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基础：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际战略体系构建的出发点，任何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中国也不例外，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是我们国际战略的现实基础。
我们过去认为国家利益仅仅局限于一国国内，认为如果国家利益跨越了国界就是侵略者或霸权主义者，“对中国来说，国家利益的空间范围就是中国本身，绝不能把它伸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这种国家利益不能超越国界的观点是缺乏对国家利益国际性的认识的表现，这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实际上，国家利益的内涵、范畴是动态变化着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内，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规则中，体现在与中国紧密相联的一系列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即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将需要更多地通过国际合作、国际交流来谋取和维护。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地把客观上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作为我们制定国际战略的重要出发点。
在经济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利益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与世界之间互补性极强的贸易、投资、生产等经济活动将我们与世界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在相互提供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还是在经济安全上，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态势表现得十分明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仅泰国、印尼、韩国的国内经济衰退，而且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经济也遭受了冲击，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受影响；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由于中国不善于运用经济规则，使得中国成为反倾销案件的最大受害国，每年的反倾销案件中，约有七分之一是针对中国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经济规则，通过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环境而与我国国家利益紧密相联。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实现已经超越了有形的国界。
在政治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传统上属于一国国内的事务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介入，各国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已经不能在局限于传统的国内利益，更多的要考虑对别国的影响，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利益。不能够像以往那样凭借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任意决定的对外政策，而必须采取共赢博弈的思维方式，从全人类利益关照下的本国利益出发，科学地制定对外战略，灵活地处理国际事务，实现人类社会的共赢和共同发展。
在文化上，人类文化交流方式和手段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一方面将各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贯通和串联起来，汇聚成人类共享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得民族国家对本国文化的管理越来越困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的覆盖区域及文化交流量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大量文化产品的涌入不仅使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多样化，冲击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与信仰，更对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道德体系产生极大的影响。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就会受到挑战，国家的整体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国家间文化战略博弈的客观存在，国家文化利益凸现出来，我们也不能囿于文化利益“国内性”的狭隘理解，而应在世界上大力弘扬和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这才能真正维护和增进中国的文化利益。
二、战略目标：具有世界影响的负责任的大国
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非正常国家”。无论是建国初期我们提出的“一边倒”战略，还是后期的“双反”战略和“一条线，一大片”战略，都是以国际社会的局外人和挑战者的形象出现，即使是在1971年标志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恢复以后，“中国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怀疑并没有立即消除”。 1978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逐步融入国际机制，成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虽然我们已经放弃了国际社会挑战者的角色，但是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的制约，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不是很坚定，在全面对外开放的同时总是表现出消极参与的姿态。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出现了深刻变化，多极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全面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越发体现出国际社会积极参与者的特征，特别是在2001年8月中国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10月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年会，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体系的标志。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整个人类社会日益紧密的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中的大国逐渐形成了一种“负责任的大国观”，这是国际体系由野蛮向文明演进在新时代的继续。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明确宣布要“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这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赞赏。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也应当树立“负责任的大国观”。
当今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作为国际上的“正常国家”，作为地处亚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我们在处理国内事务时，不仅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还应充分关注别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承担起一个大国为人类文明进步应尽的义务，作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负责任的大国。
三、战略方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通过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的行动方式，我们很快摆脱了1989年以后的外交困境。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方针对稳定当时的国内思想起了巨大作用，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历史大变动下的国际事务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认识也应当随着这些变化进行新的理解和把握。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要求我们的国际战略必须与国家实力及国际环境相适应。“养晦”无疑与实力相联，而“韬光”实际上也有适应环境的意思。因此，随着实力的增强，环境的变化，我们的战略应对也要适应这种变化，这才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要旨所在。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虽然不断上升，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还极其有限，主要局限于亚洲地区和裁军、防止核扩散等一些国际领域，在中东、欧洲、非洲、拉美地区以及大部分国际问题上，我们至今还难以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我们要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更主导的作用，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力量积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们也不要过分的贬低自己，放弃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无所作为。“现在，我们国家是树未大而先招风，很多事情你想藏起来，不参与不议论，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们应该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争取发挥主导性作用。例如2001年中国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其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朝鲜核问题上，既不张扬，又有所作为，发挥实质性和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些都是正确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成功案例。中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们有所作为的范围应当更加宽泛，态度应当更加积极主动，“中国不能把规范国际体系的权力拱手让人，而应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的调整、改造，使之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
四、战略定位：和平崛起
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和平崛起是中国必然的战略抉择。由于全球问题的凸现，人类面临诸多共同的危机，而要解决这些危机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已经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而谋求实力增强的零和博弈思维渐渐过时，而代之以共赢博弈模式。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发展只能靠彼此之间的合作而不能够靠对抗来实现，各国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里，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利益，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中国的崛起既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也用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选择。
中国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迈进的历史性转变中。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在世界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处于领先位置，中国不仅是可能崛起，而且是正在崛起。不仅中国自身已具备和平崛起的实力，而且当前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共同利益大大增加，旧的以国际均势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向以相互依存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转变，在这种国际关系体系下，国际局势的稳定性大大增加，中国有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和国际合作空间，这有助于中国抓住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实现国家的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际大战略的基本定位。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定位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也符合亚洲和全球人民的利益。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依靠本国人民的努力，更有赖国际社会的支持。将和平崛起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相联系，这本身就是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战略抉择。
五、战略导向：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构建全球化的国际秩序
首先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争取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已经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有效的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是，我们在国际组织的活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处理重大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影响还比较有限，中国虽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在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保护自己方面还缺少经验，因此而常常成为反倾销的调查对象，在其他国际组织中我们都还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努力争取成为这些组织的“核心国家”，这应该成为我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导向。
其次要参与和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在全球化时代，人类越来越面临着全球问题的挑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全球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通力合作，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中国作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义不容辞地应当参与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以更加主动的态度关注全球问题，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量力而行。通过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加深与别国的关系，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此外，还应拓展外交领域，展开多种形式的国际交往。官方外交是国际交往的主渠道，近些年来，官方交往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出现了电话外交、礼仪外交等新形式。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权衡利弊，积极主动地利用新的外交形式。民间外交是我们的传统，但我们对国际社会新兴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重视不够。由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应当认真的对待和研究他们，注意利用和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对我们友好的，加强联系，展开交往；对我们敌对的，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进行斗争；无政治立场的组织，可以进行沟通，增加双方的了解和信任。
六、战略重点：立足一个中心，运筹三大关系
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运筹空间在亚太区，这应是一个基本的战略判断，应立足这个中心，有所作为。
首先，中国虽有一定的全球利益，但主要地缘政治利益是在亚太地区。在政治上，目前，我们认真解决了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换来了相互信任与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我们与周边大多数国家具有共同的地缘利益，加强相互间的往来，有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在经济上，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6%集中于周边地区，其中53.6%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亚太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依托带。在文化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亚洲文化的重要渊源，对亚太国家产生过辐射效应，尤其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中国有能力有条件也必须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不论是制止地区冲突、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还是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中国的作用都是不可取代的。中国是亚太区辐射力极大的中心市场，区域内各国已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市场形成一定依赖关系，各国在考量其经济及安全战略时，不得不以中国发展方向为重要定位点之一。这种地利为中国提供了在亚洲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生长、发展和壮大的天然有利条件。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加深，影响力已超出地区范围，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亚太国家，对亚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明确表示要作负责任的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在亚洲地区就是大国，对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中国，现在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将亚太地区作为我们的战略立足点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应加强亚太认同，承认并不断重申中国的亚洲性有助于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国际上，我们作为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在各种场合充分表达亚洲的声音，尽可能的代表亚洲。我们要把亚太事务作为国际战略的一个立足点，充分认识到只有以亚太为支撑，把亚太事务处理好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才能成立。
中国不仅是一个亚太区大国，也是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重要国家，在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体系中，中美、中日、中俄关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三大战略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其发展演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也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未来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而中日两国同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日美三边关系上，中日如果只重视发展对美关系而不重视发展相互关系，对两国都非常不利；另外，中俄作为具有相似地缘政治利益的两个大国，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和严重对立，这为两国都提供了一个处理其他关系的巨大战略运筹空间。灵活运筹中美、中日、中俄关系，这不仅是中国谋求亚太利益的前提性因素，也应是整个中国国际战略体系的重点。
注释：
潘石英：《现代战略思考——冷战后的战略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赵全胜：《解读中国外交政策》，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9年版，第105页。
王逸舟：《中国与多边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林利民：《关于中国21世界初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3期。
沈伟烈：《中国未来的地缘战略之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