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国问题”是中国何以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其实质是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百年来中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显示,中国由世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身份向基本受益者身份转化,中国崛起需要将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国际政治文化、世界潮流有力结合起来,东亚秩序与日本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国崛起的重要环境因素,中国崛起的方式逐渐由“革命与战争”为主变为“和平与发展”为主。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崛起与秩序是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位一体,但处在不平衡发展之中。目前世界秩序的特点是“全球霸权,地区均势”,世界秩序的形成快于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与地区崛起具有同步性。面对世界秩序,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维持并发展中美关系,同时也要调动欧洲因素,并注意以地区崛起重塑世界秩序,适当考虑文化崛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关键词: 中国崛起 世界秩序 关系分析 对策
一、崛起与秩序:“中国问题”的实质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断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的深度结合。简单地用“多研究些问题,少研究些主义”以及“多研究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都不能全面把握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的精髓。两种研究都有需求。自基欧汉、科克斯等人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把“问题性”(problematic)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起点以来,主义与问题的深度结合就有了一座理论上的桥梁。[1] 在此影响下,中国学者在微观上研究中国存在着哪些具体问题的同时,也从宏观上判定时代赋予“中国问题”的本质。
那么,在国际关系意义上,“中国问题”是什么呢? 秦亚青教授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大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只有研究好这个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才有自己的学派与独立性。这正如美国问题是护持美国霸权体系,从而催生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英国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催生了英国学派一样。[2] 秦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是当今时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就进入了一个“大融入”的时代。[3] 这个时代涉及中国与世界大国的权力斗争与合作,制度较量与谈判,以及观念冲突与互动。并且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国家建设与文化重构的实质与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围绕这个大问题,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都可以进行理论建构,有希望通过综合与创新最终形成一个中国学派来。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个问题,大概包括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一是为了中国崛起而融入。没有崛起,融入就成了附庸,演化为一种非主体性活动,如何在当前世界秩序下实现中国崛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这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要求”;二是只有融入才能实现崛起,处理不好与国际社会或者世界秩序的关系,崛起就是不可能的,中国崛起必须循着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路径,这是世界对于中国的“要求”。前一方面具有理论上的特殊性,后一个方面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崛起与秩序,从另一个侧面成为“中国问题”的核心话题,也从特殊性与普遍性两个方面,为中国理论建设准备了思路。
冷战之后,中国崛起、世界秩序的研究,一度雨后春笋,“千树万树梨花开”; [4]曾几何时,又起伏不定,“犹抱琵琶半遮面”。究其原因,固然反映了学界对于国际层面上纷至沓来的“中国威胁论”的担心。同时,就国内层面而言,则涉及中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施方式仍然处于某种探索的现实。但是“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大问题”尤其如此。中国要和平发展,有必要追问,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如何去面对变动中的世界秩序?
二、百年来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历史经验
中国崛起的原点在哪里? 中国的重新崛起至少追溯到20世纪初。那个时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以及英俄入侵中国西藏等地,使得中国沦为全面意义上的半殖民地社会, 国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5] 百年来,中国人民通过自身奋斗与国际合作,推动了国际地位的回升,开始了漫长的崛起之路。此进程可以分三个阶段。中华民国的成立到二次大战的爆发可称为第一阶段,二战爆发到冷战结束可谓第二阶段,冷战结束至今可谓第三阶段。中国重新崛起的历史,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中国由世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身份向基本受益者身份转化。世界秩序往往有利于强国,但不一定不顾弱国。中国的衰落自明清时代已始,但鸦片战争是个转折点,到20世纪日俄战争,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与东亚强国的凌辱,陷入了崩溃的边缘。然而,随着世界性帝国主义战争的来临,世界秩序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时机。第一个时机就是一战。大战把欧洲列强拖在了欧洲,而这些列强和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或其他的大国独占中国,因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多极化发展,某种程度上给中国“以夷制夷”外交准备了国际空间。迅速重新崛起中的德国与不断强大的日本想打破美英法主导的多极国际体系,最后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打败。中国由于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而逐渐成长为地区性大国。中国在冷战结束前后的改革开放和入世战略,使得中国获得了20年的经济增长。因此,总的趋势是,百年来的世界秩序某种程度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国际条件。
2.中国崛起需要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国际政治文化、世界潮流有力地结合起来。20世纪初是民族国家体制从欧洲向亚非拉大扩展的时期,这与世界性殖民体系的瓦解同步而行,世界进入了一个民族解放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等先进政党高举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顺应世界潮流,建立了共和国,开启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时代,中国的道路比德国道路、日本道路更接近于世界秩序对于新兴大国的要求。中国上个世纪头10年建立民国,20年代加入国际联盟,三四十年代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四五十年代参与创立联合国,七八十年代参与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联盟, 90年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前支持世界性的反核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体制,等等,都体现了国际政治文化与世界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更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把握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遇,实现了与国际社会与世界秩序的接轨。
3.东亚秩序与日本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国崛起的重要环境因素。作为大国,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息息相关。而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崛起又与地区秩序密不可分。国际关系史表明,世界上大国最集中的地区除了西欧,就是东亚。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从来就是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也是大国兴衰最频繁、最剧烈的地区。20世纪的中国崛起史,其实就是一部中日较量史。在第一阶段,代表东亚发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凡尔赛—华盛顿会议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五强”,日本崛起压过了中国崛起。第二阶段,代表东亚的力量主要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不仅代表了东亚,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亚非拉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其标志性事件包括开罗会议、朝鲜战争、亚非会议、27 届联大、经济成功等等。当然,东亚的崛起,除了表现为中国的政治军事崛起之外,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也是一些亮点。第三阶段,中国与日本都在积极追求崛起。前者的集中点是经济持续成功与国家统一,后者则是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恢复其政治大国的地位。
4. 中国崛起的方式逐渐由“革命与战争”为主变为“和平与发展”为主。在中国崛起的第一阶段,是通过革命(辛亥革命)获得了现代性,通过战争(一次大战)获得了独立与主权。在中国崛起的第二阶段,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成为世界秩序的标志性组织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同时,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进行了一场战后最大规模的有限战争较量,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军事大国与政治大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更加正确,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核时代大国较量的模式变迁以及国际深度相互依赖的现实,中国不容许自己也不需要采取革命与战争的方式进一步推进中国崛起,中国能够超越昔日英美俄日法诸大国战争崛起的逻辑。
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崛起与秩序的新解读
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对一种重要国际现象特别是体现着时代本质的国际现象的全面深入透视,不能离开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维研究,因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赋予了典型性国际现象以多元的属性。由此而论,中国崛起不但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中国实现文化现代化,参与国际政治文化与国际法律体系重构的过程。[6] 而世界秩序也是如此,自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的任何世界秩序都是权力秩序、制度秩序与大国集体认同秩序的三位一体。[7] 因此,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就是如何在权力格局的落实、制度的保持与重构以及世界性意识形态与大国认同体系的建设方面,实现对接的问题。
大国的兴衰,带动了国际权力变迁,带动了国际制度创新,带动了国际文化转换,从而推动世界秩序的兴衰。英国、法国、荷兰等主权国家群体的崛起缔造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拿破仑法国的崛起导致了维也纳秩序的形成,德国统一与崛起使维也纳秩序开始崩溃,凡尔赛体系一半是针对德国的进一步崛起的,而美国的崛起与日本是华盛顿体系形成的标志。雅尔塔秩序则完全是苏美崛起后的秩序。由此看来,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中国崛起体现着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逻辑的历史要求,体现新时代国际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方向,体现中国民族复兴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利益。
世界秩序的内部,权力变迁往往先于制度变迁与认同变迁。世界秩序固然是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位一体,但又有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其中,权力变迁是最活跃的因素,而制度创新与认同变迁有着一定的迟缓性。当权力已出现国际格局变化的强烈特点时,制度创新以及大国认同还要等到相当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也许英国在一战时已经从世界权力的顶峰滑下来了,但美国只是在30年后才最终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创新将权力转换的成果固定下来。目前,虽然从权力形式上是多极体系,但制度结构与大国认同形态仍由霸权国家主导。因此,一些学者认定当前是多极体系并不错,但承认是霸权体系更具有现实性。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未来关系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德英模式,即像德国那样在冲破以英国为主导的旧秩序的战斗中受挫。二是像法美模式,即像法国那样,既对美国的霸权秩序采取了批评以及有距离合作的战略,又不从根本上挑战美国领导权,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分一杯羹。三是像美国那样与英国实现和平式的禅让。固然,这些所谓的模式,包括德英模式、法美模式或者美英模式,都有之前甚至之后的战争与冲突作为铺垫,根本上也是“战争之间的间歇”期间的相对状态。但不影响我们假定其为理想型来研究问题。如果从三者相比较而言,中间模式似乎是一种理性选择。德国模式显然不可能,因为中国无军事实力挑战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模式后来也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中国即使有较快的发展,也没有能力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差一百年(据最近的一个调查分析) 。因此,法美在上个世纪60 年代至今天的世界秩序合作模式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从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维思考来讲,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就是如何从权力上应对美国超强力量,从制度上如何应付美国治下的国际制度体系,从认同上如何应对与重构新时代大国意识形态体系的过程。
四、正在进行时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崛起
世界秩序是相对的,中国崛起也是相对的。冷战结束以后,学界一直在讨论目前处于何种世界秩序之中? 或者处于何种国际格局之中? 有所谓的多极、单极以及过渡期格局的争论。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和现实考察出发做出多样性的考察,无可厚非。然而,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都是社会建构而成,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具有相对性。比如什么是两极体系? 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两极体系的崩溃。但同样多的学者认为,60年代两大阵营内部的分解以及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多极化格局形成的先声。从绝对的意义上讲,两极格局只存活了数年或者10数年。又如“极”的说法,主要是指权力或力量的中心,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一个多元发展的世界上,运用“多极化”研究世界秩序并不全面,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讲的。中国崛起也是一个历史进程,起点易找,终点难定。
目前世界秩序的特点是“全球霸权,地区均势”,换言之,是霸权主导下的多极体系。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推动着大国力量对比循着不均衡- 均衡- 不均衡发展,但只要未超过一定的度,仍将保持该体系的主要特征。通过历史考察,最常见的多极体系模式有以下两种:一是“5∶5∶3∶1. 5∶1. 5”模式。这个数字来自1992年英美日法意五国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规定的主力舰的吨位比例,虽然只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可以借用说明大国实力大致相等的一种模式。这里没有一个超强的国家,英美日任何一国与其他两国的合作都将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另外一种是“8 ∶3 ∶3 ∶3 ∶1”模式。这里我们采取了1850 年英法德美奥五国的工业实力的近似比来形象地说明多极国际体系的另一种实力构成状况。[8]实际上这是一种存在着实力超强国家的多极体系模式。英国尽管可以在实力上超过任何其他两国之和,但显然不能完全操纵国际事务。因为任何后三者甚至两者的联合都足以对英国的霸权政策构成挑战。目前,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战略学家往往想从19世纪的英国国际战略中汲取经验。英国的战略就是均势战略,时而压普,时而压法,时而压俄,总是维持大陆的势力平衡。目前美国的新布什主义,形式上用的是所谓的自由民主与反对全球暴政,但实质上还是过去的势力均衡战略。因此,“全球霸权,地区均势”将是目前世界秩序的一个显著特点。
世界秩序的形成快于中国的崛起。这是由于国际政治中中国的非主导性与后发崛起特点有关。世界秩序与中国崛起虽然都是进行时,但是前者已基本形成,这是因为从综合国力上讲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俄欧日四大力量中心也基本稳定,这种“霸权治下的多极体系”在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不会改变; 从制度体系上讲,联合国、IMF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核不扩散体制》等等仍然是体现全球公共利益与美国意志;从大国认同角度上讲,新的认同体系已初步形成。作者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苏联解体后,虽然从权力格局上讲,美国的超级地位似乎奠定了单一体系的基础,但是,美国缺乏一种把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凝聚起来的一种国际认同体系。从1991年至2001年,世界秩序一直处于“无根状态”。“9 ·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第一次真正地开始把反恐作为国际斗争的主要方向,反恐作为国家利益的首要内容写进了多数大国的外交手册,国际的基本矛盾由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转变成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反恐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新国际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权力的支持,也需要文化积淀,其最终还要从大国认同制度化上加以体现。“9·11”事件之后,联合国达成了一系列的反恐协议,初步奠定了大国认同的基础,但多数是应急而定的,且目标较小,反映出美国反恐斗争的权力运作要求,缺乏全面性与体系性。自去年特别是今年以来,中俄日等各大国加紧国内立法,而且在反恐斗争上也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共识。今年10月联合国一致通过的1566号决议是俄中等国首倡的、凝聚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大国与小国共识的国际法文件,它更加全面周密并更富代表性地实现了国际反恐事业的立法,有力地宣告了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理念与意识形态的诞生。而在这个理念的天空中,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秩序已经跃出了大海的地平线。它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希望所在。”[9]
中国崛起与地区崛起具有同步性。曾经很长一个时期,大国的崛起绝对地依靠自身的强大(当然不排除外交与联盟的力量) ,特别在欧洲处于国际体系中心的那个时代尤其如此。近代欧洲大国兴衰的一个客观前提是,欧洲之外有着大量的殖民地去争夺,大量的异质文化需要同化,欧洲处于国际金字塔的最高端。欧洲大同很难容忍欧洲之外的大陆崛起。美国的崛起,在英国被认为是自身的海外帝国与民主制度的延伸,而在法国看来则是卢梭启蒙运动的实验,是欧洲的一部分。一战的爆发表明,世界资源的稀缺不能再容忍更多的强国崛起,“文明世界”必须有一个“非文明”的世界作为对应。日本崛起的失败再三告诉世人,世界力量重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战之后,大国的崛起往往与地区崛起息息相关,因此,有了欧共体,有了东盟。欧共体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形式上虽然是经济合作,但实质则是以地区为依托加强对全球资源的紧急瓜分。中国要崛起,必须以地区的崛起为依托,而日本的崛起也是如此,我们从石油问题、海洋资源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这是一个地区崛起的时代。而中国崛起必须纳入地区崛起的总框架之中。东亚崛起的时间表也是中国崛起的时间表。
五、中国在崛起中如何面对世界秩序
中国崛起的力量与速度建构着世界秩序,而世界秩序对中国崛起的方式提出要求。中国有必要正视时代的特点要求,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维持并发展中美关系。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崛起之国际基石。这是中国崛起的正面战场。因为世界秩序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治下的多极体系”。从战略理念上要有“三个承认,一个避免”。一是要承认中国的崛起正引起美国的担心,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正常建设,却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一些忧虑。二是要承认美国会采取适当的战略与战术控制中国崛起。美国在世界上大致有15项安全承诺(美国对里约组织的承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国对6个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各种准同盟) ,有5 个与中国有关,即核心安全承诺中的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非核心安全承诺中的美澳联盟、美菲联盟以及美台准联盟。这些联盟可能会在未来的中美东亚战争中会发挥作用。[10] 三是要承认美国有一大部分战略家主张以合作心态对待中国崛起,期望中国继续改革、走和平式崛起道路,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像前苏联在过去那样对美国形成霸权威胁”,相反“最可能的方式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并把部分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这样一种和平式崛起缺少了“大规模的领土征服,中国将只能是一个东亚的地区霸权国家,而不能在整个欧亚大陆称霸”。中国的崛起是不足畏惧的。[11] 这三个承认说明不能总体上否定美国的全球作用,正如美国战略家所言,“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并不否定美国的全球作用,也不否定我赞同的选择性干预战略。如果新兴的超级大国不是顽固地采取敌视态度,美国可以与之开展某种程度的合作。如果它采取了敌视态度,美国仍然可以有选择地向海外进行军事介入,只不过需要强大盟友更多的合作,尤其是从势均力敌的新兴竞争对手的地区邻居那里获得更多的合作。如果正在出现的下一个超级大国咄咄逼人,充满敌意,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到来。”[12]中国崛起最应避免的正是采取这样一种“充满敌意”的战略面貌。
第二,从“天平理念”出发调动欧洲因素。欧亚大陆的两端像一个天平的两侧。美国在维持一种大陆的平衡。大陆一端的安全,影响到另一端的稳定。美国如果不依靠联盟的力量,无力同时影响大陆两端。大陆两端的力量崛起处于平衡的时候,美国也许才能被迫接受。目前所以美国没有全力对付中国崛起,是因为欧洲也在崛起,俄罗斯也在重新崛起,这两者崛起的后果对美国的影响也许更为直接。美国为了更好地对付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放手发动日本的力量,以确保美国对大陆两端影响力的平衡能力。同样道理,美国为了对付俄罗斯的崛起,须继续保持北约的东扩与欧盟的东扩。任何未来遏制中国的行动,不可能离开盟国的支持。因此,中国均势外交是必要的。中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是,必须取得其他地区大国特别是欧盟与俄罗斯的支持。
第三,以地区崛起重塑世界秩序。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又处于和平发展时代,只有把自身崛起与地区崛起结合起来,才有望最大限度地取得世界秩序资源实现国家崛起。如果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出现冲撞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东亚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冲撞。由于美国不喜欢它不在场下的东亚崛起,因此,东亚崛起成了一个难题。台海危机、中日僵局、俄日争端以及美国反对东亚共同体成为东亚崛起的四大难题。在目前这个大国依托地区崛起的时代,“中崛日落”或者“中落日崛”的零和局面,尽可作为一种政治愿望,但在全球以地区为单位对抗的新形势下,加之美国因素的影响,可能性不是很大。当然,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甚至印度的共同崛起,不等于一定是大国合作。关键是区域内合作与斗争要纳入到地区一体化这个大框架中。中日的合作不是无条件的。日本要充分尊重中国“五大国共治”体制的创始地位,充分尊重中国祖国统一的主权愿望,充分尊重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才能共同携手创未来,在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地区崛起中实现共同崛起。
同时,中国要保持崛起的区域性特点。从第二阶段起,中国崛起就具有了全球性意义。忘记了中国崛起的区域性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崛起的前两个时段都与区域性有关。中国崛起的关键不在于世界性,而在于地区性。世界性的矛盾与美国有关,地区性的矛盾与美国、日本有关。看似是中美的问题,实质上是中日关系。中国崛起第一期的重要问题在于满洲问题与山东问题,根本在于中日问题,当时日本崛起压倒了中国崛起;第二期的重要问题在于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根本也在于日本问题,但中国崛起压倒了日本崛起;目前的第三期崛起中,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仍是重要问题,又加上了南海冲突问题与东盟合作问题,其实主要还是中日关系。处理中日关系,仍然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崛起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 ,而不在于世界,尽管它的任何实质性变化都在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世界秩序。
第四,适当重视文化崛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一个大国的崛起,在权力、制度与认同三个维度同时展开,其中权力维度最活跃,认同维度最不活跃。然而,权力崛起也最明显地挑战世界秩序。中国要贯彻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在保持经济军事实力合理增长的同时,可以考虑加大重视在制度特别是文化领域彰显自身贡献。
20年的发展表明,中国要在军事、科技甚至经济(经济结构与人均GDP为主要指标的经济)赶超美国、日本以及欧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能够对世界有较大贡献的领域中,文化最有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如何实现文化崛起,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这需要长期的探索。但目前一项必须做的是,要继续巩固在世界意识形态与大国认同体系重构中的地位。以反恐、反核、和平主义、民主政治、环保等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性意识形态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反恐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有力地维持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中国继续融入并参与世界性意识形态重构,才能为中国崛起营造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项可着手做的事情是,采取文化创新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崛起的晴雨表,其最终解决固然赖于武力的配合,但从崛起与秩序对接的角度看,以“文化中国”的蓝图实现有限的政治化解决,可能会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这需要国际环境、政治行动与历史时机的综合力量,否则就会成为乌托邦。
注释：
[1]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秦亚青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90～193页。
[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5 年第3 期,第165 -176页。
[3]俞正梁、陈志敏、苏长和、郭树勇、王义桅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276 - 281页。
[4]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专著包括夏立平、江西元:《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9月版;熊介:《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潘忠歧:《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郑必坚主编:《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版。
[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第302页;冯元魁:《光绪帝》,吉林文史出版社,第363页。
[6]郭树勇:《全球化时代文化对国家利益的多重意义———兼论文化现代化与中国国家利益》,载《现代国际关系》, 2003年第2期,第36 - 41页。
[7]罗伯特·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载《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5、208页。
[8]参见库钦斯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三联书店, 1995年版,第41页。宋则行、樊亢:《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489页。
[9] 郭树勇:《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载《环球时报》, 2005年1月3日,第15版。
