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文章从大战略的角度，对“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战略机遇和条件，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崛起关系到中国的基本走向和未来命运，中国在21世纪初期面临的基本战略机遇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允准性”条件，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
【关键词】和平崛起/战略机遇/强国资格/强国地位/强国形象
【正文】
一
中国“和平崛起”这一概念曾由中国政府领导人数次宣示，在中国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界以及多种中国报刊上曾激发了较热烈的讨论，同时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国内，对于这个概念应当有怎样的内涵，甚至对于它本身是否恰当和可行，存在重要的争论：一部分人主要不满其中的“和平”两字，认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削弱加速自身军事现代化的决心，削弱迎接据信迟早难免的强国之间重大军事冲突的意志；另一些人则主要不满其中的“崛起”两字，担心这将不必要地加剧国外对于中国国力增长的疑惧和警戒，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担心由此助长中国民众中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如此，仍然应该赞成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将它当作中国在今后至少20年或25年(那被中国政府定义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外应有和可有的国家方向或国家基本意图。不仅如此，和平崛起还可以是一个适应新的历史大时期和大需要的对外政策纲领性观念，是按照新的历史大时期中的基本需要塑造精英舆论和公众舆论的一个头等要素，以统帅当前时期各个局部对外问题的处理，使之具有统一的“战略逻辑”和“哲理依据”。
作为一整个历史时期中的国家方向而不是单纯的战略和策略概念，和平崛起在其最起码的、亦即最小程度充足的意义上直接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World Power)，那是一个其直接涵义在任何国际政治学者那里都多少相似的国家目标；第二，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major war)以及强国间经久的冷战对抗。与此同时，和平崛起还在几乎同样最起码的意义上比较间接地意味着第三件事情：中国要争取成为的是可持续的头等强国，而不是先前世界现代史上差不多屡见不鲜的迅速崛起而后迅速跌落的强国。
因此，和平崛起作为国家方向，并不包含它的某些批评者为了批评而读出其中的“绝对和平”含义，即一概排除军事冲突为中国国家政策工具；然而另一方面，和平崛起确实要求避免中国与其他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经久冷战对抗，否则就没有“和平”，也难以甚或无法成为可持续的世界强国，亦即难以甚或无法实现真正的“崛起”。也因此，和平崛起不应当被当作仅仅旨在减小别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的局部性战略/政策宣示，它确实关系到中国的基本走向和未来命运。
显而易见，中国和平崛起这国家方向与带有根本性的未来外部环境界定——“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密切相关。中国在21世纪初期有什么样的基本战略机遇？或者说，以当今和未来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来定义，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政治时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从这样一个时期里的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出发分析和设想。在基本格局中，最重要的是两项事态或趋势：美国将相当经久地拥有显赫的力量优势与其实在和潜在的广泛的局部霸权；从国家规模、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增进趋向上看，中国在21世纪初期后段(特别是它临近终了时)很可能在总体力量上显著强于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实在和潜在强国，目前同美国相比的巨大弱势也很可能大大缩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格局将尤其如此。
由此，中国在21世纪初期面临的基本战略机遇主要是：第一，只要中国坚持除非绝对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长时期对立或大规模冲突的根本国策，连同争取广泛的睦邻关系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处境和战略任务就会变得比在“一超多强”(两层而非三层性的大国格局)下简单得多，更比经典多极格局情况下简单得多，这是一种大有助于集中战略方向和资源、从而保证成功的大战略裨益。第二，美国由于紧迫和较长期的反恐、防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平定”和控制中近东地区等国家战略优先事项，加上它同中国之间较广泛的共同利益，再加上它对与中国冲突或长时间对抗的巨大代价的深切顾虑，很可能长时间地不以中国为标准敌手或主要敌手。第三，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总的长期趋势是美国权势衰减，中国影响增长，以致最后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权势转移”。第四，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发展速度，中国大致可以说是美国以外已经并将继续得益于全球化最多的国家，可以有所防范地“搭全球化之车”来达到中国的基本富强，实现中国的广泛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二
所有上述基本战略机遇显然都属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的“允准性”条件。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主要强国，其兴起的根本原因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中国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具体来说，如果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以持续发展和有着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具有中国特征的民主和法治制度，那就是中国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需的基本创新。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连同众多一旦不谨慎处理关系、就会变得令人头疼的其他邻国。另外，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有多项“安全两难”，而中国在其中作为一个角色的占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东亚地区正面临多项“权势转移”，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正在多方面显著地变动，将产生显著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潜伏紧张和危机。中国如果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处理好这些问题。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颇大意义上也很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经久地和总体上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创新。
在非常基本的意义上，重大的历史性创新关系到在价值观念的层次上对世界史的贡献，在价值观念的层次上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对本国人民的鼓舞力。在现代世界史上，无论是荷兰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崛起为头等强国的过程中都在这方面创新良多，贡献良多。完全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例如19世纪初开始的大众自由民主制创新，没有“威尔逊主义”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经过“四大自由”演说和《大西洋宪章》之类宣言提出并弘扬的基本价值，美国即使有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难以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呈现出的那种世界权势和影响。
三
在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一整个历史时段内，外部环境中的一大障碍或危险是台湾独立。然而到前不久，一项有根本意义的战略必需已经很清楚，亦即为阻止台独，最关键的是通过足以显示(对台湾当局、台湾政界、台湾公众以及美国政府显示)无可置疑的决心的言行真正确立威慑的可信性，即迫不得已时为了、并且只是为了制止或粉碎台独而坚决动武的可信性。局部军事冲突并非与和平崛起两不相容。
台湾问题是能动的：台独危险有时紧迫，有时则并非如此；大力争取中国和平统一(或基本和平地统一)的任务有时相对较远，有时却突出得多地摆在眼前。2004年12月台湾立委选举后台岛内部总的政治形势表明，只要中国大陆保持现有的军事/政治威慑，陈水扁当局在今后几年内通过修宪和公投手段宣告法理台独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可能。在中国大陆的国力和影响迅速增长的大背景和大条件下，这样的变动提供了大陆作出战略调整、以便将促统事业推进一大步的重要机遇。促进实现统一这一最终目标在参与制定战略和策略方面的份量和作用应当显著增长。要在战略目标的这一应有的局部调整前提下，多考虑为了促统需要什么样的和平的“硬手段”和“软手段”，特别是后者。不仅如此，为了促统还需要多考虑应当在哪些基本的政治概念、纲领性口号和相关的法律原则方面作出怎样的调整，连同在何时和分什么样的阶段作出如此的调整。
2004年下半年以来，台湾问题的根本主导权已经很明显和相当经久地转到了中国大陆手中。中国大陆的“柔性攻势”，从邀请国民党派遣副主席江丙坤访问开始，到实现连战登陆，再到实现宋楚瑜登陆，接二连三，声势浩大，其中再三出现引人注目的态势创新、政策主张创新和对台具体措施创新，对台湾民意和公众舆论的积极影响异常强烈。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思想和政策创新非常重要，而这一创新的必要当前大概首先在于：在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而大陆决不能放弃以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为政治对话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怎样作出为争取台湾民心以及争取美国对台疏离确实需要的政策/策略调整。
如何为阻止台独和促进统一，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态度和政策中有利于这根本目的的方面，是中国必须坚持不懈地不断思考和实践的大问题。争取继续保持和推进美国反对台独，依旧是中国对美政策和外交的一项重大任务。与此同时，从中国和平统一(或基本和平地统一)的最终目标出发，需要设想和促进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中美两国间力量差距稳步缩小、中国对美重要性加速增长的总趋势背景下，经过正确和坚决的战略、政策和策略实施，促使美国政府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趋于逐渐不得不接受中国统一。为此，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经久地、无可置疑地表明最强烈的阻独促统决心；然而与此同时，还非常需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逐步作出适当的策略调整和更大的柔性努力。由于种种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台湾政界和台湾公众对美国的态度、政策甚而“眼色”极为看重，极为顾忌，因而对于阻独促统的大目标而言，争取美国态度和政策的逐渐转化可以具有关键性或近乎关键性的意义。
四
与台湾问题相关、但其意义和影响时间远超出台湾问题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中美两国间势必长期的“结构性战略矛盾”。就此而言，近来最有象征意义的动态在于几乎急剧增加和升级的、美国决策者们对中国军事力量加速增长公开表达的关切，它们总体上预示了美国政府对华战略思维和中美政治关系之中的一个长期趋势。中美两国之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甚至潜在地更为强烈，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甚至潜在风暴。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大众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中国由趋于紧迫的经济必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在如此的根本形势中，力量趋于衰减的美国会比冷战结束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一种必要：对华构筑和强化战略性/军事性防范的必要。无论是鉴于国际关系史还是鉴于国际政治常理，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必将(甚或已经在开始)成为美国战略家和新保守派心目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它们认为美国相对而言最可以着力对付的问题。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实现必不可少的军事现代化：这一根本矛盾将在愈益增大的份量上影响或规定中美关系，使之逐步地越来越带有强国之间竞争性关系的首要战略色彩。
与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相比，当前已经远为突出和严重的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战略对立”。中国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持续地增长国力和增进国际影响，与此同时早已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的日本越来越决心要成为政治强国，同时坚持不做认真切实的争取邻国放心的努力。按照国际政治常理，在两个近邻之间发生的这么一种“双强崛起”依其本质就充满动能，充满不确定性和引发不稳定的强大诱因；何况，在中国一方有着深刻和经久的、以日本在半个世纪里持续对华侵略为特征的历史记忆，而在日本一方则有多少淡化和掩饰这番历史的心理需要和政治需要，这就为上述权势动能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动能，使之更加难以控制。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国内都在发生影响甚至决定中日基本关系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变化。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强劲增长，而它针对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日本；日本方面多数公众与他们在1945年往后的半个世纪相比，变得愈益右倾化和民族主义化，其特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广泛和深化的政治厌华情绪和“中国威胁”感。主要以日本政府近两年来顽固地坚执对华强硬政策和在争端问题上不断采取单方面行动为直接原因，中日两国间在相对甚短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重大的政治和战略争端，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在可预见的时期里能够真正解决，相反其中差不多每一个都在近乎不断地恶化。
中日关系中尤为危险的事态，在于中日双方各自怀抱的、关于对方是怎样的国家的根本意象趋于造就根本性的战略疑惧和敌意。多数日本公众正在形成这么一种“中国意象”：一个迅速强大但对日本满怀敌意的中国。多数中国公众正在形成的“日本意象”则比较复杂：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又很可能是严重威胁性的日本，一个中国未来一定要、也很可能能够压倒的日本。复杂性就在于关于日本既崛起又衰落的意象：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的相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虽然中日两国还共有的一种两相类似的意象，即对方是自己最重要的国际经济伙伴之一，但近来的事态也表明，经济互相依赖远不是中日关系的足够可靠的“安全垫”。
与许多历史大动态一样，中国和平崛起是一种或然性或可能性，而不是命定主义(determinism)意义上的必然。在中国的外部环境中，使之不能成为这种必然的因素几乎没有别的，就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战略对立。必须认识到，与过去相比，这两项因素(特别是后一项因素)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至今为止中国(如同美国和日本)还远未形成如何对待这两项因素、以致确有较大把握地避免强国间全面战争和经久冷战对抗的基本答案。说到底，如果始终找不到这种答案，那么中国和平崛起就将面临过不去的“瓶颈”。另一方面，在以足够的战略眼界、信心和耐心努力去寻求以前，就以命定主义的方式高度简单化地设定找不到这样的答案，那么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都是错误的。
五
中国国内的对外政策舆论状况及其演化，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之一。这方面可能的方向是应当予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先前多年里，由于经济力量的发展不足，由于与此相关积极进取的外向型对外政策的自信心和意愿相当有限，也由于来自台湾问题局势以及国内某些社会变迁和心理变化的“刺激”尚未达到相应程度，因而中国趋于成为未来强国的迅速崛起前景并非中国对外政策舆论思想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对外政策舆论方面占显著优势的，大致一直是“韬光养晦”、内部经济发展压倒性优先、有限参与国际体制等甚为温和的对外方略信念，还有某种认为主要应当以妥协和忍耐对待外部刚性制约的羸弱感。
但是，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持续多年的高速成长终于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主要在2004年台湾问题的强烈的形势冲击和心理冲击作用下，加上首先由伊拉克战后局势显示的美国权势显著局部衰减以及中国国内近一两年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迅速崛起的前景，连同有力地以经济资源、外交工具以及(在严格地有选择的极个别场合)军事力量保卫和推进这迅速崛起的意愿，显然已开始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参与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舆论。这大概划时代地展现了伟大和应有的希望，但同时也蕴含着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近一两年的很大部分中国对外政策舆论不能不使人开始关注几项新近兴起的至关重要的广泛意识。第一，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发觉中国有了由多年经济迅速发展造就的相当巨大的经济实力，发觉这一实力是在不少场合可用的对外战略重大国力工具。第二，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发觉需要有积极进取的外向型对外政策，特别是外向型经济战略，以造就或维护外部资源和市场来源以及有关的政治影响，以进一步促进国内发展。第三，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形成了能源安全紧迫感(在某些媒体上甚或可称“能源执迷”)，连同某些舆论那里部分地因此而来的强烈的追求海权意识。第四，中国舆论(至少是相当大部分舆论)多半由于台湾问题，大致突然发觉美国从根本上说主要是战略对手，开始并非朦胧地感到未来颇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第五，如前所述，中国舆论在改行顽固的对华强硬方针和政治“强国化”国家方向的日本面前，相当迅速地倾向于确认中日对抗难以避免，而中国未来一定要压倒、也能够压倒日本。
从很大一部分“精英舆论”来看，对外问题的紧迫感一般似乎已变得远超过发展国内改革的紧迫感；在不少人那里，曾在多年里差不多可以说代表对外政策精英舆论共识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观念似乎已悄然隐退。与此同时，社会转型和经济成长促成“大众民族主义”及其政治影响迅速增长。不仅如此，现在有了属于非官方和半官方媒体的新一代强有力的对外事务“舆论塑造者”，其很大部分驱动力是商业动机和“大众民族主义”。中国对外政策事务的处理由此拥有了某种重要的新力量或新资源，然而政策决定和政策贯彻的复杂性甚至困难也同时相应地增长。
中国人应有何种国际眼界和对外政策舆论的问题，是中国——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变化着的中国——在构建和发展现当代国家和现当代社会的长期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不断提出和不断解答的问题。它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世纪性”问题之一。中国公众和中国“精英”的国际眼界、对外态势和对外心理，仍然处于一个势必长期的构建过程中。这个过程大致由两类因素决定：一类是外在力量、首先是美国和中国的主要邻国(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行为，连同它们对东亚国际政治甚至世界政治采取的基本立场；另一类是中国自己的因素，因为这个过程也是由中国自己决定和构建的。如果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既足够稳妥，又前进得足够迅速，以致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公民教育真正进入一种经久的优良状态，那么中国优良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公众舆论的构建就有了决定性的保障。
六
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的和平崛起努力，甚至崛起本身，需要有一种关于“终极目标”的理论性/历史性标准。或者简单地说，需要明了什么是现当代强国——能够相对经久地维持强国地位的现当代强国。以这一标准衡量，将大有助于明了中国已经具有了哪些强国素质，正在较迅速地接近哪些强国素质，还远远不具备哪些强国素质，从而明了基本的相关努力方向。
上述现当代强国观念可以被分解为强国资格、强国地位和强国形象。就强国资格而言，所谓强国在现当代是区域或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内这样的国家：它在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有较广泛存在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它拥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包括足够的中远程力量投射能力，以致在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在战时则能够或通常能够抗御至少其他两个区域性或世界性强国的联合力量；它一般来说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公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连同足以严重影响其他多个国家的安全的国内问题；它通常与本区域或世界上其他一些强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共同体的成员，不管这个共同体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由此，强国资格一般由特定的实力、利益存在范围、被承认的国际特殊权利和被承认的国际特殊身份构成，而不是像一些人简单地认为的那样，仅由实力(或者至多再加上利益存在范围)构成。至于强国地位，一般而言就是参与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连同有重大国际安全影响的国内问题)的公认的权利地位。它的前提一是拥有强国实力，二是广泛参与区域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特别是国际政治事务，并且在此等事务上与多数其他强国有足够的协调与协作。强国形象则一般由国际社会内全体或大多数国家的三种意象构成：一是关于该国有无强国地位的意象，二是关于该国的行为、尤其是它如何使用强国权利和是否滥用这类权利的意象，三是该国是否履行和是否在足够的程度上履行了它对于国际安全、经济稳定和其他公益理应承担的责任或义务的意象。对于其他强国来说，该国行使强国权利时是否与它们协调的意象特别重要。
现代历史开始以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经久地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另一些国家曾力求成为并且接近了头等强国地位，但终究“中途夭折”，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地崛起为头等强国，但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跌落。如前所述，中国的值得向往的崛起当然只是指第一种类型。就现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经典史例看，此类强国大致都是在其崛起过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项条件的国家：
①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在基本的生产技术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和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基本的国际观方面的创新。②享有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的时代潮流性的变迁、前超级强国和其他若干强国的力量衰落和意志衰减、主要对手的大战略重大错误、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提供的头等的“被邀介入或干预”的机会。③具备本国的“基础设施性”条件，包括足够的国家规模(人口、幅员和自然资源)，总体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相应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裨益，适当的民族性格/政治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强有力和相对高效的国家机器，构建和发展前述两者的国内改革甚或革命。④基本正确的中长期性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传统；充分建设、加强和动员本国的力量资源；做出关键性的战略机遇的正确选择；大体奉行“战略集中原则”，避免敌手过多，避免与敌手的对抗过久过频，得到关键性的盟友，构建关键性的国际体制。⑤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根本较量”。
参照这样的世界史经验，就像以上述现当代强国标准衡量一样，将大有助于明了中国已经具有了哪些强国化条件，正在较迅速地逐步接近哪些强国化条件，还远远欠缺哪些强国化条件，从而明了一系列属于基本方向性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