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上最重要、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历史地评价这场还在持续的改革开放呢？如何清醒地、客观地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及其后果？如何前瞻地、富有远见地提出使中国持续发展、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政治主张？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评价：“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提出了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全面而深刻影响中国长期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两大决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由此，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国民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大大超过过去1000年、180年和50年的经济增长率。在人类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巨型经济体，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这是中国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特征和原因。如果我们从全球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创造的“美利坚奇迹”和20世纪日本和“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经济成就更大，惠及人口更多，影响更深远，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更大。
其次，中国社会变迁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据估计，1000-189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在3.0%-4.4%之间平均每年增加0.001%.1950年时也不过11.2%，1890-1950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0.11%；到1978年时为17.9%1950-1978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0.24%；到2001年时为37.7%1978-2001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0.86%，这一期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3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增加了3亿人，总人口达到4.8亿人，约有2亿人来自人口迁移。
再有，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与世界的融和也大大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这是中国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特征和原因。历史上中国曾经历过多次内部改革，而这次改革却包括了对外开放，这是最大的改革，使中国真正以大国的角色，并与世界各国互动，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家，其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已经超过4%，而在1870年不足2%，1950年不足1%，1978年也不足1%.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世界新增GDP （PPP ，1990年国际美元）的贡献率为15.1%对世界新增商品出口额（美元现价）的贡献率为2.9%，到90年代其贡献率分别增加至26.5%和6.5%.
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明显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已由1980年的5倍缩小为目前（指1998年）的3倍。如果能够持续目前良好的发展势头的话，再用20年的时间（如2020年），中国就能进入强盛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贸易国家，也成为世界最大综合国力强国之一，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千年大变局带来的空前的巨大挑战
然而，市场机制既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也是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化的加速器，它的魔力之大，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一切。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无论是在数量、性质、特点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中国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与改革开放前有了规模性的实质性的不同。
利益主体数量激增：从传统的大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的演化，使家庭数目激增；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转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兴起、港澳台和外资的涌入使企业数目激增。
利益主体多元化：摆脱计划束缚、打破公有经济一统天下后，各类经济实体在规模、资金来源、经营领域、活动范围方面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人们的就业模式和收入来源也愈来愈多元化、灵活化和非正规化。经济多元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多元化，由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到现在可以按照对政治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和职业的不同，分为10个阶层。
利益主体意识增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即个人和经济实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当市场把各类经济和社会实体转化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体时，便割断了它们之间原有的种种伦理关系。
人员流动性空前加大：市场冲决了种种行政藩篱，不仅跨越了县界、省界，而且还跨越了国界，扩大了商品、资本、信息、劳动力流动范围和提高了流动速度，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的人口流动和迁移。
各类经济和社会风险加大：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自由有限，但有绝对安全。市场扩大了个人和经济实体自由选择的空间，但获得自由的代价是不得不独自承担各类风险，如失业、患病、丧偶、养老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让一部分人成为幸运者、强者的天堂，让另一部分人成为不幸者、弱者的地狱。
外来影响加大和信息来源多元化：随着国门的开放，中国对外贸和外资的依赖度逐步加深；人员交往和通讯手段的革命使得各种信息（包括我们不喜欢的信息和虚假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自由度跨越国境流动，人们的生活方式到价值观都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国际因素对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非对称信息占有的严重性增大：市场经济就是信息经济，谁拥有信息，便可赢得市场先机。然而，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例如生产和销售者（尤其是制假售假者）比消费者更了解产品的质量；医生比病人更了解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经济有效。
非对称权力占有的严重性增大：不仅政府与政府官员拥有权力，在经济和社会中占有较多资源的个人和实体也拥有权力。因此，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人之间的平等交易。在等价交换的形式下，实质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安排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资本拥有者是强者，对劳动者实际上操有极大的权力。
分配向非劳动要素倾斜：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服从于行政决定。市场经济要求收入按所谓“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知识等）投入分配，与按劳动投入分配相比，土地、资本、知识等要素回报更高、收益更快。
权力关系向资本占有者倾斜：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所出现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支持资本雇佣劳动和资本管制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和劳动制衡资本。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虽然人数众多，劳动很难取得与资本平等谈判的地位。政治权力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偏爱资本、依靠资本，也因此出现大量与资本勾结、受资本贿赂的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现象。在市场新贵面前，政治权力已难以维持唯我独尊的地位，有时还显得有些自惭形秽。各级政府忙于“招商引资”、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攫取财富，资本大有凌驾权力之上的趋势。
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带来了三重挑战。第一，相当多的人不能适应急剧的社会变革，处于高度迷惘与混乱的状态。
第二，经济和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使我们原有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用。急剧变化的经济基础与变化极为缓慢的上层建筑之间的严重脱节、不协调、不适应恰恰成为产生引发各类普遍性、甚至爆炸性社会问题的根源，如吏治不彰，贪污腐败横行；就业不足，失业问题严重；市场混乱，制假售假屡禁不绝；监管失灵，恶性事故频频发生；环境破坏，生态危机迫在眉睫，等等。
第三，各种市场的、政府的、社会的力量正在加速推动中国沿着三个纬度方向变成一个不断“失衡”、加剧“断裂”的社会。这是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繁荣的、民主的中国的心腹之患。
城市乡村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像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二元经济和社会。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城乡差别比中国更大。在改革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曾一度缩小，广大贫困农民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受益者。然而，从1984年开始，这种差距又开始扩大；到2001年，已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且还在不断扩大。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正在花巨资打造国际一流的超级都市，而农村的很多地方却出现明显的凋敝。其反差之大，令人咋舌。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城乡差别主要是由行政阻隔造成的，但毕竟城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在，在障碍城乡流动的行政壁垒逐步瓦解的同时，市场力量却可能扭断城乡之间的连接，因为从国际市场进口城市需要的食品或其它生产原料往往质量更高、价格更便宜。
东西地区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存在地区差距并不奇怪。但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时存在着北京、上海这样的第一世界，广东、江苏、浙江这样的第二世界，广大中部省份这样的第三世界，以及诸如贵州、西藏等中西部省份这样的第四世界。在这四个“世界”之间，不仅在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且沿海省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远比与内陆省份的联系更密切。
阶层、阶级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如果说在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曾使几乎所有人受益的话，其后的发展趋势发生逆转，越来越象一场“赢家通吃”的游戏。无论是在城乡内部，还是在各地区内部，阶层、阶级差别正在以加速度扩大。在小一部分人享受灯红酒绿、宝马香车的同时，一大批农村居民从未脱贫，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因失业等原因陷入贫困。富人阶层和集团相当部分是由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取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特殊人群组成。知识和文化精英也在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公共财政分配中获得了远高于人口比例的份额。另外，相当一批党政官员与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结成利益相关者，跻身于新贵、新富俱乐部。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仍处于社会底层，相当多数人群被歧视化、边缘化、底层化。他们中一些人不仅相对社会地位滑落了，而且绝对生活水平也下降了。
所谓失衡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包括获得的公共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高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另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包括获得的公共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低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所谓断裂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几大板块（利益集团和阶层）并存，彼此之间不仅缺乏有机联系，又不能互换、交易、妥协。社会中存在差别总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差别是连续的、可交易的，这样的社会尽管会面临种种挑战，但由于能够妥协，既不可能革命，不太可能崩溃。断裂社会则不同，治理这样的社会十分困难。出台对某一板块有利的政策，往往必须以另外的板块为代价。在“零和游戏”里，当事人不愿妥协，局外人也难以协调。更严重的是，上述三种“断裂”中，受伤害的主要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尤其是居住在中西部省份的农民。长期以来，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他们的不满意味着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严重侵蚀。
三重挑战叠加在一起，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有些人把过去十来年说成是“历史最好时期”，甚至有人将这个时期颂扬为“太平盛世”。不过明眼人都十分清楚，我们所处的时代充其量只是“盛世”，却并不“太平”。经济上的繁荣也许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但在日益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在随之呈指数型增加。事实上，过去几年各项对城市居民进行的社会形势问卷调查都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府在一夜之间下台，社会崩溃，在台湾长期执政的国民党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政权，就是断裂社会演变的结果。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断裂社会情形远比他们更为严重。“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易经》），这是中国历史上“安邦治国”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与教训。尽管目前中国还不太可能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我们宁可把困难与挑战估计得严重一点，认识得清楚一点，把应对预案与对策准备得充分一些。这样才能避免被动，立于不败之地。
三、应对重大挑战之道
综上所述，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怪象（Paradoxes ）：一个是“中国怪象”（theChinaparadox ），另一个是“中国政治怪象”（theparadoxofChinesepolitics ）。中国怪象表现为，一方面中国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由度扩大了）；另一方面从上到下都感到中国面临着重重危机（政府的正当性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环境危机）。中国政治怪象表现为，一方面人们抱怨政府太强，管的太多，太死；另一方面人们也有理由抱怨政府太弱，对很多该管的事（如惩治腐败，打击制假贩假，防止灾难性事故，从严执法等）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两个怪象表明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关头，它必须寻求新的思路才能克服当前的危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问题是，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应对之道？谈到应对之道，目前有体制内、体制外两类改革思路。
体制内的思路是指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以“效率优先”为原则，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我们已经在第一节中以大量事实充分肯定了它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历史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局限性、片面性和某些负面作用。这种改革思路十分简单的以为只要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希望高速增长会自动地惠及全体人民，以缓解社会矛盾。不可否认，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争取高速经济增长是完全必要的。但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回应和解决上面提到的三重挑战，也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稳定。究其原因，道理其实很简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要以“效率优先”，牺牲社会公平，往往容忍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以“市场优先”，牺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资本优先”，牺牲劳工利益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外资优先”，牺牲内资利益和国家利益；以“生产优先”，牺牲生态环境效益。虽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实“兼顾”往往就是不顾或者牺牲公平。表现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支出上，就是宁可“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我们原以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会自动地帮助和带动全体人口和全社会富裕起来。但事与愿违，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希望“越富越要快富”，“越富越要暴富”，并想方设法加强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他们中的一部分变成了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占有和迅速扩大远高于其人口比例的各种资源，不断拉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与此同时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化，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化，出现两种不同的极大的反差。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们满意和社会稳定呢？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有不同的模式，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并非所有的高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反之，不公平的增长却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中断经济增长。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joblessgrowth ）、“不公平增长”（unequalgrowth ）和“不可持续增长”（unsustainablegrowth ）。
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政府的优先社会目标。如何实现社会稳定是有不同的思路。最为流行的观点是把社会稳定的“宝”押在经济增长上，这是基于一种未加言明的假设：高速经济增长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它是一种危险的假设。我国经济已经在高位连续增长了二十多年。也许，这种势头还可以继续若干年，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永续增长。被称作“奇迹”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不是例外，美国也不是例外。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美国曾一度信心满满，自认为摆脱了经济周期的束缚，进入了所谓不间断增长的“新经济”（theneweconomy ）。现在看来，只不过是“黄梁一梦”而已。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巨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很容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 ”假设，并在各国历史中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 ”假设正确的证据。最近的例子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体制外的思路则把希望放在三个流行的概念上，即“自由”、“公民社会”和“民主”。强调“自由”的人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无所不管，钳制了人们的自由。他们相信，只要政府撤出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会将社会经济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在此意义上，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因此他们断定，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是让国家“缩水”，实现有限政府。强调“公民社会”的人未必同意自由派有关市场的神话。他们认为，无论是市场经济组织还是政府组织都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他们看到了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如扶弱济困，保护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相信，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有制约国家的潜能，可以使之无法为所欲为。强调“民主”的人并不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势力。坏的不是政府，而是不民主的政府。他们认为一个民主的政府大有可为。因此，他们希望政治改革从推进公民参与政治入手。一旦人们获得了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的权利，中国就可以实现将国家机器民主化的目的。强调“自由”、“公民社会”和“民主”的体制外人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侧重制约公共权威。
面临巨变带来的挑战和应对挑战的不同思路，经过对中外国家制度建设和发展历史经验的理论思考和反复讨论我们得出结论：没有一部有效的国家机器，无论是“自由”、“公民社会”，还是“民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一条具有现实性的新的思路即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这条思路的基本假設是，没有必要的国家制度建设，一个国家难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也不可能为实现现代民主政治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反过来，如果国家制度建设不包含民主的因素，得到加强的国家可能变成任何组织、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怪兽”。这个思路的理论假設来自于对其它国家历史经验的观察：凡是经济持续发展和具有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有坚实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其基础（如欧美国家）；而在缺乏必要国家制度建设的地方，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即使民主化出现，也难免昙花一现。缺乏国家现代制度基础的民主化还可能进一步削弱国家能力，使社会和经济失序（如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印度尼西亚等），甚至有可能导致内乱和无政府状态（如非洲一些国家）。
与广为流行的“增长至上论”和“增长万能论”不同，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本身不可能解决超大规模的、急剧的、多重的转型引发的各种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制约的，只有当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时，社会才能平稳发展。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必然会提出变革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其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国家的政治体制却未能作出相应的重大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日趋尖锐，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民主国家制度建设或重构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当经济结构比较简单时，政府也许可以用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哪怕有最聪明的计划者，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有效运作。这时，引入市场机制势在必行。同样道理，当社会结构比较简单时，政府也许可以用专断的方式管理社会。然而，当社会变得相当多元化时，即使有最无私、最仁慈的领袖，政府也难以有效地调节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时便有必要逐步开放言路、拓宽民众参与决策的渠道。
我们与体制外思路之所以不同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就中国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而言，扩大个人自由、推动公民社会、加快民主进程无疑是必要的，但只能解决其中的某些问题；大量问题是不能以制约公共权威的方式解决的。这只要看看印度、海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实行了40-50年的民主实践就很清楚了。大量经济、社会、政治、法治方面的问题必须要靠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才能解决。实际上，民主制度本身说到底也是一种公共权威，一种国家制度。因此，中国的政治转型应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换句话说，在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将现有国家机器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而且应该大力加强国家制度的薄弱环节，建立一个高效、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更具体地说，我们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要先行一步，因为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否则民主化就可能演化为泛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国家制度建设应当包括民主政治的成分，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在中国建立稳固的、基于法治的民主政治体制。
有序地扩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是建设民主国家制度的必经之路。
在过去两年里，本课题组成员通过分工协作对以下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我们试图确认国家建设的基本要件，并从理论上讨论各项要件的重要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我们认为，任何现代国家都应该具备八项基本职能，它们履行这些职能的程度反映国家能力的强弱。如果一个政府具备履行所有职能的能力，我们便称它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仅能履行其中的某些职能，我们称它为一个低效或低能的政府；而如果一个政府无法履行其中的大部分职能，我们则可以称它为一个失败或无能的政府。
这八项基本国家职能与相应的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制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汲取能力）；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濡化能力）；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监管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能力（统领能力）；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再分配能力）；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纳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
其次，我们讨论了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我们将把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与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政治转型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其结论是：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条件下解决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仅有共产党本身的建设是不够的，必须从加强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入手。不强化国家基本制度则无法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和社会的稳定；没有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基础，草率的民主化可能加剧社会失序，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反过来，没有广大人民大众参与的国家制度建设可能加剧政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危机，也不可能加强国家能力。
再次，我们提出了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思路的双重目的。一方面，我们希望逐步消除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乱象，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民主政治的建设奠定制度基础。为了说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我们用各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自由、法治、民主和社会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最后，我们讨论了如何在中国推进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我们认为，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我们相信，围绕上述三方面进行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们多年的其它一系列挑战，如监管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腐败问题等。
任何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发展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战，为什么有的能够持续成长，走向强盛，而有的停滞不前，走向滞胀，有的中断了成长，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是不同的国家对挑战作出不同的响应。现在中国需要第二代的改革开放思路，即“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更加积极的主动的应对那些不可避免的挑战，加速学习积累知识能力和应变能力，并比较成功的实现连续的、稳定的、协调的经济成长，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国家长期战略研究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