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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术治派，必须从申不害和韩非说起。所谓申韩之术，此之谓也。

申不害的足迹

申不害是个奇人。其祖籍是郑国的京邑，在今日汜水东南平原上的一座城池。申不害的父亲，曾经在末代郑国做过小吏。因此，申不害有机会读书，青少年时期也可能做过官府小吏员或仆役。能够确证的事实是：在申不害年青的时候，韩国吞灭了郑国，申不害与父亲一起，成为故郑之贱臣，也就是遗民。如此家族，国家灭亡之后的必然归宿，是归家耕田。

依据申不害后来成才的事实，其人生变化的枢纽应当在贱臣身份期间。战国初期，社会的人身自由程度很大。最大的可能是，申不害筹集了些许钱币，愤而离开韩国，到列国游学去了。能在后来著书立说，而且能够成为开创法家术治派的政治理论家，说明申不害曾经有过相对广泛的交游，有过专心修习法家的经历。而当时，齐国的自田氏桓公起设立的稷下学宫，已经非常兴盛，几乎包容了天下的所有学派。一个游学士子要获得政治理念的深化，稷下学宫几乎是必然的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申不害有过较长时期的稷下学宫的求学阅历。

总之是，最迟至韩昭侯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55年韩国变法，申不害已经成为法家名士了。

这时，距离公元前375年的韩国吞灭郑国，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假定韩国灭郑时，申不害是20岁以内；那么，此时的申不害就已经是30余岁或40岁出头的盛年之期了，已经是一个具有独特信念的成熟的政治理论家了。合理推算，申不害的求学经历，至少在15年上下。

史料中从来没有关于申不害老师的蛛丝马迹。关于申不害的思想源，只有《史记》的一句话：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但是，思想的起源，不等同于授业的老师。因此，申不害的独立成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多师而无师，实际上是自学成才。

申不害思想产生的学术背景

申不害理论体系的基本理念是：治国行法，以术驭臣。

有治国行法这一支柱，申不害被当时社会公认为法家。

又因为，有以术驭臣这另一个支柱，申不害又被当时社会认定为法家中的术治派。

在战国中期的开始阶段，术治主张所以能成为法家中的一个流派，其背景原因是：李悝、吴起变法之后，这一时期的法家理论体系已经趋于丰厚成熟；齐国稷下学宫的慎到，主张行法以君权至上，被称为法家学说的势治派；继承李悝《法经》的青年学者商鞅，则主张治国唯法，被看作法家学说中法治派。也就是说，法家历经近百年发展，其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了既定的两大流派。所以，申不害的术治理论的出现，自然就成为法家一个新的流派。战国法家的三大流派，以申不害的术治派出现为标志，已经先后问世了，成熟了。

从思想基础的意义上看，这是战国第二波变法浪潮所以成为战国变法最高潮的根源。

术治派的基本理论框架

战国法家的术治派，在后世遭受扭曲最大，有必要恢复它在当时的真实面目。

首先，法家术治派的根基，是尊奉法治，主张治国行法。

这里，推行法治是术治的前提，而不是抛弃法治，以术治取而代之。这是法家术治派最基本的理论结构逻辑，也是术治派以变法事实所证明的实践逻辑，是不能被忽视的基本出发点。《史记》记载申不害的变法实践，简单归结了两个方面：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用当代话语说，这就是对内整肃社会，对外强兵备战。整肃内政、治理社会、富国强兵，都是法家变法最基本的历史方式。在这种面对全社会的变革实践中，不以法治为总纲，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太史公所说的最低目标——国内以治。

申不害本人，对奉法治国也有过明确的说法。韩非在自己的《外储说?左上篇》中引证了申不害的话：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太平御览卷六三八》也引证了申不害的话：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第一则，申不害将法治的功能归结为两个支柱，一是赏功制度化，二是任用官员制度化；应该说，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战时法治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二则，申不害明确了法治的三个实践原则：一是法律要明确无误，要大力推行；二是法律要正义，要遏制人性之恶；三是以律法为准绳，而不以人的智力评判为准绳；这就是任法不任智，是明确地反对人治。由史书残存的申不害的言论可以看出，申不害的著作虽然已经在历史河流中漂散，但在当时的完整文本中，一定有大量的关于推行法治的论述。

从《韩非子》对申不害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申不害的变法实践，不存在是否推行法治的问题，而是法治推行的彻底性问题。韩非在《定法篇》中对申不害的批评，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其二，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第一则批评，说得是申不害推行法治缺乏一致性，颁布的宪令不统一；第二则批评，说得是申不害不清理晋国的传统律法，就颁布韩国的新法；不废除韩国前代君主的旧法，就发布新君的新法，导致法治混乱。这两则批评，都是推行法治的彻底性问题，而不是抛弃法治的问题。

因此，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法家术治派的申不害，首先都是一个推行法治的法家。

术治派产生的社会根源

韩非子是后世公认的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对法、术、势三派都有精辟论证。

《韩非子》中有一篇《三难》，是集中破解国君通常遭遇的三个最大政治灾难的一篇文章。颇具意味的是，韩非子在《三难》中，高度肯定了孔子对政治基本点的一问三答的行为。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皆有相互论战，法家批评儒家，儒家批评法家，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法家人物公开高度肯定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言论，却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韩非，曾经将儒家比喻为为害国家的五蠹——五种毒虫之一，能在这里高度肯定孔子，确实是空前的。在这篇文章里，韩非子认为孔子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对政治的要害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是知下的表现。依据韩非子理论的逻辑延伸，知下之明，是法术（督察术）的最基本方面。

让我们来复原一下孔子的这个故事。情境再现——

郊野亭下。叶国大夫子高肃然一躬：“敢问夫子，为政之要何在？”

孔子端坐：“政，在悦近而来远。”

宫殿。鲁哀公躬身：“敢问夫子，为政之要何在？”

孔子：“政在选贤。”

池畔。齐景公笑问：“夫子啊，你说这政事，有个轴心吗？”

孔子肃然：“政在节财。”

大道旁。孔子与群弟子在车旁歇息。

子贡皱着眉头问：“敢问夫子，三公之问皆同，夫子所答不同，何也？”

孔子平淡地：“三国治情不同，故，政事轴心不同也。叶国都城大，地域小，民众多有逃亡之心；故此，为政之要在人心归附，悦近来远。鲁国三桓并立，奸佞愚君；故此，为政之要在选贤任能。齐国君主挥霍无度，故此，为政之要在节财。”

子贡感喟：“啊，为政之要，因国而异哉！”

韩非子对此事的总体评价是：仲尼之对，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

紧接着，韩非子感喟有加，又说了一番对孔子高度评价的理由：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仲尼）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申不害则从另一个方面，对知下不明的危害，有痛切的认识。他说：“必使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不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若知下不明，便可能发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弑君而取国的恶性事件。

为什么申不害和韩非子都要强调知下之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呢？

根本的原因，存在于社会政治的现实之中。在那个实力大争的时代，权力争夺的残酷性是空前的。各国的恶性政变接踵发生，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战时背景下，国家权力的集中与稳定，是推行任何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要求。作为力行变法的战国法家，在这方面的高度警觉，绝不是空穴来风。而要做到国家权力的安全稳定地运行，防范潜在的隐患，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战国法家看来，无论是国君，还是政治家、理论家，其洞察社会、熟悉国情、知晓臣下权力阶层中的破坏性作为，都是最基本的政治才能，也是最基本的政治需要。

这就是知下之明。

这里的下，首先是组成国家机器的臣下权力阶层，但又不仅仅是臣下阶层。

从本质上说，这个下，是一个政治家所面对的整个社会。

知下之明的重要性，催生了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术治派，后世称为申韩之术。

术治派的具体主张

首先必须明白，术治这个概念，是后世学者在概括法家三大流派——法派、势派、术派时的通行说法，用以表示其学说特征。战国法家的原本说法，叫做法术。从理论意义上说，术治概念有利于说明问题。但必须明确一点：从国家的治式结构上说，术治不是第一层级的统治方式选择意义上的范畴。也就是说，术治不能与法治、人治、德治、礼治等范畴并列。术治，是第二层级的实施方式选择意义上的概念，与吏治概念并列。

也就是说，术治是法治之下的从属概念，是以法治统合为前提的一种实施方式。

术治作为一种从属于法治的实施方式，从功能上说，就是督察臣下的一套完整方式；其目标，是赏善察奸，使臣并进辐辏——赏赐有功，揭发奸恶，增强臣下阶层的凝聚力，使其像车轮辐条聚向车轴一样，形成以国君为轴心的国家机器。

韩非子的《定法篇》，对术治的规定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大体篇》的说法是：为人君者，操其契，以责其名。韩非子《难三篇》进一步的概括是：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这三则论说，都明确地规范了术治的实际内容；以当代意识解析，主要是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以职责所在为依据，遴选具有职责要求能力的人担任特定官职。

其二，依据职务要求——循名，查核官员的实际表现——责实。

其三，从三方面督察并激励官员：核查官员在任期内的政绩，从突发事件测试官员的实际能力，核查官员报来的功劳是否确实。

显然，推行术治的原本目标，是督察官员公政而无私。术治的理论设定，是一种督察官员的手段。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国家，这种察奸去恶的督察制度，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截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法家术治派的致命缺陷。

术治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在实践推行中的非制度化，也就是神秘化

作为督察方式的术治，在实际执行中是什么样的呢？

韩非子《难三》，将法与术的不同运用方式作了对比，他的论述是这样铺排的：

首先，韩非引用了《管子》的著名言论：“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满室满堂，是谓天下王。”管子的这几句话，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阳精神，主张政治生活的光明正大，认为政治家说得话要叫所有人都听得见，是明确反对政治神秘化的。但是，韩非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管子的论断是不准确的，是有缺陷的。首先，他指出，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指的不是君主的游戏饮食之类的隐私事务；其次，他认为，这一说法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就是说，只有政治大事，才有必要光明正大。然后，韩非又进一步分析，认为管子只说对了一半，政治生活中的法可以公开，术却是不能公开的。

韩非子这段话很典型，全文引用如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管子犹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韩非子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法律越公开越好，术治则越秘密越好；术治的秘密性程度，要达到亲人、爱人、熟悉的人、常有交往的人都不能知道的绝对私密地步，如何能教满屋子人都知道？只有这样的秘密方式，才是术治；管子的话，不是法术的主张。

对于术治的神秘性，申不害在《大体篇》的表述则是：要去听（听见的事要装作没听见），去视（看见的事要装作没看见），去智（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就是说，作为君主，不可能越过官吏去治理天下；所以，就是知道了官员作伪犯奸，也最好不明说。只有这样，才能藏于无事，以示天下无为；才能做到独听、独视、独断；独听者谓聪，独视者谓明；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王。

在这种神秘化理念下，申不害与后来的韩非，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系统地总结出了一套用于督察官员的法术。从概念上说，所谓法术，就是服务于法治的术，而不是脱离法治的单纯的权术。韩非子的法术概念，表示了他对术的清楚理解与明确定位。后世的政治学，却用权术概念概括韩非子，取代了韩非子的法术概念。应该说，这是理论性质的不同，是对韩非子的扭曲。韩非子总结的法术，主要有两个系列：

其一，辨奸系列——七术。这是辨识臣下是否奸恶的七种手段。

其二，预警系列——六微。这是在奸行发微阶段洞察其蛛丝马迹的六种手段。

综上所述，是法家术治派的基本面貌。

术治派的出现，是战国法家的一个有害部分

战国时代，是政治生活阳光化最为充分的一个时代。

就战国主流说，阳谋风格占据了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如同宇宙黑洞与太阳黑子一样，大阳精神的战国时代，也有阴谋横行的大量恶迹，也有信奉阴谋政治的君王与国家。其中的典型，就是申不害变法之后的韩国。而申不害与韩非子这两个法家术治派人物，又恰恰都是韩国人，平生最主要的政治实践，也都在韩国。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来而已。

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督察的职能制度化，法家术治派无疑是对中国古典法治文明的巨大贡献。可是，术治派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督察术的神秘化，主张督察术的君主独事性。不管这一主张有着多少历史的合理性，及当时的必要性，作为一种文明历史的审查，我们对其弊端，对其危害，都必须予以深刻揭示。

从本质上说，非制度化的神秘督察术，与申不害韩非子设定的法治出发点恰恰背离，恰恰是对当时法治的一种实际破坏，是对健康政治生活的阴谋化。术治的实际推行，对整个法家的变法实践，对整个社会的法治实践，都产生了严重的强硫酸式的腐蚀效应。

首先，它在实践上销蚀了法家势治派的合理一面，使主张君权至上的势治派，在政治实践上很容易陷入庙堂阴谋的沼泽地，使君权不再以制度化的权力集中为根基，而陷入难以捕捉的神秘化的术治。

其次，神秘术治的推行，也对法治派的法治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销蚀作用，使政治生活中的法治环境渗透进秘密的人治因素，最终严重扭曲健康阳光的政治文明。

商鞅对术治派危害的警示

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与申不害同一时期的大法家商鞅，在《商君书?画策》篇中对国家政治灾难提出了分析，也提出解决办法。他是这样说的：“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故，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商鞅这段论说的核心，强调了一个最根本的法治原则——

法律是不能自动作为的，必须由君主、官员等特定人群组成的权力体系来推行；所以，权力体系中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明白无误的按照法律行动；个人行为是否以法律为准则，是国家或治或乱的最根本的界限。

最后，商鞅提出的对策是：为必治之政，行必行之令，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也就是说，防止国家政治灾难的唯一出路是：使法律政令成为必须见诸于每个国家官员实际行动的最高准则，使政令必须成为实际执行的政令；法律政令，只要明白无误地贯彻于君主与官员的行动之中，国家就不会有混乱灾难。

这一思想，与《管子》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的政治阳光化主张，完全是一致的。

可是，术治派却告诉我们：督察术是不能明白推行的，它必须是秘密的独事行为。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法治灾难的缺口，就是这样打开的。

术治的实践方式，使它完全脱离了原本的理论设定，成为法家体系的毒素。

术治，是一口淬毒的匕首，使健康阳光的政治生活糜烂为难以医治的脓疮溃疡。

商鞅与管子的主张，最充分的说明：依据当时社会的法家认识水平，已经完全地看到了政治活动渗入秘密行为的危害性，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申不害与韩非子的术治主张，不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思想局限性，而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君权阴谋化理论。即或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论见诸于实践，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同时，也遭受到了包括来自法家法治派的广泛而严厉地批评。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战国法家的术治派，是一种有害遗产，我们必须坚决抛弃。

历史进程也证明，在韩国变法实践中推行的神秘化的术治，不管其理论设定的目标多么正当，都因为其执行手段完全违背了法治的公开化、制度化精神，终于导致了韩国变法的快速流产，并且给这个中原战国留下了久远的权谋政治的后遗症。

抛弃术治理论，就是抛弃政治阴谋论与政治权术论。虽然，阴谋与权术古已有之，但是其理论化的成长为某种变形实践的思想根基，却是从申不害与韩非开始的。我们组合良性遗产，就要切除诸子百家中的有害因素，保留其有价值的部分。如果因为坚持某种“观点”而泯灭我们的文明良知，那不是清理中国文明史的应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