目要高于普通教育，可见，这些经费中真正落实到文科，尤其落实在人文教学上只是挂尾零头，与大学应负的主要责任完全不成比例。何况，有些大学甚至对国家拨给文科的经费，还要雁过拔毛，克扣留存。毫无疑问，科技开发需要较多的资金，自然科学研究的资金需求也要大过文科，但是大学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在教学，是培养人，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政府投入教育的资金究竟应当优先保证教学，还是项目开发为重？如果项目开发成为学校教学经费的主要来源，那政府和美国企业用项目渗透大学、推动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的膨胀又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企业用的是自己的钱，政府使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更应当用于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盈利项目的投资。在中国，家庭用于教育上的投资在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是值得认真关注的问题。当然，中国民间社会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是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家庭教育投资的超大比例，实在太过牵强。根本问题是教育在政府投资布局中比重太低，而且在大学教育理念中科技开发比重太大，这就造成纳税人通过交税已经支付了公共教育，却还要在税后收入中对教育作二次投资，而且数额巨大。这是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长期保障公共事业的制度优越性正在迅速流失。这后面更深入的问题是，政府应当如何定位？一个健康的政府不能采取市场行为，尤其不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更不能动用纳税人上缴的国家税收参与市场运作，政府应当在市场之外，以公共身份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限制市场的胡作非为对公共事务的伤害。尽管中国是在特殊的转型阶段，政府负有帮助健全市场的责任，但是，虽然如此，政府甚至更有必要形成清醒的认识，减少和禁止政府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以保障市场和公共事务都能健康发展。
在大学建设中，以项目经费这样的手段来干扰大学的基本任务，还有谁安心于认真教学呢？几乎每个人都被要求报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经费，而且能不能搞到项目或多或少还和职称升等连在一起，在这种压力下，一个大学教授的主要精力还会集中在教书育人上吗？更为甚者，这种经费与项目挂钩，项目与人挂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大学风气。各地争抢项目，送礼行贿，暗中串联，弄虚作假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手段高超，风过无痕，堪称极致。为人师表者因此而师文扫地，大学教授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资本已经残破不堪。搞到项目的人，尤其是几个国家项目在握，不免的财大气粗神色飞扬，俨然成功人士的庸俗风度粗鄙作派；而弄不到项目的人却只有等待别人眷顾的萎顿和无奈。那些仍然坚守教学为己任的人们，与孤傲的信念相随相伴，难免是清贫拮据。这景象，真叫人情何以堪！
其实，国家资助学术的结果不该如此，相反，是那些得不到市场垂怜的学术，可以而且应当优先获得国家的雨露阳光。我们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市场经济不可阻挡的改变和控制人们的存在方式，市场价值强势霸道的主宰了社会的评价标准。但是，人文价值却决不是市场价值原则可以理解，它无法明码标价，不能买进卖出，因此对于市场而言它毫无价值，然而，人文精神对于人类的自我成长却有极高的价值。具体到文化精神产品也是同样道理，极尽宣泄、目中唯我、只求情绪的当下挥霍、何在乎持久的审美回味，已经成为当代快餐式文化市场的消费特色和经营主旋律，光怪陆离、声嘶力竭、摇头晃脑、标新立异构成流行风尚、青春卖点。在这样的市场中，扬眉吐气、大化人间的是流行歌曲、现代摇滚，忍辱负重、门可罗雀的是经典歌剧、交响乐、芭蕾舞。这些高雅艺术团体温饱尚且难求，谈何继往开来，但是，它们的文化产品所代表的精致价值难道是那过眼烟云的流行小曲可以比拟的吗？政府是应当发展那些充满市场价值的流行艺术，还是应当投资保护人类艺术的精华？法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自觉，每年在国家财政中划出近百分之七的经费，用来保护人类文化的精华，使得这些体现人文价值的极品绵延传承，不至于被市场经济扫荡殆尽。这个信念应当成为政府投资大学的基本原则。政府不能按照市场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学术教育的高低贵贱，高科技应当投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也应当投资，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大学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育人，必须首先保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大学教学。假如穷乡僻壤的苦难学子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大学，假如那些热忱于教学的老师不能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假如学校领导为了一点区区奖金而忙碌于那些仅仅是创收的培训班，假如权力资本的引导使得人文学彻底的边缘化，大学丧失了它的精神方向，政府的大学投资就是大失败，政府就愧对天下苍生、辛辛学子！
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永远都别低估，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当作大学理念的人们。我所以强调政府应当逐步减少对大学的干预，而不是立即兑现，除去体制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大学已经有能力贯彻学术独立、大学自治的原则。看看我们的大学吧，市场已经把大学改造成什么样子！在为人师表的行列中，沽名钓誉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嫖娼宿奸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现在，连拐卖人口者也涌现了，大学正成为丰富业余生活街谈巷议的笑柄。毫无疑问，这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而且，绝大多数永远都是好的！可是，就是这极少数值得我们考虑大学风气。在传统学术中，一个教授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教育上的奉献，而现在一个教授的成功却可以是市场价值的认可，是他在市场社会的话语权力。因此，荣耀于“上书房行走”，热心于电视出镜率，满世界的应邀讲演，挖空心思地制造耸人听闻的莫名话语，对一无所知的领域敢于放谈高论，这种以知名度为生的“市场教授”现在却不是少数，而且如鱼得水，欣欣向荣。市场的规则在腐化学术规则，而被腐化的学术则腐化着大学的理念和青年学子。这些成功的“市场教授”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正是市场污染大学最有效的途径。如果不把这种风气从大学中清除出去，大学会被治理成什么模样呢？若人重，必自重！大学的尊严建立在教授群体的尊严上，人们敬重教授是因为他们有学问，有教养，有良知，是可以信赖的人间师表。假如教授的贪得无厌超过了一般商人，假如教授捞钱的手段甚至比奸商更狡诈阴损、厚颜无耻，那就别怪这个社会看不起读书人，因为，读书人自己毁了自己的尊严。因此让商人做回商人，而不再是混迹于大学的商人教授、市场教授，以匡复大学的尊严，恐怕也是当务之急了。在这方面，海外回国服务的专家教授们，务请自重！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学者，有的甚至是名声响亮的资深教授，也热衷于欺名劫色，妙手圈钱，权势熏心，凶吵恶斗，热衷于到处曝光，乱抖风姿，满嘴媚词谀语，每每惊人之论，不着边际，无奇不有，真让人叹为观止！其实，就算是一个沉默的花瓶，也要好过口无遮拦的胡言乱语，至少还有被欣赏的价值。海外归去，无论如何应当把国外办学的经验教训带回国内，帮助发展大学教育，这是基本责任，怎么能与最阴暗的龌龊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把开放的中国当作个人大发利市、竭尽表演的舞台呢？
所以，小心谨慎地对待大学为社会效益服务的理念，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那后面的陷井会让人坠入深渊。
五
大学理念中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大学的使命是承续传统，大学应当是社会批判的中心。囿于篇幅和时间，只能简要述之。
大学的使命当然包括继承传统。大学所以能教书育人，就在于它掌握了集中在传统中的人类智慧的伟大谱系。风俗习惯可以通过民间生活方式传承绵延，但是，精致深刻的伟大智慧不通过专门的研究教学是不会代代相传的。因此，强调传统教学作为大学理念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极为重要。世界上，没有一所重要的大学可以不通过传统教育而成为一流大学。传统教育是对人的根源性、人的存在的精神依据和人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的教导塑造，它是人文学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方面。中国从“五四”至今，经过“打倒孔家店”和《*宣言》“两个决裂”的灌输，社会意识形态中弥漫着强烈的反传统心态。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大学教育中，传统资源都已是稀薄无几、岌岌可危。“韩剧”在中国的热潮就是佐证，那里传播透露的精神品味、文化气息、伦常道理、历史情调，原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积累，是塑造自我、养育后人的历史财富，但是，在我们这里，它的故乡家园，被革了一百年的命；然而，在韩国却保存下来，以至于今天我们要透过韩剧才能重新欣赏领略我们自己的历史精华和生活风度。不仅仅是影视戏剧方面，即使在大学中，能够深刻准确负责任地讲述传统的教授也已经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学建设的紧迫危机。
但是，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危机，就更需要注意另外一种极端，把传统的讲授变成怀旧之恋、复古愁绪。传统不是僵死的知识教条、古旧的简帛文献，它是存留在历史文本中有生命的伟大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反传统的暴戾心态和墨守陈规陋习的恋古情怀事实上同出一辙，都不了解传统是有生命有创造力的历史智慧。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曾经指出，每一个人都是“文化中介”（Culture Agent，或译“文化作用者”）。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接续文化，同时又用自己的生命行为使文化丰富增值、更新成长，唯如此，文化才是一个族群用历史书写的集体智慧。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文化传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应当面对人生疑惑、社会困境而创新生长，否则它就不能算是智慧，它的生命也就此结束。孔子说“圣者时也”，就包含这个道理。因此，中国今天的传统教学应当以传统资源直面我们的时代，我决不认为，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可以不经过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的考验，不对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宪政法制作出创见性的回应，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当代智慧和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这是大学传统教学上最重要也最艰巨的课题。不是坐拥一片绿水青山，着上不伦不类古装，满嘴上古旧制，顽固抵止西学，就能让传统继往开来发扬光大，那充其量不过是痴人梦中的镜花水月罢了。严重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真正识古通今者少而又少，这沉重的责任能够托付给谁？所谓“自由主义”者，不屑于传统智慧；所谓“左派”，在反对文化殖民主义中，却没有任何传统的声音；而恪守国学的学者，又有几分心情真正面对西学；呜呼，谁堪重任？
大学应当是文化、社会、政治的批判中心，这同样是大学的使命。大学是知识分子的集结地，用康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担当人类道义和责任的人。而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感人动天的抱负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情怀塑造了一批中华民族深刻睿智高瞻远瞩的文化思想大师，同时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志士仁人，鲁迅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因此，以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天下为公的道义责任，批判社会生活中一切违背人类良知的错误、偏见，乃至政策举措，是大学当仁不让的职责。何况，大学的人文学教育，如果离开了社会批判，它的责任意识又如何体现？
但是，大学的社会批判不同于民间意气、群众造反，因为大学有大智慧，所以对大学的社会批判有更高的要求，大学的社会批判必须体现宽广的视野、长远的责任，成为有建设性的积极力量，而不是仅仅放纵一时快意恩仇的否定性批判。因此，大学的社会批判如何避免破坏的激情，而自觉成为有深刻同情的社会生活的“忠诚的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这对发展大学的公共批判意识是不可回避的挑战。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批判很难完全避免“政治正确”的权威心态，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掌握文化资本，更容易产生“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情节。如何防止意识形态批判的片面性，而使大学社会批判多元多样？如何做到不是意识形态批判限制人文学的宽广视野，而是人文学的深切关怀使得社会批判更加中肯平实？如何发挥人文学同情的涵盖能力，以抵制社会批判的不同立场成为人文学内耗的根源？这是警惕批判性意识形态污染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课题。在哈佛，经常有不同学术立场、相反批判意见的教授就同一社会问题、学术问题同台讲课，以帮助学生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培养对反对观点的尊重理解，在反对的声音中获得克服自身盲点的资源。这个经验或许可以参照，但是，其背后开放的人文胸怀却是更重要的大学基本精神。在中国的大学和社会生活中，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甚至不同的学术观点，往往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相互间的交流、尊重、理解、学习非常困难，严重的甚至人生攻击，或者因言获罪，这不仅妨碍了学术的交流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生活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本的贮存积累，对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发展有害无益。因此，在大学中，身为民间表率而自觉追求和培养宽广的有涵盖能力的人文胸怀，对于改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质量，建设一个有宽容度、有涵盖性、有互动的创造力、有公共智慧自觉积累的和谐社会，对于以中华民族的人文资源创造人类社会生活新的典范，将会具有持久而深远的意义。
希望这些不成熟的考虑能够帮助理解本书的精华，理解人文学和大学理念的丰富含义。当然也希望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意见，使得大学理念的探讨深入开展，成为中国大学建设必须的思想资源。
中国大学的建设有远大的前景，只要锲而不舍，中国一定可以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这不是遥远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