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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银发的孙皓晖，原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在对中国法制史的史料研究中，他发现几千年来国人对秦文明认识形成了诸多认识误区。1993—1997年，他完成《大秦帝国》剧本的创作，1998年后，带上大批资料远赴海南，辞职专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写作。

2008年4月，历时16年的《大秦帝国》出版，“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则首先在台湾、日本、韩国播出，而后返回大陆，掀起一股“大秦”风，不少网友称自己中了“秦毒”。“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 ”一曲惊人，一个精神内核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秦代展现在国人面前。

《大秦帝国》的出现也契合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挖掘周秦汉唐文化资源的定位，西安副市长段先念拍板成立的大秦帝国影视公司，在电视剧投资方资金链断裂之时介入，重组了投资组合，并承担之后几部的制作。这是当前西安文化产业最为成功的影视作品。

2011年国庆，孙皓晖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临潼兵马俑景区旁边要打造一台剧《秦始皇》，这要和不远处的《长恨歌》拼市场。目前大众对秦朝暴政，特别是秦始皇暴君的认识根深蒂固，很多游客可能会首选《长恨歌》这样人性弥漫的爱情故事。转变大家的观念是不是非常困难？

孙皓晖：人们往往对误区的评判也有误区，最严重的误区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夸大和扭曲历史对始皇帝的扭曲程度，认为“始皇帝是暴君”是当然的，是定式结论。事实上，五四以来，人民大众对秦始皇的认识倒是相对客观，这来自于秦代灵渠、都江堰、郑国渠三大水利工程等各种大型历史遗存，人民群众通过实际存在认识历史，觉得秦帝国没有什么不好。知识界和思想界由于两千多年来儒家理念的侵染，将保守腐朽的历史观强加给人民大众，然后说成人民大众的思想。

《瞭望东方周刊》：创作《大秦帝国》最早的动机是？

孙皓晖：中国和世界对中国原生文明的认识一直扭曲很大。从大禹治水到秦帝国灭亡，这个原生文明过程如果说清楚了，我们的文明根基就说清楚。

中国的文明，前三千年不断上升，后两千年是停滞，或者是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没有高峰。后两千余年，虽然有局部突破，但没有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突破。

当下，中国文明面临第三次大的文明跨越。前两个跨越，第一个从大禹治水，原始社会进入国家形态，第二次从诸侯分治进入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统一文明阶段。现在是第三次跨越，从残破的农业文明进入以工业和科学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文明时代。

但目前思想界、文化界、政治界对文明跨越还没有意识。比如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都没有“文明”词条。辞海倒是有词条，但解释说与文化相同。要完成这个跨越，最基础的工作是要理清前三千年文明根基，明确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呈现出的总趋势，进一步揭示为什么是这样的趋势。这样，第三次大的文明转折才心中有数。

要说清中国问题，只谈主义不行，还得说文明。文明是什么？是社会存在框架，是民族生存方式，是国家精神，是历史传统，是价值理念。从文明发展视角解读中国，能补充当下意识形态说不清楚的许多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前三千年一直上升，后两千年停滞？您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孙皓晖：前三千年，我们民族忌惮很少，创造性极强，包容性极大，是多元竞争的时代，一个时代就有一次文明突破。尤其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中国文明的诸多原典产生在那个时代，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也在那个时代。

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到秦帝国时，还是多元架构。秦帝国建立，以法家为治国理念，但不独尊法家。秦帝国也十分尊重儒家，秦始皇曾经将孔子的第七代孙孔鮒封为文通君，与侯爵相同。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是百家并进，治国理念是法家主导。“焚书坑儒”是被夸大的历史事件，真相远远不是后世历史学家所解释的那样，它原本是个小小的刑事案件，涉案者绝大数是方士，并不是儒生。到西汉初期，秦帝国博士宫的儒家博士大部分都还在。如果要灭儒家，岂能不杀代表人物？

后面两千年停滞和倒退，有两个基本原因：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多元体系简化为一元。中国最为雄壮的时候，永远是多元的。2，西汉之后，中国修史大权掌握在以儒家为核心的、对历史有偏见的知识分子手中，儒家是以春秋笔法修史，是保守的哲学思想。二十五史中，大部分保守倒退、明哲保身的人物都获高度评价，敢于对国家负责、敢于进取、勇于牺牲的人物，往往被贬薄。这是明显的落后保守史观。而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则往往不加分析引证儒家理念编纂的史书，延续了旧史观。

意识形态一元化、简单化后就使得价值观出现很大的扭曲。保守哲学天然诞生不抵抗思想。于是，中国在面临外敌时仍然会出现民族脊梁，但也大量出现中国前三千年很少出现过、西方国家也很少出现过的汉奸现象。民族英雄和卑劣的卖国者并世而立，而且，卖国者常常更强大，在高层更多。

《瞭望东方周刊》：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孙皓晖：到了近代，因为救亡图存的紧迫性，我们又不幸遇到三次简单化、极端化的思潮。

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五四是伟大的，但“打倒孔家店”，对儒家进行了过度简单的否定。五四反对的，实际是汉代之后的文明，没有顾及前三千年文明基因和后来文明变形的关系。宋代以后，“存天理，灭人欲”哲学成为主流，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的文明本来不是这样的，不能将扭曲后的文明当做全部来简单否定。这是五四运动的简单化。

第二次是文革，文革的本质，是清理文明遗产，是对核心文明也就是政治文明的整理和解读，但却采用了“阶级斗争理论”这种错误方式，更加简单化地打倒破除；加上政治斗争，导致文革形成极大破坏。因此，文革后的知识分子群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重新跳入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儒家保守史观，这表现在“国学复兴”和儒家兴起，某些人甚至要求重新独尊儒家。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的入侵。知识分子群出现价值观分裂，一方面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又在本国文化继承上主张独尊，对民族文化思想体系的多元性只字不提。曾经的事件是，孔子塑像树到了天安门旁。

独尊理念的历史延长线，与民主自由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这说明，我们的知识份子群已经陷入了价值观的分裂困境，走进了泥沼。自由民主的根基，必然是多元化。我的思想，我的《大秦帝国》，就是主张恢复中国文明中思想体系的多元化。这样，历史延长线必然是走向民主，走向人民当家做主。当然，中国将来的民主，也不会是现在西方这种。

《瞭望东方周刊》：福山的“文明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很流行。到底中国的文明形态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孙皓晖：中国文明向更高形态发展，有两个基本点：

第一，时间会很长。我们这个阶段只能是提出问题，我们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大体相同。当时的西方，是要越过封闭保守的中世纪，重新和希腊罗马对接。当今的我们，是要越过两千余年地平线，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最高峰对接，与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对接。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文明基因在哪里。这需要社会共识，需要很长时间。新文明跨越，最起码还要一两百年。如果做历史类比，我们大体相当于春秋初期，春秋三百多年才进入战国时期，整体五百余年。现在传播速度加快，社会效率高许多，仍然也得一两百年。

第二，我对国家民族满怀信心。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续下来，是有理由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现在已经价值观崩溃，礼崩乐坏，重建是不是过于遥远？

孙皓晖：现在社会还在被动地、缓慢地为多元化培养根基。《大秦帝国》读者主要是年轻人。因为，这部书和他们以前读的历史不一样。他们没有想到，中国还有如此强势如此健康的过去。

司马迁对春秋战国时代的评价很低，认为那是一个利欲熏心、人皆牟利的时代。从表象说，现在也是一个那样的时代，一切既定的价值理念，一切旧的权威，正在以腐朽、没落的方式在消解，像脓疮溃疡一样在从健康的肌肉根基上剥落。经过这个阶段，会进入道德重建，价值重建。战国时代，就是价值观念重建的时代。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那样的时代，如果进入那样的时代，我们的文明跨越就开始了。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一些价值理念是肯定在将来文明体系中存在的？

孙皓晖：中国文明价值根基，与西方有三个不同的根本点：一是“尚一”的价值观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对中国政治文明最高的哲学总结。从大禹治水阶段开始，中国历来反对多头政治。这和专制政权，和思想一元化是两回事。

二是“天下大公”的理念。大公思想，是对政权非常高的要求。某种意义上说，“天下为公”的政治价值观，是中国民族走向自己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历史根基。“天不私覆，地不私载”，中国人有大公理念，就有历史希望。

三是“大同”价值观。中国民族在春秋时代，就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政治社会理想。直到戊戌变法，康有为还以《大同书》为变法思想武器。大同价值观的本质，是追求社会结构的人民性。有此根基，中国就有希望。

中国文明根基中，还有一点自己固有而又与西方相同，但又被中国后世否定的根本财富，就是秦帝国时代的法治社会与法治至上价值观。说中国没有过法治社会，那是完全的胡扯，是闭目塞听，是崇外迷信！中国人的法治社会虽然短暂，但却是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文明历史地位最高。有此根基，我们就有希望。

上述四点，是中国文明根基的原本财富，是我们文明跨越的历史基石。

只要保守迂腐理念被破除，中国人的能量释放出来，一定能诞生比西方更加优秀的民主制度，那将真正进入大创造时代。这个我坚信不移。尽管我还说不出未来社会明确的特征。试想，有哪个国家能在不触动政治的情况下，成功地对经济基础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变，这已经惊世骇俗了。共产党在历史战略上是正确的，现在不触动某些东西，不是不应该触动，而是中国国情和人口素质还不允许。

我们当下能做的，就是重新解读中国文明史，重读的过程，就是重新提出价值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